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秦王醒来。他睁开双眼,看到胸前一只粉嫩的胳膊,是王灵钰的。秦王笑了笑,伸手将胳膊挪开。他坐起来,展开双臂,长长地伸了个舒心的懒腰。自从第一次与芸儿有了那样的关系后,秦王很快就腻她了,又玩了几个其他的宫女,直到太后作主替他取了灵钰进宫。在这段日子里,他想要的时候,就让灵钰来陪他。
对性事的渴望,是因为饥饿才会产生的。在男女之事上,秦王第一次从芸儿身上获得经验后,就再也没有饥饿过。或许是他心中早早的就有了一种责任、一种野心、一种高高在上的自恋。对于男女的事情,他还不怎么地贪恋。似乎就象吃饭一样,饿了就吃,饱了就从餐桌前走开。因为他从没有对性事的饥渴,也就不怎么把女人当回事。他昨夜做过一次,现在还有那种发泄了过后神清气爽的快感,他要离开了。就在这时,灵钰醒来,看到坐起的秦王,吓得赶忙起来替他更衣。
“别慌,慢慢来。”秦王安慰她。
不久,秦王便走进御书房。昨天,昌平君给他推荐了当时的名儒、齐国荀子门下高徒韩非的一篇文章。《孤愤》,秦王很快找到它,认真地读起来:“有智慧有办法的人,必然有远见而能明察,不明察,就不能照亮那些私下的东西;能执行法令的人,必然是刚强坚毅而刚劲正直,不能刚劲正直,就不能矫正奸邪的东西。”他刚读过这一句,立刻被吸引了,正了正身子,聚精会神地读下去:
“拥有万乘兵车大国的祸患:是大臣的权势太重;拥有千乘兵车小国的祸患,是对身边侍臣太信任;这是君主们的共同忧患。况且臣子有了大罪,是因为君主有重大失误,臣子和君主的利益是不一样的。怎么样来弄明白呢?回答是:君主的利益在于有才能的才任官,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才能而能得到任官干事;君主的利益在于有功劳而赏赐爵禄,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功劳且能得到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发现豪杰并使用他们的才能,臣子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因此国家土地被侵占削弱而大臣的封邑反而富裕,君主地位卑下而大臣地位反而重要。所以君主失去权势而大臣得到国家大权,君主改称自己为外臣而执政的相国掌管印符。这就是臣子之所以欺诈君主以谋取私利的目的。所以当代掌权的大臣,在君权更替后继续得宠的,十个之中还不到二三个。这是为什么呢?为人臣子的罪过太大了。臣子中有大罪的,他的品行就是欺骗主人,他们的罪行就应该处死。有智慧的读书人目光远大能看得见死亡,必然就不会跟从双重人格的人了;贤能的读书人修身廉洁羞耻于与奸臣共同欺骗主人,必然也不会跟从权臣了。因此当道掌权的权臣的徒众,如果不是愚蠢而是不知道祸患的傻瓜,就一定是贪污腐败而不回避奸邪的亡命之徒了。大臣挟持了这些愚蠢腐败的人,对上和他们一起欺骗主人,对下和他们一起收括贪污坐收渔利,结党营私,互相统一口径,迷惑主人败坏法纪,以此扰乱民众,使国家危险国土被侵占,使君主上层忧劳屈辱,这就是大罪啊。臣子有了大罪而君主不去禁止,这就是大的过失啊。使君主有大的过失在上,臣子有大罪在下,想求得国家不灭亡,是不可能的。”
秦王一口气读完,禁不住感慨万千,在心里对自已说:“是啊!君主与臣子的关系错综复杂,每一种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荣辱观都不一样,所以导致每一种人、每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不一样,这就要求君主必须努力地去学习,才可能坐稳那张龙椅啊,否则,要想求得不灭亡,那是不可能的。” 这么想着,秦王禁不住大声地说:“好文章!真是好文章!”
“什么文章,值得秦王这么夸赞?”吕不韦进来,乐哈哈地问道。
“韩非的《孤愤》。”
吕不韦走近秦王,看着他手中竹筒说:“《孤愤》,确实是一篇好文章。难得秦王这么有眼光。韩非可以说是当今奇才,他思想敏锐、见识深刻,所述世风,切中对弊;所言治术,切实可行;所论哲理,切中肯綮。”
“我若能与他一谈,就好了!”秦王兴奋地说。
“暂时恐怕不可能。”吕不韦沉吟着,突然灵机一动,这到是个好机会,我若把李斯派来,放在他身边,岂不对他的学业大有长进,使他的观念也能与我更加接近。这么想着,吕不韦望着有些失望的秦王说:“不过,我的门下也有一位荀子的高徒,叫李斯。这个人,应该不会比韩非差。”
“真是这样么?”
吕不韦点点头。
“能否推荐给我呢?”
吕不韦听了,笑着说:“整个秦国都是秦王的,我的门下,还不都是秦王的人。我之所以收罗了那么多人在门下,就是在替秦王聚集人才啊。”
“谢仲父。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李斯?”
“现在就可以,我立即让人唤他来。”
“真是太好了,谢谢仲父。”秦王高兴地说。
没过多久,李斯兴匆匆地赶来。行过君臣大礼,他有些拘谨地坐在吕不韦的下首。吕不韦看看秦王,鹰眼转动,稍一思索,然后对李斯说: “这样吧,就请李郎官为我们谈谈用人的问题。”
李斯听了,连忙说:“这可是秦国几代国君做得最好的事情,秦王、吕相邦都比我清楚,我哪敢班门弄斧。”
“就让你班门弄斧一回,谈谈秦国几代国君用人的事情。” 吕不韦笑着说。
“既然这样,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李斯笑了笑,脸色变得严肃起来,缓缓地说道:“据我所知,秦国从先王孝公以来的七位国君,之所以全都能够出色地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决不是偶然的。其中一个非常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非常地重视发现和重用人才。秦国之所以能后来据上,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秦国在重用人才方面比其他的六国都做得更好。小人曾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认为秦国在用人方面最主要的有这么三个明显的特点。
李斯说到这儿,停了一下,抬眼去看秦王,见他一脸肃然,听得非常认真,心里一阵高兴,克制地稍微提高了一点声音说:
“唯才是用,是秦国用人的第一个明显的特点。从孝公以来的七位国君选拔人才,都不以国别为界,每个国君都重用了秦国以外的人才。比如孝公重用卫国人商鞅,惠文王重用魏国人张仪,武王重用的是楚国人甘茂,昭襄王重用的是魏国人范雎……商鞅、张仪、甘茂、范雎这些人,个个与秦国王室都毫无血缘关系,但却备受重用,可见秦君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再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用人不疑。孝公重用商鞅,不仅坚定不移地信任,还不顾王室贵族的极力反对。秦武王重用甘茂也是这样,面对大量状告甘茂的上书,他连理也不理,始终信任甘茂,给他继续增兵,这才使得秦军攻下军事重镇宜阳,洞开了韩国的西大门。第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礼贤下士。据说孝公接见商鞅与他谈话,不知不觉就挪动身体靠近商鞅并与其面对面,非常认真地听取商鞅的治国之策,而且连续好几天都不知疲倦……”
李斯如数家珍,缓缓地讲述秦国用人的特点,连吕不韦听了,也深受启发,秦王更是听得津津有味。待李斯言罢,秦王向吕不韦说:“相邦,我想将李斯留在身边。”
“好,很好。”吕不韦爽快地回答。
秦王留下李斯,身边从此有了第一个贴身谋臣。李斯追随秦王终生,俩人关系亲密。秦王之女,多嫁李斯之子;李斯之女,皆嫁秦王之子。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