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差不多都是男人说了算的人世上，比较而言，但凡能迁就女人的男人，最起码都是较有人性的，因为人性的本质就是能倾听弱者的声音。或许是因为杨坚就是这么个人，他成为了一个好皇帝。

尽管，杨坚夺取皇帝大位的路子有些阴暗，但他做了皇帝之后，在他统治下的隋朝还是比较阳光的。

作为一个统治者、而且是篡位的统治者，他是必须杀人的，关键是不要伤及太多的无辜，这一点，杨坚做得还算不错，他所杀的只限于那些原本的皇族和确实反对他新政的人。

在杨坚看来，北周实行的天、地、春、秋、冬、夏这一套六官制，是效仿原来西周时期《周礼》那种官僚体制，既原始、又混乱，而且称谓复杂、职掌不明、办事效率也很低下。比较而言，汉魏时期的体制就要好了很多。于是杨坚选择了后者，在政治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地方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地方官吏概由中央任免，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

杨坚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三师、三公只是一种荣誉虚衔。掌握政权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其中：内侍省只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则是掌管书籍历法，事务相对较少；而内史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职责相对重要。

负责执行的尚书省，下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每部都设有尚书，总管本部的政务。具体来说：

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兵籍、军械等，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

杨坚创造性地设置这六部，非常了不起。因为这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唐及以后历代王朝影响都十分巨大，成为了后代封建国家中央政权的固定制度。以至于从这以后，就是隋文帝建立的这一整套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一直被沿袭用到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对于这事，《剑桥中国隋唐史》有这样的一段评价：

“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中华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杨坚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开始改革地方机构。从南北朝以来，由于郡县设置过繁，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杨坚登基后开始沿用的是北齐、北周旧制，在中央下设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后来有位河南的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更好。

杨坚听了之后认为确实是这样，于是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再精简为州、县两级，撤消境内500多郡。

这样一来，一下子就减少了一个层次的地方官，不但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还提高了行政效率、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为控制地方，避免地方权大闹事，杨坚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结果，官吏的任用权全由中央掌握，地方官就没法录用僚佐，扩充自己的个人势力。除此之外，杨坚还下令：吏部每年都要对地方官进行考核，以业绩来决定对他们的奖惩、升降；地方官吏，三年一任期，不好的就淘汰掉。

杨坚对地方的行政官吏这么来优胜劣汰，结果就需要大量的人才来补充官吏队伍。杨坚刚做皇帝时，对此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官员，下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到583年初，文帝下诏举“贤良”；再到598年七月，文帝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地方官部管刺史，要由有德有才的举人担当。

至此，隋文帝杨坚己完成科举制的初创过程。

这种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能使各个阶层有才华的人都有机会为政府效力，在中国历史上留存长达1300多年，直到清朝末期才被废除。

令人唏嘘不己的是：清朝末期，就在那些一心想学习西方而图强中国的新当权者废除这种选官制度后，西方的美英等国却在为中国竟有这么好的选官制度而称奇，并立刻借鉴了这种选拔制度来作为本国政府文员的聘用方法。

毫无疑问，杨坚开创建立的这科举选官制度，为中国一个接一个的封建王朝提供了一批又一批非常得力的行政官员，或许正因为此，中国的封建王朝也才能拥有自已辉煌的时刻。

从这一点说，隋文帝完成了中国科举制的初创，对中国的贡献并不亚于他成功地统一了经历数百年严重分裂的中国。当然，正因为有了这两方面的贡献，加上他对人民的人性化统治，使隋文帝成了中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

隋文帝统治的人性化，主要表现在他对国家法律以人为本的不断修改。原北周的旧法律，既残酷又混乱，至使“内外恐怖，人不自安”。杨坚一接掌北周政权，还在做大丞相时，就进行改革，亲手删定《刑书要制》；后来感到不太彻底，登上皇位后马上又下令刑部官员参考魏晋旧律来制订《开皇律》；到三年，文帝再令苏威、牛弘修改新律。

《开皇律》废除了原来的宫刑、车裂、枭首，等残酷刑法；规定再不用诛连太多无辜的灭族刑，减去八十一条死罪，一百五十四条流罪，千余条徒、杖等罪；保留下的律令仅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

对此，《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

除此而外，文帝15年时还制定了死刑复奏制度，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可以执行；而且“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复治。”

对生命如此看重的文帝杨坚，对于百姓，自然不象许多暴虐的皇帝那样无端地祸害、任意地役使，而是对百姓采取一系列宽松的安宁修息的仁政。

对于北齐、北周的均田制，杨坚很看好，他做了皇帝后，就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贯彻实行，规定：丁男、中男受露田（种植五榖）80亩、永业田20亩，妇女受露田40亩，奴婢受田同如常人。永业田不归还，露田在受田者死后归还。对一般农民，采取轻徭薄赋鼓励农桑的政策；而对于豪犟贵族兼并土地的行为，则给予打击，以保证农民的正常生产。

此外，亲王以下至都督，都给永业田，由100顷到40亩以身份高下多寡不同。公元594年又规定：京官、外官均给职分田，收入作为俸禄，以减轻国家负担。一品至五品，毎品以5000亩为差，多者5顷，少者3顷；六品至九品，以50亩为差，到九品为一顷。各级行政机构可耕种一定数额土地，称为公廨（xiè）田，收入可作为办公费用，这也可以节省国家的行政开支。

均田制施行后，国家既可以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增加了赋税收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又可以节省许多开支。

由此一来，文帝时的粮食产量猛增，国家不得不设立许多粮仓。值得一提的是，文帝设的粮仓分官仓和义仓两种。官仓的粮储，用以供养军公人员；义仓储粮，由却是以备饥荒时赈济灾民，这对普通百姓来说，无疑是一项有力的保障。

除此之外，隋文帝还曾颁布“人年五十，免役收庸”、“ 战亡之家，给复一年”等仁政措施，维护百姓利益，使得后世也口口声声为民的统治者，在九泉之下见了他也诺诺然汗颜不己。

追根溯源，杨坚本是汉族，是汉太尉杨震的14世孙，可他的5世祖武川镇司马杨元寿，因辅助鲜卑有功被赐胡姓普六茹，早年的杨坚实际上是叫普六茹坚。

北周时期的上层贵族，曾经热衷于鲜卑化与西胡化，对汉文化却很是排斥，直到北周武帝亲政后，才开始倡导汉化。本来，在公元577年时，北周灭了北齐统一北方，给汉化的推进带来了便利，但由于北周武帝英年早逝，至使北周的汉化进程一度搁浅。

到杨坚登上皇帝大位，春秋、汉代的文化典籍在几百年的混战中，因战火焚毁、遗失，己经所剩少半。

面对如此情况，热衷于汉文化的杨坚，首先是自已恢复汉姓，表明立场，然后是采取一系列措施，阻止公元500年以来历时80年的军界鲜卑化和公元535年以来历时46年的政界鲜卑化趋势，着力来推行汉文化。

公元583年，文帝给全国下了一道求书诏，声言：献书一卷，赏绢一匹！

诏到之处，“民间异书，往往间出”，“ 一、二年间，篇籍稍备”。杨坚如此，至使隋时的藏书量为中国历代最多。据史载：

隋朝藏书，最多时高达37万卷，有77，000多类的图书；而后来唐玄宗时的藏书，最多时也仅8万卷，加上唐学者自著28，467卷、唐以前图书剩28，469卷。令人十分痛心的是，这些图书，跟中国的百姓一样，大部分在一生中难逃动乱战火，最后只能消失在动乱战火的浩劫中。

杨坚求书，当然是为了让人学习、接受教育。他登基做了隋文帝后，下说诏书：“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

为此，杨坚办了许多学校，重点加以发展的是京都的国子寺，有教授儒学的，也有以教授学科知识为目标的专门学校。

学校的管理机构，譬如原来国子寺，本来是太常寺的下属部门，后来规模逐渐扩大，事务越来越繁多，到 593年，就从太常寺中分出，改称国子学，成为独立的教育领导机构。607年， 再改国子学为国子监。与此同时，各地的学校也有很快发展，特别是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州县，学校到处都是，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从这里可以看出，有人说是隋文帝拯救了汉文化，这是完全有道理的。

隋文帝杨坚，在这一系列内修制度、大崇惠政的阳光举措同时，并没有忘却经营四方、统一天下。

公元587年，文帝出兵灭了后梁； 两年后，公元589年，再出兵灭掉陈国。至此，全国统一，结束了中国上百年来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

隋文帝随后采用长孙晟“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战略，巧妙地运用和亲来拉拢分化突厥，至使突厥忙于内战，而后被文帝趁机各个击破。

公元599年，突厥内讧，突利可汗投奔隋，杨坚封突利为启民可汗，筑大利城居住；公元602年，隋军大破突厥，夺回了河套地区，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突厥可汗表示愿为藩属永世归顺，为圣朝典牛马，尊杨坚为“圣人可汗”； 同年，琉球群岛归降隋朝。

杨坚征服了各族蛮夷部落，统一隋朝，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他开创的“甲兵强盛”、“ 风行万里”的大隋王朝，致使“金陵失险”、“ 单于款塞”，从而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三百年的分裂局面，也标志着胡汉文化嫁接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