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常曰：往事如烟。盖时间这神通广大的老者能带走人们太多的东西，包括容颜、幼稚、健康、高兴、痛苦……亦包括他老人家自己。昨天还是你的东西，今日在他人手里；今日的腰包还很大很大，明天已化得很小，乃至无踪无影；昨天怒目相向的冤家，今日俨然成了互拍肩膀的朋友；今朝劝君更进一杯酒，明朝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切的一切，都不似观音娘娘般青春永驻；一切的一切，都宛若过眼云烟片刻消——然而这一切，毕竟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过的一切。也许是生活给予我们的太丰富了，又或许我们的脑容量有限，以致新生活频频光临的同时，我们须不断摒弃旧生活给我们的印象。但，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一些事弥留在你脑海深处，不时激活你追忆的程序，开启你感动的匣子……往事并非如烟。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粤东山区。主角是外婆、爸爸、妈妈、我。

我爸妈从相识到结婚的情形，跟张艺谋导的《我的父亲母亲》类似，父亲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于1970年在自己家乡任民办教师，73年考上师范，75年毕业，成为一名正式的人民教师，两年后的1977年便调到母亲所在的乡村小学教书。那年，他28岁。

当时，我未来舅舅是村里的民兵营长，与父亲谈得来，常上校园溜达，这一来二去，父亲便认识了舅舅的妹妹——即我未来的母亲，而舅舅好像也有凑合他俩的意思。

母亲年仅19岁，却已是当地一名正式职工（我外公系当地“剃”艺高超的理发师，兴许出于偏爱，没把职工的位子承给舅舅而承给了母亲；过后兴许觉得过意不去，又将那一身“顶上功夫”传给了舅舅，舅舅自不干民兵营长后顺理成章地挑起了理发师的担子，至今都未放下呢），说起职工，在当时确是光荣无比兼无比光荣的身份，较起国家干部都不显逊色；于当时的计划体制下，职工便是骨干、是生力军无疑。再加上母亲长得青春秀气，托媒前往求婚的便不时有之了，求婚者中，有个广州的富家子弟，然而外公不中意，说什么外头太远容易被骗嫁出去就看不到了……后来几经磋商筛选，终由外婆一锤定音：“我看就那个教书的吧，职业稳定人又稳重，不会跑的！”

就这样，在父亲29岁、母亲20岁的1978年，他们结婚了。爷爷奶奶方面，东拼西凑了“数额巨大”的250元，作为送给女方的聘礼；外公外婆方面，买了一只一百多元的上海手表，作为女儿的嫁妆——至今仍珍藏着；至于亲戚朋友方面，则送了脸盆、铝锅、镜子、热水瓶等等，五花八门。

二

“文革”后几年结婚的人都知道，喜结良缘并非什么特别可乐的事情，因为喝过喜酒，不管有醉没醉，大家都要赶赴第一线去应付贫穷窘迫的生活：粮票、油票、猪肉票……承蒙计划经济的笼罩，国家早为你安排下一切，包括你住的低矮瓦房，你穿的的确良，你那缝了又缝的拖鞋，你那永远也填不满的胃。当时父亲的工资也就三二十块吧，作为职工的母亲，也应管区的分配，承包起三亩责任茶园，而为了补贴家用，父母又在屋旁搭建猪圈，养起一大群猪来。

“不重读书重生产”，这是当时自上而下的不良社会风气，母亲和许许多多的中国劳动人民一样，小学没念完即投身所谓的革命大生产中去，这也促使她成了里里外外的“一把手”，无论管茶、种菜，还是养猪、干家务事（妈妈炒菜又快又好），母亲都完成得相当出色——诚然，也相当劳累。而父亲一放学就往家里赶，忙着分担农活、家务活，有时遇上采茶时节，母亲一个人忙不过，父亲唯有请假回来了。

我的家乡广东普宁华侨农场产茶，印象中管理茶园是件相当辛苦的差事，须起早摸黑，喷药、锄草、导渠灌水、采摘收割、骑车运载，等等，尤其夏天，在烈日暴晒下，有时人会中暑，眼前一黑，便暂失去知觉（潮汕话叫“乌暗晕”），等十余秒后，眼前渐明，则人又毅然扛起锄头背起茶篮。如今看来，那时的父母其实是拿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去换取低得不能再低的酬劳！然而不这样又能怎样？每当人踏着月色回到家中，由于腹中空无一物，粥且未煮（其时米少，难得煮饭），只好先冲红糖水或白糖水充饥解渴。此时仍未得歇，父母两人须一人厨房做菜一人调料喂猪……待到洗漱完毕，整个人早已身心俱乏，倒头便睡，哪有现在人们泡茶聊天看电视的闲情逸致（其时黑白电视机尚无）？若一定要说那时的社会有什么“优势”的话，便是不曾兴起“减肥”与“失眠”这两个现在人们极端讨厌的词——父亲说他那时一餐能吃下八碗粥，我至今仍感到不可思议。

我在1979年农历十月的某个中午呱呱坠地（本应算国历的12月，但国人有个习惯：不喜欢与国际接轨），由于母亲姓杨，外婆欲给我取名“杨文广”，当时我没怎么发表意见，倒是老爸坚决抵制，所以没叫成——这也是我不会武术的原因吧。

若从为家庭分忧的角度出发，那么我不是一个好孩子。我小时很爱玩耍，属于外出至听着父母呼唤声才舍得回家的那种。还记得一个大热天中午，爸爸到学校上班去了，我见别的小朋友手里都有一只或几只大黑知了，“B——B”地叫个不停，叫得我心头痒，于是极不懂事的我嚷醒了正在午休的妈妈（上午、下午均须采茶），不停闹着说我要树上的知了，困惫的妈妈不得已，只好从铺着草席的地板起身，取下屋檐那根晾衣服用的长竹竿，在竿的一头接上铁线圈，然后沿线圈系一个塑料袋，做成了网兜，妈妈戴上草帽，径直来到屋外数十米远的一棵寄满知了的苦楝树下，只见她身手敏捷，在树下那么东扑西扣三五分钟，即捕获十多只会叫或不会叫的大黑知了，而在一旁将知了从网兜抓出、装入废牛奶罐的我，不觉自心底惊叹：母亲好伟大！

三

在中国，没有经过祖辈人领导的孩子属“另类”，饱尝艰辛的爷爷奶奶忙于统领他们辖下的大家族，而不幸的外公又在我牙牙学语之时早故（此乃吾人生一大憾事！其时吾常于地板上趴跳，生猛抖擞，外公宠而称之“眼镜蛇”……），所以伟大的外婆充当了我儿时的“领导人”。她疼我之至，就连我流的鼻涕她也不忍用纸或手帕擦，而是不嫌恶心地用自己的口吸了吐掉，我今天无鼻炎症状，大概有她一份功劳在焉。她常常带我周围溜达，买糖给我吃，使我个人提前过上丰衣足食的“小康”日子。

她还是位“神仙经纪人”，本事大极，她把大圣的塑像“请”到自家阁楼上，说也奇怪，邻里乡亲谁若感到不够平安、不够吉祥、欠缺点安全感的话，准会拜访外婆，由外婆领着上阁参拜：只要外婆点燃香火，奉上乡亲带来的孝敬大圣的礼金或点心，在一旁念起她自己才清楚的咒语，或画起她本身方晓得的灵符（外婆没念过书，日常并不会写字，然以毛笔画符时如有神助，其行书水平不亚于书法家），信徒即可心神安定，不再惊心动魄——想必这是宗教唯一的正面功能了，比阿Q同志的精神胜利法更为高级（盖阿Q精神纯建立在幻想之上，并无礼金点心等作坚实的物质基础），至于中药西医，恐无此疗神功效。信徒离去了，但东西无一例外留下（若带走怕大圣恼羞成怒进行报复），作为“经纪人”的外婆，自然成了这些礼金、点心的受惠者。对此，外婆曾自豪地对我说：“别人老了都不中用，外婆我却老当益壮，仍能赚钱。”——小小的我不晓迷信之道，却懂得点心的味道……我写此文时（2005年），逢外婆逝世10周年，想她若能看着她的“眼镜蛇”外孙上班了、娶妻了、生子了，定会欣喜不已的。

外婆大人有个美丽的名字：素婵。

四

人生到了该上幼儿园的阶段，幼稚的我坚决不上，因为我知道一进那栅栏门子，即要“享受”大半天的合法禁闭，对此我是无福消受的。我喜欢畅游大自然，喜欢在大自然中体会真理——父母在采茶时间只好将我带上。烈日下，他们用锄头、枝棍、塑料布在园边为我撑起一片“天篷”，不懂事的“天篷元帅”于茶园上上下下玩得不亦乐乎，“元帅”的父母却于一边汗滴茶下土……如今想来，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此外，每当父亲要上班，而家务农务繁忙、母亲无暇顾及我时，父亲常将我扶上那辆重量级的凤凰自行车，载我前往他所任教的学校玩耍——说是玩耍，其实是人生地不熟，我怕把自己给走丢了，便整天抱着爸爸的大腿不放，他走到哪我便跟到哪，在课堂上亦不例外，以致爸爸的学生常逗我玩，也不知会否因此掉了功课？

印象中还有一件令我内疚的事：一次管区集会开罢，干部们分享着潮汕特产：花生糖，末了竟吃不消余下了几两，其时我正在附近耍玩，当中一名干部就把那几两糖给了我，我随即大摇大摆地招来周围的小朋友共同享用……回家后我得意洋洋地向父母亲诉说着当天的意外收获，刚卸下茶筐的被太阳晒得皮肤发红的父亲听了，随口说了一句极为平常却又令我感触颇深的话：“哎，不懂拿些回来让大人吃。”——二十年后的今天，莫说几两糖，纵是几十斤几百斤我们也购得上了，然而年过半百的爸爸，胃口已不复从前，此时代进步哉？人生无奈哉？

人生多彩多姿，人生也相当辛劳，二十年前，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天时与地利皆溃乏之至，但当时的人们凭靠质朴的“人和”，大伙相扶相衬，日子过得辛劳但也多彩；倒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天时与地利日趋成熟，“人和”却难觅踪迹了，多的是冷面相向、相互猜忌乃至斗角勾心，活着不再紧勒腰带，但同时不那么多彩多姿了。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我们不必再到别人家踮着脚跟看电视了，因为自家买了台黑白“飞利浦”，再往后，家里又多了收音机、缝纫机、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