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勇者之所以敢死，是因为他将自己置于家族之中。把自己置于家族之中，这是一般的层次。

当生理学意义上的父系事实得以承认，一种非常令人激动的感觉就进入了父亲的意识中，这种意识最早导致了父系社会的产生，最终让父亲认识到孩子是他的“种子”，父亲对于孩子的情感便由两个原因而变得非常强烈：

一是对权力的喜爱，其二是希望自己在死后生命能因孩子得以延续。

一个人看到自己造就了他的后代，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造就他自身。孩子们的生命实际上就是自己生命的延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单个人的宏伟抱负不会在坟墓中宣告终结，而是能够由于后代们的存在，使他的事业得以延续并不断发展。这将是一件激动人心和令人欣慰不已的事情。阿伯拉罕被告知，他的子嗣们将占据加南的时候，他是何等地心满意足！这种事情，即使是最一般的人，也都多多少少地能体会到。儿子，是我的儿子，占据了加南。无论是谁说这样的话，人们都能感觉到甚至比他自己占据了加南更值得自豪。

正因为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大多数人总是有些私心的，只是程度不同、反映的形式不同罢了。但在一个方面，即在对待自己儿女，人表现出令鬼神也惊诧的无私奉献精神，而且又是这么同一。几乎所有人——无论是善人还是恶人，是自私透顶的人还是稍有些私心的人——都有这样的表现！他们愿为自己的子嗣家族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再把视野拓宽一点，看看动物界，就是最私我的虎也总能对“儿女”无私奉献，这就是一种家族观念在起作用。

当我第一次抱着自己的小男孩时，我将他举在自己的面前，仔细地端详，后来禁不住泪流满面。我甚至大声喊声起来：我不会死了，我不会死了！旁边的人还以为我疯了。

我是经历过几次死亡威胁的人，一次险些丧身在车轮下，一次从十多米高的脚手架上跌下来晕死三天三夜。这些遭遇使我对死有很深刻的印象，曾经进行过严肃的思考，当我看到儿子，看到自己的儿子时，我感到是看到了自己生命的延续，看到了自己生命的不朽有了一个保证。因此我喊起来：我不会死了！

家族观念之所以有力量，就因为他能让家族成员相信自己永存。这种个人永存的信念是建立在扩大了的生命观上；即家族中便有“我”，只要家族存在，“我”便不死。因为家族存在，我反正不死，有了这样的生命观：

一方面就敢于去正视死，当死神临面之时，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恶敌，都能泰然处之；另方面，还敢于藐视死，当家族的存在受到威胁时，敢于挺身而出，不惜一死。

4、

当勇者将自己置于民族之中时，他的勇便又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民族观念使他相信整个民族中便有“我”，只要整个民族存在，“我便不死”。

于是，这种对死的正视，就更有价值，也更有意义。他在自己的整个民族中都看到自己生命的影子，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力是这么强大，这么持久。在这强大、持久的生命面前，他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并由此生长出一种重民族轻个人的想法，这种想法使他为民族的利益去死时，能够做到从从容容；使他面对任何死亡威胁时，也能做到沉着、冷静。

这种民族生命观所产生的特殊勇气只要不动摇，就可以藐视死亡，达到视死如归的境地。

出生在希波战争取得完全胜利、成长在伯里克利盛世的苏格拉底，以一种对哲学的崭新理解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纪元，通过他的教诲产生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产生了犬儒派等新学派，并通过他们一直影响到希腊与罗马时代。

这位最智慧的苏格拉底以雅典城邦的“牛虻”自居，就是要像牛虻叮牛一样鞭策着雅典的前进。他把哲学活动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规劝人们追求和认识美德。

当苏格拉底看到雅典德尔斐神庙金顶上刻着的“认识你自己”的格言后，顿生灵感。他说，这才是人生的至理名言，才是哲学的最高任务。苏格拉底完全相信人的命运是崇高的，他打破了旧哲学所设置的框框和禁区，他把人的理性及其对自由的追求看做是人的最高存在价值。

这位“街头演说家”也是全雅典最着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讥讽旧习，抨击时弊，对那些自我标榜为社会支柱的政客们的揭露尤其不遗余力。最后政府嫉恨之余，终以“煽动罪”、“败坏道德罪”逮捕了苏格拉底。

不过可以肯定，年轻人是很喜爱这位老人的。新思想的魔力，吸引年轻人簇拥到了他的身旁。不过，他们的家长则担心他们是在学习革命学说。此外，他的一个性情鲁莽、反复无常的学生亚里西比亚德斯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投敌叛变了。这并不是苏格拉底的过错，然而因吃了败仗而悔恨交加的雅典人却要竭力寻找夫罪羊。

苏格拉底受到了501人的陪审团的审讯，在法庭上，这位雄辩的哲学家仍是口若悬河，向审判他的法官们宣传他的主张。他说：

“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利。”

“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

“人只要具有自己的道德和信念，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妻室和家庭，也会成功。”

多么精彩的辩护！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被告是在错误的时间阐述了错误的论断，那些审判他的法官们并没有理会苏格拉底，因为他们深信除掉苏格拉底，就是除掉一个最危险的敌人。法庭最后以多数票宣判了苏格拉底的死刑。

也许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想到他真的会死，因为他有法律权利，可以要求从轻处置，并可要求重新进行投票表决。假如他依照惯例低声下气、痛哭流涕地苦苦哀求，有许多位陪审员肯定会改变他们的态度，但他却表现得无所谓。

在临刑前的一段日子里，他的弟子们来监狱看望他，怂恿他越狱逃跑。他却说：“我的信仰中有一条就是法律的权威。我常给你们说，一个好的公民就要遵守本市的法律。既然雅典的法律判处我死刑，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作为一个好公民，我必须去死。”

他的朋友为他焦虑不安，认为他实在有些强词夺理。于是他们争辩说：“这岂不是把逻辑扯得太远了吗？”然而，老人依然固执己见。

柏拉图在他的对话体《斐多篇》一书中，曾经描述过苏格拉底在人世上最后一夜的情形：

像往常的大多数夜晚一样，那天夜晚苏格拉底和青年朋友们一起讨论哲学问题。讨论的主题是：人死之后还有生命吗？苏格拉底倾向于认为有，但不作定论，而是认真听取并思考持不同观点的学生们的反对意见。一直到最后，苏格拉底始终都控制着自己的理智，不让感情影响思考。虽然有几个小时他就要与人世诀别了，他依然平静地与学生们讨论着来生转世的机会。

有一位弟子劝他在临死前换下那件破旧的长袍，他坚持不肯，说：“我生前即穿着这件破旧的衣服，难道穿着它，死后不能见上帝吗？”

他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在一旁痛哭流泪的朋友说：“我还欠神医一只公鸡，请别忘记还给他。”

临终前，苏格拉底没有丝毫的激愤、畏惧或是悲哀，而是依旧用他智慧的语调诚挚地奉劝着一切，同朋友们讨论哲学问题；在时间到来时，他安详地喝下了毒酒，用自己的生命和哲学报答了祖国城邦。

苏格拉底为他的祖国追求善的理想，而他的祖国则用死刑酬答了他的贡献，成全了他的哲学。苏格拉底认为城邦的法律是公民们一致制定的协议，应该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只有遵守法律，才能使人民同心协力，使城邦强大无比，严守法律是人民幸福、城邦强大的根本保证，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欣然受死，毫无疑问：他的价值远远高于个人的生命。一个城邦的理想状态必须是人人从内心守法的状态，这既是苏格拉底一生的理想和信仰，也是他最后慷慨以身殉法的内在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又应该是位民族英雄。他将自己的生命同整个民族的利益联系起来考虑，在自己的整个民族中看到自己生命的影子，于是他无比地热爱他的雅典城邦，不容许最神圣的理想有丝毫的被亵渎。

苏格拉底毅然选择死亡。他并非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他只是更注重自己的灵魂，注重他的灵魂寄托的城邦。也许有人会笑他天真、顽固、执迷不悟，但只要是真正洞察他内心世界的人，就会为他的勇气与对城邦的忠诚所折服。

柏拉图用令人难忘的语言描述了苏格拉底死去的情景：

“我们的朋友就这样完了。他是我们所了解的所有人中最慈善、最正直、最有学识的人。”

这位老哲学家死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的思想比以前传播得更加广泛了。哲学也由此从自然转向了人，转向了对人自身的发掘，转向了对人自我意识的肯定。所有的希腊以及后来的罗马兴办的有名气的哲学学校都奉苏格拉底为鼻祖。柏拉图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又是柏拉图的门生，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苏格拉底的遗产之中。

苏格拉底将自己置身于国家、人民中，他做的一切都是自己信仰和坚持的，所以他能够藐视死亡，在自己信仰和坚持的事业中看到自己生命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