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周刊》（中学版）第29期登有程立海同志的大作《“近一百种之多”是何意》，其观点以为“近100种之多”属语法错误，其理由曰：“既然是‘近’，在本句（句指‘高达近100种之多’——文权先生注）中就是‘接近’的意思，即接近100种，就是不满100种，既然是不满，又谈何‘多’呢？”继而又曰：“同样的，‘多’，就是‘多余’‘超过’的意思，与‘近’连用，显然是前后不一的……令人费解而不可思议。”最后建议：“‘近100种之多’的说法应该从我们的文章中消失了！”

文权先生则以为，程大判官在概念含糊不清、引用证据不当的情况下，就私自将“近100种之多”判个死刑，实乃草菅“语”命之举、武断之举。

“近100种之多”所以含冤，关键在于程大判官将它与“近100多种”等同视之了。“近100多种”当然有误，盖“近100”为100差些（例如98），“100多”为100出头之意（例如106），将“近100”与“100多”混合搅拌成“近100多种”，能不混淆视听吗？能不闹出前后矛盾消化不良的毛病吗？爽快点明白点，你要么就“近100种”，要么就“100多种”！

而“近100种之多”就不同了：“近100”仍为100差些（例如98）；“之多”所形容者，“近100”（例如98）这个数非常多也。咱们不妨将“近100种之多”具体说成“98种之多”，就一目了然啦——“98种之多”没有毛病吧？

“98种之多”既无病，“近100种之多”哪来的不可思议？故此，文权先生看后当场改判：“近100种之多”语病罪名不成立，予以当庭释放，并判处程大判官向“近100种之多”同志道歉，且由程大判官赔偿“近100种之多”同志近100元之多的道歉金。

为“近100种之多”洗冤之余，文权先生尚本着国际打破沙锅主义，为大伙揪出本案的真凶——“高达近100种之多”！“近100种之多”本是党的好儿女，守法公民一个，但当它上“高达”的圈套（成为“高达近100种之多”）就犯罪了。盖“高达”与“之多”意思重复，放在一起就扭扭捏捏不伦不类了，解决之道：要么“高达近100种”，要么“近100种之多”，别婆婆妈妈的。

末了，顺便提醒大伙一下：真凶“高达近100种之多”已然落网，但它有个远房表弟，江湖人称“出乎意料之外”，这家伙的隐蔽性与破坏性比他表哥还强出八级，至今仍逍遥法外，为文者不可不防也。

“围”观

小说者，大致可分两类：叙事性与艺术性。叙事者，以讲故事为主、艺术描写手段为辅也，如琼瑶、金庸等前辈的作品；艺术者，首先给人以精神享受，在享受中自然体会故事的来龙去脉矣，如钱钟书的《围城》、沈从文的《边城》——当然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如老舍的《骆驼祥子》、鲁迅的《阿Q正传》。

所谓借故发挥，无故不成说，小说赖以生存的是故事，然而小说仅仅为了告诉咱故事么？金庸哥哥琼瑶姐姐的东西可谓万人迷了，然众人津津乐道的是个中情节，对其写作手法却无从谈起。我们日常接触的小说，包括一些文学理论家认可的“名着”，多属叙事性，其着力向读者讲故事，故事完了，读者只知道个“开端、经过、结果”，无从吸取故事散发的艺术味，就像画中美女——见着却抱不着，此类小说，快读一遍足矣。高明的作品，固然也离不开故事情节，但其意义不在情节，而在于让读者体会到其中的生趣，乃升华至艺术境界，这样的书，韵味层出不穷，多读兼慢读几遍又何妨？

艺术小说之于叙事小说，犹如万绿丛中一点红，呈鹤立鸡群的光景。一位小有名气的“少年作家”甚至大喝：“小说之美在于艺术，故事情节靠边站去。”而论及艺术格调，又有沈从文式的淡雅，有鲁迅式的犀利，有巴金式的柔韧，有茅盾式的刚毅者云云，余认为，小说的最高艺术格调，当属幽默。

盖人是种奇怪的动物，只要两嘴角往上一翘，万事无不好办，所以令人翘嘴角的幽默也就畅通无阻了——《围城》大受欢迎的缘由在此。

《围城》之作者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无锡，自幼贪看《三国演义》、《说唐》、《济公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致近视，或许自小重文轻理，后来在钱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钱自10岁起就对外开放，接触西洋文学，由此来到“三国”以外的天地，那是从读林纾的《林译小说》开始的（钱此前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然觉得呆板无趣）。1929年，19岁的钱考入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后学贯中西、笔耕不辍——钱是一名学者型作家。

既是学者型作家，当然以深厚的文化功底为写作基础。《围城》演绎了主人公方鸿渐“留学”海外，靠一张“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假博士文凭荣归故里（上海），后来与好友赵辛楣等人远赴湘西三闾大学任教，岂知教途失意，一年后经港返沪，另谋出路。小说先后溶入方与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三者的情感纠葛，方最终落入孙柔嘉苦心设计的“围城陷阱”，造成婚姻悲剧。“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内的人想冲出去，婚姻也罢，事业也罢，大抵如是。”纵观《围城》，由头到尾贯穿着智者的幽默。这是一部奇妙之作，妙在它那侃侃而来的冷嘲热讽与趣味横生的比喻，比比皆是，且看：

A、“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

B、“他全无志气，跟上甲板，看他们有说有笑，不容许自己插口，把话压扁了都挤不进去；自觉没趣丢脸，像赶在洋车后面的叫化子，跑了好些路，没讨到手一个小钱，要停下来却又不甘心。”

C、“她不是变心，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会变味。”

D、“孙太太眼睛红肿，眼眶似乎饱和着眼泪，像夏天早晨花瓣上的露水，手指那么轻轻一碰就会掉下来。”

E、“她跟辛楣的长期认识并不会日积月累地成为恋爱，好比冬季每天的气候罢，你没法把今天的温度加在昨天的上面，好等明天积成个和暖的春日。”

F、“大家庭里做媳妇的女人平时吃饭的肚子要小，受气的肚子要大；一有了胎，肚子真大了，那时吃饭的肚子可以放大，受气的肚子可以缩小。这两位奶奶现在的身体像两个吃饱苍蝇的大蜘蛛，都到了显然减少屋子容量的状态，忙得方老太太应接不暇，那两个女佣人也乘机吵着，长过一次工钱。”

G、“同乡一位庸医在本乡真的是‘三世行医，一方尽知’，总算那一方人抵抗力强，没给他祖父父亲医绝了种，把四方剩了三方。”

H、“鸿渐一眼瞧见李先生的大铁箱，衬了狭小的船首，仿佛大鼻子阔嘴生在小脸上，使人起局部大于整体的惊奇，似乎推翻了几何学上的原则。那大箱子能从大船上运下，更是物理学的奇迹。李先生脸上少了那副黑眼镜，两只大白眼睛像剥掉壳的煮熟鸡蛋。”

I、“门口桌子上，一叠饭碗，大碟子里几块半生不熟的肥肉，原是红烧，现在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旁边一碟馒头，远看也像沾了清白的大闺女，全是黑斑点，走近了，这些黑点飞升而消散于周遭的阴暗之中，原来是苍蝇。”

J、“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将来国语文法发展完备，总有一天可以明白地分开‘老的科学家’和‘老科学的家’，或者说：‘科学老家’和‘老科学家’。”

K、“陆子潇这人刻意修饰，头发又油又光，深恐为帽子埋没，与之不共戴天，深冬也光着顶。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

L、“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

M、“高松年身为校长，对学校里三院十系的学问，样样都通——这个‘通’就像‘火车畅通’，‘肠胃通畅’的‘通’，几句门面话从耳朵里进去直通到嘴里出来，一点不在脑子里停留。”

呜呼，从小学起尊敬的老师就教我们“比喻是将一样东东比为另一样东东，要有本体和喻体。”我们也不负师望，在作文中把共产党比为太阳，将老师比作园丁，把父母看成高山大海……但我们没料到的是，原来比喻还可以像钱钟书这般风趣兼深刻、大胆又贴切！钱本人对此曰：“比喻的两方之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愈高。”比喻在钱某人手里，已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形成了艺术小说的独特魅力，这点是诸家望尘莫及的，譬如以上J段，换了鲁迅，可能仅写成“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科学家，辈份很是高的。”再如B段，换成茅盾，可能写至“不容许自己插口”也就鸣金收兵啦——两者虽同样将事实交待清楚，但毕竟削了许多趣味与可读性，就像路边摊的风尘馒头，不敌麦当劳的夹层汉堡也。

走进《围城》，犹如走进了一座奇妙的大观园，令你随时发出会心的微笑或大笑，但，若由此将它理解为喜剧也就欠妥了。事实上，《围城》是一颗糖衣黄莲，它以讽刺、调侃做成可笑外表，内中蕴含的却是人生之大悲大痛大苦楚。能将人生苦楚写得这样洒脱，此何等胸襟也？在钱某人笔下，主人公方鸿渐先是喜欢清纯靓丽的唐晓芙，然而追不上，后来又认识了“千方百计”的同事孙柔嘉，并一步步踏入对方苦心张罗的爱情陷阱，导致不幸婚姻——恋爱、婚姻的双重悲剧，影射着人生的困惑与无奈。在作者笔下，方鸿渐成了无能、落魄兼耍点小聪明的知识分子代表，这无疑是个既可笑又可怜的悲剧人物。

《围城》之笑，是种“含泪的笑”，玩笑之余，让你回味情感、事业及人生的种种酸甜苦辣，应是笑面悲剧。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十六章专章对钱钟书展开探讨，有段话评曰：“这部小说（即《围城》，老权注）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说它最有趣最用心经营，我想大致不会有人翻脸，盖《围城》的艺术手法是美仑美奂的，在它面前，鲁迅的讽刺显得生硬，茅盾的叙述显得呆板，王朔的调侃显得肤浅，至于现时人们津津吹捧的日本村上春树的比喻，那更是小儿麻痹了。阿兰？帕诺伯在《围城》法文版序曰：“《围城》是一篇杰作。其它同时代中国小说所缺，却为该书所有：它形式完整、严谨的结构使各章浑成一体；它气势雄浑，凝重集中，从日常琐事中提炼出了宏伟的画面，铺排成连绵的故事。”孙珺同志亦评：“作为一名具有高度哲学思维的学者，钱钟书进行的小说创作具有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智性和心理优势……”纵然，若说《围城》系最伟大的一部，恐反对者要跳出来“干你娘”——哪个臭鸟说《围城》最伟大啦？“鲁郭茅巴老曹”尚未开口哩，你《围城》出来搅啥混？

嗟夫，反对的理由，不外乎该书缺乏“爱国主义”，反对者云，《围城》写于20世纪40年代初，时中国正进行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而钱某人却偏居一隅，写了这部与抗日主题相去甚远的“资产阶级作品”。小说中的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孙柔嘉等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反抗厌战情绪，实属置国民危机之“大我”于不顾的小人。

为了进一步削掉《围城》“最伟大”的帽子，反对者还列举原书的话，证明钱钟书不够爱国——“开战后第六天日本飞机第一次来投弹，炸坍了火车站，大家才认识战争真打上门来了，就有搬家到乡下避难的人。以后飞机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风度。”“上海租界寓公们为国家担惊受恐够了，现在国家并没有亡，不必做未亡人，所以又照常热闹起来。”“也许因为战事中死人太多了，枉死者没有磨掉的生命都迸作春天的生意。那年春天，气候特别好。”呜呼，诸如此类调侃、讽刺性的句子，真能证明钱某人不爱国么？

马克思同志提示我们，批判事物，其方法可有两种，一曰正批，一曰反讽。相较而言，反讽的难度系数大得多，盖反讽要求作者从侧面、多角度地对事物进行批判，即“以迂为直”，其深度、广度百倍于正批。钱某用“倾城倾国”、“热闹”、“生意”等字眼淡描战争，表面上是一派无所谓的脱离尘世的样子，实则对战争深恶痛绝！个中爱国精神又岂是那些将“小我大我”挂在嘴边的“爱国人士”所能理解的？

诚然，《围城》的主题词是“婚姻”与“知识分子”，与“抗日”挂不上钩，但这妨碍它成为伟大小说了么？难道抗战时期就非得出舍生取义英勇报国的作品？与《围城》同期，中国不乏抗战作品，如纪仇的《意想不到的残暴》，夏衍的《广州在轰炸中》，宇文、济民的《台儿庄血战速写》——然而时至今日，这些以抗战为题材的作品到哪去了？另外，“文革”前后的《东方日出》、《胜利在前》、《思想改造》等等，这些曾被标榜为“时代象征”的作品又溜哪去啦？

可见，真正经典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推敲的，其魅力在于作品本身的艺术气质，而不在作品所反映的时代主题（《西游记》是个极佳说明）。

话又往回说，《围城》是否脱离了时代特征呢？No，《围城》又被称作“新《儒林外史》”，徐启华曰：“《围城》对黑暗腐朽事物的揭露，对某些知识分子身上千百年封建社会沉淀的陋习，小资产阶级的空虚、懦弱的精神状态的挖掘，可以给人这样的感受：‘中国社会亟待革命’……”哦，原来当时的社会除了八格牙鲁的日本鬼，还有这么一群落魄的书生。

部分评论者认为，若《阿Q正传》宣布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子夜》宣布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梦想的破产；《围城》则宣布了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的失败。

综上，余以为《围城》是近代文学百花园中开出的一朵妙趣横生、精彩夺目的奇葩。我们的语文课本不应只提“鲁郭茅巴老曹”而忽略那个叫钱钟书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