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我中专毕业，开始混迹于广州各人才市场，不自量力地与大专生、本科生们较劲，日子遂程式化起来：散发简历——等回音——面试——落聘，再散发简历——再等回音——再次面试——再次落聘……如此屡败屡战，好歹在一家电子厂谋得一份会计助理的差事（无兴趣使然，老权的会计知识特烂，毕业后如数还给老师了，当时能捞到助理已是祖上显灵）。

老权于广州待业期间（据马克思的说法，社会主义没有失业，只有待业），得到初中好友建鑫关照（这家伙初中毕业后跑到昆明去念什么铁路机械学校，完了分配到广州火车站工作）。其时无产阶级的老权穷困潦倒、举步维艰，幸而工薪阶级的老鑫伸出他那伟大的共产主义援手，物资上、精神上均予以热烈支持，使老权在他那好吃好住，难关得度也……几年后，老鑫在大城市安家落户矣，身在家乡的老权却寻思着，那家伙几时有回？到时定要狠狠地——请他一餐！

2000年7月，在外混沌近一年的我回到家乡（普宁市）喘息。两个月后，家乡政府大发慈悲，把我们这些非师范类的大中专毕业生通过考试安排到教育线，我们在正式踏上工作岗位前须到普宁师范学校接受为期约半年的培训。

在普宁师范，俺们系以教师的身份带薪参加培训，俺们的学习期较短，且注定毕不了业——只拿个结业证书，这点有别于正规师范生，故俺们被唤作“非师类”，俗称“非人类”。然而在那里，俺们的日常学习与宿舍生活跟正规师范生无异，也接受全日制半封闭式管理，也摸黑揉眼出早操，也敲盆打碗蹭饭吃，老权索性将此间也纳入“上学时代”啦。

普师半年是相当自在的半年。首先，工资虽仅有600多块大洋，毕竟可以独立了——比起那些隔三差五就要回家向爹妈要钱的正规军，我们这支杂牌军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暗地里还钻进被窝偷笑哩。其次，我们这批老油条年龄偏大（有的竟与教师相仿），来上课的教师表面上是我们的老师，实则与我们打成一片，与吾等称兄道弟，教学上对我们“大龄从宽”，“讲台上站的是老师，讲台下坐的也是老师”之优越性实在要得。我们甚至希望永远呆在此处，有得吃喝有得玩乐又不必工作，这不是共产主义是啥？

然而这期间我“惹”了三起不大不小的事端。

其一，我的文学兴趣复苏，我下意识地阅读文学作品。经同学推荐，我有幸看到台湾作家柏杨的一些杂文，吸取了柏杨一些民主、激进的思想，对其文风更佩服得五体投地，遂模仿柏杨笔法，写了一篇痛批学校弊病的《普师十八怪》，投往校长信箱，几天后校主任找我谈话，称该文已被领导层复印、传阅，又对我文中列举的18条普宁师范的怪现状逐一解释说明，意在从理论上逃避职责……但此后的几个月里，普师在卫生环境、饭堂及宿舍条件、教职工行事作风等方面均有改良。

其二，吾等“非人类”的工资系由市财政拨出经普宁师范学校转发的，应从2000年10月起领，但到了12月，吾辈银两仍无着落，切切然问及校方，答曰“上头还未拨下来”，而后却有知情同学透露：“一个月前就拨到学校了。”就在吾辈忿然之际，我写了一纸意见书，质疑校方为何按住200多学员的工资不发？然后自校长室窗户投入，我记得那天是星期五——结果出乎意料地快，两天后，即次周一我们200多号人马都领到10、11、12三个月的工资！究其原因，想是意见书中“是否要等到学生暴动才发工资？”这句话起了作用。

其三，快结业了，学校安排各班照集体相留念，照后才向大家收费：每人15元。伟立、少河、伟槟、海斌、朝南、灿林……俺们宿舍众成员一听，高见又来了——一张十来寸的相片要价15块大洋？你他妈土匪强盗嘛！耍猫腻嘛！于是乎，少河老弟当场就把手机递给我这“理事长”，我拨通照片上相馆留下来的广告电话，假言俺们某某大学某毕业班的全体学生想照个相，问最低收费多少？一来二去，对方给俺们的价钱是8元！挂了电话，俺们不禁要问：学校多收每人7块的大洋哪去啦？？俺们下的结论是：要么校方吃了相馆回扣，要么校方趁火打劫！于是乎，一场由俺们宿舍发起的联名上书活动拉开了，200多个签名、200多个矛头直接指向学校领导层！鉴于事体严重，校长、主任等在第一时间会齐全体“非师类”学生，召开了一个“友情沟通会”，会上领导轮番上阵，曰“一场误会”，曰“确实没多收”，曰“我们也被骗了”……然而越解释就越显得他们卑鄙虚伪！盖以脏手抹脸，能不越抹越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