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求顺观是一种在利己中利人的观点，在境界上，比求半观高出一个层次。作为一种有人情味的在利己中利人的生存观，求顺观认为：当一个人能顺其自然、顺其社会、顺其自身时，触处皆可自悟，随遇皆有幸福。

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再加一句：顺乎自然之规律，适乎个人之人格。这些，便是求顺观全部的内容。能适乎个人之人格而又合乎人群之需要的人，于是便单纯、善良、豁达，便无虚伪、无固执、无恶念，人到此境，则通体是求顺的智慧，生活充实而充满愉悦。

离我家只有几步之遥的一位老前辈，便是求顺智的最好范例。他从二十年代开始写小说，到解放时，早已是名扬四海、着作等身，甚至入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解放后，他感到自己有些“跟不上趟”，竟能顺其自然，毅然放下写作热情，去研究什么服装史？他“文革”时下放农村劳动，一个以近古稀之年、饮誉中外的学者被赶到荒郊野岭中去劳作，给人自然是苦凄凄的感受，而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却很认真地写道：

“乡下极美，极有情致……猪很蠢，老远喝一声，拔腿就跑，牛却狡猾，你不到跟前它就不停地吃，你上前赶它，跑几步它又停下来吃，一面眼鼓鼓地望着你。”我读着前辈的信，想到陶渊明的诗：“种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

呜呼！原来世间的智叟，都是这般能顺其自然，享受内心的快乐。我惊叹老人解放初的毅然“改行”，更惊叹老人日月般的情致。1982年，我有幸在大学与他相见，作为学生的我当时问起这事，他淡然一笑，只说了四个字：“跟不上趟”。我当时并不是很明白。后来“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沈从文文集》，我有幸读了老人的《烛虚》，这才明了一些。老人在这篇文章中写到：

“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

当一个人能顺其自然、顺其社会、顺其自身时，触处皆可自悟，随遇皆有幸福。无独有偶，比我这位最值得尊敬的家乡老人早一千多年的另一位诗人苏东坡，做得更是让人举目会意，心里久笑。他深夜归家，已是倦意非常，敲门却无回应，他非但不急不恼，反而心灵忽闪，顺手拎出首《临江仙》来：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

能不强调自己的心境而顺乎自然如此，真让世人动心！既然无人来开门，依然空灵自在；身后的江水滔滔之声，适时涌之。屏声静气，终是听出了这深夜的江水声有异于白日，这是一种难得的感受，这种新的感受反而能增加内心一份新的喜悦，没有人来开门，竟然能成全这意外的享受，喜哉、快哉，于是欣欣然脱口而出一首千古吟唱的诗来。只有能顺乎自然的人，才会有这般机遇，有这般雅兴，有这样的杰作。

顺其自然，随时保持光风霁月的胸怀；随遇而安，随处触机而悟。正因为如此，苏轼第一次被贬黄州，不但能“发明”着名的“东坡肉”，还能写出对江山风物热爱和旷达心胸的《赤壁赋》来。当然，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苏轼被贬到海南后的“三个发明”。

由于新法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苏轼的一生在政治上命运多舛，连被贬了五次，最后竟贬到海南这个“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交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的地方。年逾花甲的苏轼并不因此没了生活乐趣，反而找到了风景这边独异的种种快乐。“旦起理发，抚窗做睡，夜卧浊足”，这就是他的三个发明。晚上睡前洗脚，听到水缸里面的水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苏轼也能感觉到很是享受；泡好脚后，坐在**剪脚趾甲，也能感觉到内心非常地愉快。一个人心悦如此，再苦又奈其何？

2、

正视现实，顺其自然，在舛运中寻找人生的快乐，在难堪的现实生活中，高场自我的人生理想，这是五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承传。

庄子的夫人死了以后，他没有悲伤，却拿了个破竹筒不停地敲着，恭喜他夫人回归自然。在庄子看来，世间本无所谓生，亦无所谓死，生和死都是生命的不同形态。更何况，夫人都已经去了，悲伤又有什么作用呢？生与死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一切还是要顺其自然，为自然而然快乐吧！这是一种明世的顺智，苏轼在他的《水调歌头》里，将这种顺智的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从天上回到地上，从理想回到现实，接下来：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月光一点一点转移，自己也从天上回到了人间，情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

人世间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有什么可埋怨的，凡事要想得开，不然只会徒生烦恼。

我欲乘风归去，

终是去不了，所以要正视现实：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悲欢离合，人之常情，没什么可悲伤的，就象月亮，一会儿圆，一会儿又缺，纯属自然而然的事，你伤心，有什么必要呢？既然如此，还是顺其自然：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们虽然相隔千里，但是仍然可以共享这温柔的、温情的月光，享受这人世间的快乐。这是中国知识份子在实践中，在深思熟虑中渐渐形成的一种人格模式，一种精神上的升华。

不再是那种不谙世事的我行我素，天马行空；也不再是那种一层不变地坚持自己理想的天空，而是自觉地注重现实，尊重客观，在可能的条件下去努力争取到最好。虽然立足于大地，胸中自有一片蓝天；纵然在乌浊中艰难的跋涉，心灵却能在晴空里翱翔。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的这句名言，更是求顺智者境界的最好说明。在想到自己的时候，总会去想一想别人，即使自己情况很遭，也不忘了去想别人。在苏轼的五次被贬中，在惨遭打击、艰难困苦的时刻，苏轼之所以能有快乐，其全部的原因就在这里。他无论身在何方，背后都有很深的传统支持他：

不在其位还要谋其政，随遇而安，与民同乐，这是中国的封建土壤中成长的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

孔子《论语·雍也》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朱熹在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为之解释说：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山，故乐山。

智与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内涵，因此见了名山大川，总会有一番感慨：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范仲淹临洞庭而忧苍生，欧阳修游滁州而醉山水，苏轼游赤壁而抒情怀。大家心为山动，情为水发，锦文华章，喷薄而出，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便是其中的千古绝唱之一。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词中对周瑜的追述，正是自我理想的表现：但现实中的苏轼，却正处于落泊失意之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如何解决？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该笑我太多愁善感了，以致过早地生出白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人生是短暂的，虚幻的，又何必执着？洒酒入江，以酒祭月，只望万古愁怀随江而去，一种超脱与旷达的情怀，跃然纸上。

正是这种求顺的智，使得命运多舛的苏轼无论在怎样的困境当中，都能够运用历史、运用文化，运用自己自身所具备的人格魅力，来解脱自己的苦难，让精神在天空中高扬。这其实是苏轼，也是历代觉悟的知识分子，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面对所谓的“顺” 与“不顺”，需有一种“顺”的智慧，到 “不顺”时，就会看到“顺”的希望，不让自己灰心丧气；到“顺”时，就会警惕“不顺”的危机，不使自己狂妄自大；随时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不断地在“不顺”中求“顺”，在“顺”中求“仁”，一步步走向自我完善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