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很难、简直就是无法征服海都，却能够比较容易、或者可以说是无需怎么费力，就能轻而易举地掐断了南宋最后的根苗。

赵显的弟弟赵昰和赵昺在大臣保护下逃出临安，到了福州，大臣们拥立宋度宗长子赵昰即位后，在那样的情况，小朝廷的内部还是争斗不断。到1277年底，蒙军逼近福州，小朝廷无力抵抗，小皇帝赵昰与皇弟赵昺在朝臣陈宜中、张世杰的护送下，乘船南逃。

从此，小朝廷在海上行使了一段时间的皇权。1278年春，小朝廷抵达雷州，年仅11岁的小皇帝赵昰竟然在元军追击中受惊吓死。陆秀夫等大臣没了皇帝便没了大臣的头衔，于是再拥立宋度宗幼子赵昺为帝。

元军攻击猛烈，雷州很快失守，小朝廷被迫迁往崖山。元军在北方汉人将领张弘范的率领下，紧紧追在后面，对崖山又发起猛攻。此时的宋军，已毫无战斗力可言，在元军凶猛地进攻中，战斗十分惨烈，守卫崖山的十余万宋军全线溃败。

陆秀夫背着8岁的赵昺，跳海水殉国。南宋最后一位皇帝死去，宋王朝灭亡。水军统帅张世杰、杨太妃及赵氏皇族八百余人见此，也集体跳海自尽。这些皇族大臣们的尸体，混进被元军杀死的近十万宋国军人中，在海上漂浮着，茫茫一片，望不到头。爱国将领和著名诗人文天祥亲眼目睹了这一惨状，愤然作诗云：

羯来地海上，人死乱如麻。

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

弱肉强食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当然也是人类的悲哀，由于有弱肉强食这么一个血腥的生存发展原则存在，在人类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以肉为主食的民族常常会比较容易地就打败以粮为主食的民族，胜利更多属于海洋边的食鱼者和草原上的食畜者。

或许正是因为如，尽管距离太远，存在交通不便等问题，忽必烈在印度支那的征服行动，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安南王陈仁宗尽管曾经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多次攻击，高唱凯歌返回自己的都城，但由于忽必烈坚持地一次次来征讨，到1288年，安南王只好无奈地承认自己是忽必烈的属臣，后来因为他却拒绝亲自前往北京朝见忽必烈，还被忽必烈扣留了他的使臣陶子奇。

至于占婆国，差不多没什么抵抗国王就履行了封臣的义务。缅甸的情况稍为好一些，1283－1284年，忽必烈远征军再次入侵缅甸，缅甸国蒲甘王那罗梯河波帝吓得弃都城而逃。只不过蒙古军进军的速度远比蒲甘王逃跑的速度慢，直到1287年，远征军才南下到伊洛瓦底江流域，直抵缅甸都城蒲甘。与往常一样，这些千里迢迢赶来的蒙古军队毫不客气地抢掠了蒲甘城。不过，忽必烈生前却一直没有让缅甸臣服。直到忽必烈死后4年，1297年，蒲甘新王乔苴为了避免百姓的灾难，这才承认自己是蒙古人的属臣。

对于东南亚的影响，蒙古军队一直到达柬埔寨，从1294年起，清迈和速古泰两个泰族王国都成了元朝的属国。1292年，忽必烈出兵征伐爪哇，原因是爪哇国王刺元朝诏使孟右丞，忽必烈认为这是对大元帝国的莫大侮辱，非派兵剿灭不可。史弼奉忽必烈之命统兵2万，战船千艘，渡海进攻爪哇，一直到达苏门答腊岛后，招降了岛上的国家。后来却因罕必舍耶反叛元朝，杀害元军将领，并率部进攻元军，逼使元军败退，至使进军爪哇没有什么结果。

虽然如此，爪哇国王却因此对元朝军队产生了害怕，加上中国元朝的南方人大量南下东南亚开展远洋贸易，元朝南方海军经常在南中国海巡逻到婆罗洲（加里曼丹岛)，爪哇便主动派遣使者来向忽必烈入贡，自愿为元朝藩属国。

比较而言，对忽必烈来说，最不那么理想的征服对像还是与自己一样食肉的蒙古同胞。在忽必烈离世的前一年，1293年，他命令留在蒙古统率帝国军队的伯颜，以哈拉和林为基地，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对海都的远征。然而，忽必烈生前还是没有能够看到征伐海都战争的最后结束，当这位雄心勃勃的大皇帝去世时，窝阔台家族的大汗仍然是杭爱山以西的蒙古和中亚的君主。最后不得不由忽必烈的孙子、皇权的继承者铁穆耳完泽笃来继续进行这场战争，了结忽必烈的心愿。

当时的海都，拥有统治着突厥斯坦的察合台兀鲁思首领都哇为主要盟友和属臣，在1301年时又作了进攻大元帝国的最后一次努力。这次有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的许多宗王参加。他们浩浩****地最后一次向哈拉和林进军，与镇守和林的铁穆耳皇帝侄子海山王子于1301年8月在和林与鄂尔浑河左岸支流塔米尔河之间展开一场血战。可怜的海都终是战败了，而且很不幸运地在撤退中死去。

尽管如此，忽必烈的心愿还是得不到彻底了结，因为海都的儿子察八儿，又在塔尔巴哈台的叶密立地区竖起大旗，继海都成为窝阔台兀鲁思的首领，并且上演着同样反大元皇帝、反对忽必烈家族帝国权利的闹剧。

遗憾的是察八儿没有海都那样的凝聚力、谋略和坚持性，不久内乱纷纷，察合台兀鲁思首领都哇因厌倦了无休止的反元帝国战争而劝说察八儿承认铁穆耳皇帝为宗主。结果两位宗王于1303年8月派使者到北京宫廷表示效忠，不久相互之间又发生争斗，到1309年，窝阔台兀鲁思就这样结束了他从1269年以来、长达40年与大元帝国的抗衡。

1294年2月18日，享年80岁忽必烈遗憾地离开人世。他的儿子们按照他身前的交待，把他葬于漠北起辇谷，与他的祖父成吉思汗在一起。起辇谷是个树木茂密的地方，是成吉思汗生前自己选定的墓地。有一次成吉思汗出去打猎，在一个长着一颗孤树的地方下马休息，看着密林说：“这个地方做我的墓地倒挺合适！在这里做上个记号吧！”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儿子们便将他葬在这里，由兀良罕一个千户守护。

忽必烈不愧是位草原上一等一的枭雄，竞然能在自己短短的一生中，从根上结束了中国数百年来南北对峙的局面，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国。他一手创建的这个东方大帝国，其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个帝国的疆域，它北抵北海，西至中亚，西南达喜马拉雅山，南到南洋群岛，东临大海，为当时世界之最。

忽必烈在位35年，执政中最大的特点就是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知人、选人、用人，这是他建立庞大帝国的根本；坚持军事与政治并用，战抚兼施、重视建军治军，依照汉法改制则是他庞大帝国得以形成和存在的保证。

忽必烈公元1271年创建的大元朝，从此蒙古人在中国这块地盘上之所以能一口气统治九十七年，与忽必烈在初创大元时的政治制度建设是分不开的。他在用蒙古刀砍下空前庞大一片国土的同时，还在管理上颇费了一番心机。在汉儒们的帮助下，他创造性地将天下分为十一行省，这是中国地方行政区称“省”的开始，是元朝留给后人的遗产。

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虽然靠蒙古勇士的铁骑踏破了欧亚大陆，还建立起蒙古大帝国；但是，就如何来统治管理这个广阔的、文化先进、经济发达的地区，却没能来及找到答案就死去了；忽必烈却因为是站在他祖父的肩膀上，比他的祖父受到更好的教育，特别是汉学的教育，结果基本上解决了这个管理的难题。他在一批蒙汉臣僚的帮助下，依照汉法建元改制，所制定和实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策，不仅为元朝的百年江山奠定了基础，还为后来的清朝统治者提供了非常实用的经验。

忽必烈不仅是个战略家，同时是个战术家，他的注重集中兵力，避免两线作战主张；善于运用远程奔袭、迂回、围歼以及步兵、骑兵、炮兵、水兵联合作战等战法，为他夺取胜利，为他大元朝的建立和巩固，都起了最直接的作用。

因为忽必烈的超常智慧和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使他完成5世纪的拓跋氏突厥人和12世纪的女真氏通古斯人都没有实现的事业，实现了10个世纪以来，世世代代 “所有居毡帐”游牧民们，所抱有的朦胧梦想。由于忽必烈的空前大胜，草原上漫游的“灰狼和红色雌鹿的所有子孙们”，都万分幸运地随着忽必烈一起，成了中国——整个亚洲定居农民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的主人。

尽管这征服比较缓慢，但其间的血腥还是让千年的后人都可以闻到。好在，这位游牧民最杰出的代表在武力征服了中国的同时，他本人也被中国的文明所征服。这一来，他就有了一个对中国有利的目标：成为真正的“天子”，使蒙古帝国成为中国帝国。

有了这一目标，忽必烈的路敞开了。宋朝一灭亡，他不想只做蒙古帝国的皇帝，而是接着亡宋来做具有15个世纪悠久历史的中华帝国的合法君主。1271年忽必烈将他的王朝取名为元朝，就是希望追随中国以往的22个王朝的步伐。

忽必烈的中国化，除了跟随王朝的步伐，接受了中国政治文化等方面，还有个最明显标志就是：他从阿里不哥手中夺回哈拉和林后，从来就没有到那儿去住过。从1256年到1257年，他花了两年时间在察哈尔东、多伦诺尔附近的上都府建了一群夏季驻地的宫殿，作为夏季驻地。1260年，忽必烈迁中都往大都；1267年，他又开始在原金朝中都的东北营建新城，称之为大都，即 “伟大的都城”，使它成为蒙古君主们的冬季驻地，而把上都府仍作为夏季驻地。

忽必烈开创的元代，其疆域较之汉唐盛世更加广阔，基本上奠定了我国疆域的雏形。这样的疆域，从广阔度来说，只有后来的清王朝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这样一来，忽必烈中国化了的结果，实实在在地为中国扩大了版图，尽管这是十分地残酷和血腥，但事实上中国的版图由于忽必烈而扩大了。为此，后来的学者们一直都在夸赞他，这根本不应该，因为这与夸一个抢劫者为我们增添了食物似乎差不多。

当然，今日中国疆域的基本格局，并不仅限于忽必烈的贡献，而是经过康雍乾三代开拓、逐渐定型的。从另一方面说，忽必烈的征服也是两条路子的，征服南宋、高丽、日本，血腥确实太浓，但第一次将吐蕃纳入中国版图并治理时，却通过实施一种帝师、宣政院和政教合一的制度而进行的。

令人遗憾的是，全国统一后，这位十三世纪让世界惊骇的草原枭雄——忽必烈，因为胜利、因为对汉儒的疑虑加深，他的黩武、嗜利和保守等消极因素都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除了晚年时还接连不断地派遣军队远征日本、安南、占城、缅甸与爪哇等地，他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利益，在利用汉法改革蒙古旧制的同时，却在政治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保留了蒙古旧俗。

建立大元后的忽必烈，在吸收汉法时，首先是以不危及蒙古贵族的根本利益为前提。正因为如此，忽必烈的政治文化政策带有明显的蒙汉二元性。这种二元政策，一方面在多数情况下是以“内蒙外汉”的形式表现出来，即草原旧俗为代表的蒙古制度相当多的占据了忽必烈政治文化政策的核心部分，汉法制度则往往居外围或从属地位；另方面就是非常不公正地对待蒙古人以外的民族。

因为忽必烈的政治文化政策是以蒙古制度相为核心，他的汉化措施，事实上到了其统治的后期就已经陷入停滞状态，而且一停就是几十年，直到元朝灭亡前夕才重新开始，不过为时已晚。所以，元朝统治者的汉化程度远远赶不上此前的北魏、金，也赶不上此后的清王朝。又因为忽必烈的统治是以蒙古贵族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再就是没有废除驱口制度，使得华夏大地上已经消失了一千多年的奴隶制度竟然重新出现，而且驱口数量之大，令人瞠目。

而更令人瞠目的，是这位自以为是、视生命如草介的草原霸主，尽管他己经追随中国以往的22个王朝的步伐在向前走，做了中华帝国的合法君主，可他还是坚决地继承了他祖父成吉思汗对汉人的轻蔑，将国人分成四等，把占据帝国绝大多数的汉人列在末等。

忽必烈的这种做法，使他所开创的元朝，其统治之黑暗，民生之艰难，也象他所征服到的广袤土地一样，远远地超过似乎所有的封建王朝。

仅就人口来说，元朝在册人口1290年还只有5800多万，而在此之前他征服的金朝人口最多时就有5000多万，而南宋人口则高达6000多万，金与南宋人口合计超过了1亿1000万。即使除去蒙古帝国原有的人口，忽必烈的胜利大统一，也导致了中国人口锐减了5000多万。当然，这里边有他父辈祖辈的功劳，但不管怎样，如果可以让百姓说话，这样的胜利大统一绝对是应该受到诅咒的。

忽必烈是个伟大的英雄，更是一位绝世的枭雄。他最大的遗憾应该说是没有废除他祖父立下的四等人制度，这是使他所创建的空前庞大强盛的元朝之所以活不到百岁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