女人于政治，终究隔膜，张爱玲也不例外；倘有例外，则例外必不属于张爱玲。但政治还是影响了她，而且很深。依我的浅薄，总觉得她的人生与婚姻的种种演绎，大的背景，还是政治。西哲有云，人一出生，就是社会的人。于普通人，说了等于没说，但于张爱玲，说了还就是说准了。因了与胡兰成的关系，她终是躲不过政治的。她曾辩解过。一九四六年小说集《传奇》增订本的序言里，她说，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以后终于很少见她说这样的话了。

胡兰成身在官场，认识张爱玲的时候，他正是《中华日报》的主笔，汪伪政府文化宣传部次长，一九四四年他们结婚，张二十三岁，胡三十八岁，且有了一次老式婚姻的经验，年岁尚小的张爱玲不受政治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而胡兰成，“我在政治上频频闯祸，其实我亦非不顾一切，倒是每次皆把可能的最坏的结果先想过了，知道即使到了那样亦还有余地可以游戏，所以敢断行的。”不过政治终究还是教育了他，后来不知是他的自夸还是自责，他说，“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糊涂。”张爱玲、周训德、范秀美、佘爱珍，原配的还不算，他情债累累，桃花运是够好的了，糊涂一说，总让人有自夸的嫌疑；后来的处境，以及自己的作为，政治上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是如鱼得水的，正如他所说的糊涂，倒像还是有些自责。

张爱玲的深情以及胡兰成的绝情，放在政治的大背景下，总还是有些看头。一九五二年张爱玲背景去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后种种的政治游戏，她躲得其一，躲不过其二，是必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毁了她，政治也救了她。人在政治的旋涡中，个人的力量是非常苍白的。她和胡兰成，婚书上“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八字，无不是对政治的良好期盼，但政治终不能了人心愿。

一九八一年胡死了，一九九五年张死了，死了就完了，连同他们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