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春节刚过一星期，正在菜地认真监视不远处几头猪的沈从文，突然接到通知说，他必须在两小时内赶到50里外的双溪。

沈从文很负责任地将猪的狡诈告诉通知他的人，匆匆赶回宿舍。汽车已经停在那里，他简单的行李也被装上了车，可刚来干校改造的张兆和却还在向阳湖边劳动，沈从文耐心地求司机等一等，他想亲口给张兆和说一声，免得她惦念。

花甲之年的张兆和总算是从劳动场地气喘吁吁赶来了，刚说两句话，汽车就开始启动，她只能扶着推着沈从文上车，然后万般不舍地看着汽车开走。

“当年苏东坡被贬海南时，还能在赣州和阳孝本游八境台、饮酒赋诗呢！”沈从文眼泪婆娑地看着越来越远、孤独地站在原地的张兆和，苦笑着自言自语。

“地面约半年生长绿毛白毛半寸。炎夏气温及四十五度。雨时上漏下浸，幸得塑料发明较早，于是帐顶桌面和箱子上，全用塑料盖上，打着雨伞，在房中走动。地下一次舀水四十五大盆后，地面还可以养青蛙，朋友为我搬来约七八十块砖，搭成一条行人道，居然可以自由从床边到桌前，另一端可达门外……”

后来，沈从文曾如此真实地给友人描写自己在双溪的新居。

没几天，一场大雪下来，天寒地冻中，近70岁的沈从文摇摇晃晃地走去区里的厨房就餐，鞋粘上的胶泥越来越厚，很沉很沉，心脏隐隐作痛，实在是很难受，没挪出几步路，他就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不远处，一头母羊在“咩咩”地叫，另一头小羊，也这么叫着钻进它肚子下面。沈从文看着，脸上露出笑容，想到了远在四川的儿子……1970年4月18日，与沈从文关系最密切的大哥沈云麓病逝了，沈从文有了种危机感，感到自己来日无多。

“我不能把一生所学带到坟里去，得再弄点有价值的东西出来。”

这么想着，年近七旬的沈从文开始为修改博物馆陈列方案，写出了洋洋数万言的建议书，然后开始给有关领导写信，把自己的想法，一一告诉馆领导高岚、干校领导常萍、革委会王镜如……信一封封发出去，都如泥牛入海。既然没人来理会我的建议，就继续做些有价值的事吧，沈从文开始为修改自已的专著做准备。书被“造反”的没了，只能凭了毅力和记忆，将满脑子的丝、漆、铜、玉，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反复回忆温习，然后将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忆下来。

这么艰难地做学问，直到1972年，上面有了新精神，刚满70岁的沈从文，这才能与当时中国千千万万，有一技之长、城里又很需要、“罪恶”相对又较轻的“被改造人”一道，有了从乡下回到了城里的希望，因为病，当时便以回京看病的名义请假回到北京。

没想到这次又能够死里逃生，沈从文抓紧时间撰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离开北京三年多，他家原住的3间小房己被人占去两间，剩下的一间最狭小的，单是一铺双人床就得占去大半。为了沈从文有地方工作，张兆和在沈从文回京半年后回来，只好住到相隔一条南小街的另一个胡同里。年过七旬的沈从文，每天还像在乡下一样，走一里多路去取老伴做好的饭莱。

“抄家”在“文革”是司空见惯的，沈从文的家被抄?过8次，多年积累的大量珍贵资料文物**然无存，与巴金、郁达夫、徐志摩等名家一麻袋有余的信函也被被抄去6分钱一斤送进了废品站，为此，沈从文心痛万分。

回京后有负责调查抄家情况的人走进他家的东堂子胡同51号后院，昏黄的台灯下，满屋都是书，桌上是书、地上是书，双人**堆着一摞摞的书。沈从文正全神贯注修改稿件，当他发现有人进屋后，脸上浮现童贞般的微笑，知道来人是问抄他家人的情况时，便摇摇头说：“我是‘罪人’，当时哪里还敢开口问他们，就不要再去翻腾陈年旧账了吧。”

小屋灯光太暗，他年纪又这么大了，脑子还很管用，眼睛却不行了，终于看不见书上的字时，沈从文叹息一声，听从了张兆和的劝告，由她陪着，在1974年6月下旬去上海治眼病。

在解放后巴金最风光的一段日子里，只要有机会，他一定紧紧抓住去看望安慰一下自己的老友沈从文，他并没有想到，事情也会倒过来。赶到上海的沈从文夫妻并不忙去医院，先在来到了巴金的家。

爱妻已经离去，女儿在医院待产，儿子还在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家里就一个70多岁的老人巴金。这位被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的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由于生性随和善良、宽容而慎言，“三反”没受罪，“反右”也过去了，但终是落进了“文革”的灾难中。

从1967年被关到上海市作协资料室楼下一处不满五平方米的煤气灶间里后，巴金一直在批斗、关押、强迫劳动中度日，直到1972年8月13日，爱妻萧珊病故，他这才留在上海作协。第二年7月，当时的上海市委对巴金的问题处理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可以搞点翻译。”

于是，巴金立刻埋头重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沈从文夫妇来看他时，巴金正抄写《处女地》的重译稿累了，一个人在萧凉、冷凄的厅堂中踽踽来回。当他们俩突然看见了对方时，都欣喜地流出了泪水。两个刚刚从屈辱和死亡边缘回来的白发老人，费力地把藤椅搬到走廊上，开始无拘无束的畅快。

“在这本书中，屠格涅夫通过索洛明这一形象，折射了自已的一个政治观点：同情革命者，反对暴力革命，期望通过改良完成社会进步。这时侯你选这本书来翻译，你的胆子比我还大了。”年青时就读过《处女地》的沈从文说。

“我感觉屠格涅夫的观点或许是对的，最起码，我现在是这么认为。”

他们从屠格涅夫的政治观点谈到当前的“革命”，直到天完全黑了下来，沈从文不得不离开时，巴金也忘了把自己被当时上海的“革委会主任”王洪文定为“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的“喜讯”，告诉沈从文。

从1974年开始，巴金与沈从文渐渐地好起来了，俩古稀之年的老头，至少不用到乡下去被强迫劳动，相比而言，丁玲可惨多了。

1951年，丁玲玲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1955年，却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随即流放北大荒，一去就是8年；1970年，再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从监狱出来，即被遣送到山西省长治市老顶山镇漳头村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后，丁玲才逐步得到平反。

丁玲复出后，重返文坛，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兼文化组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在公开场合中，她曾指责沈从文是“胆小鬼、市侩”。这个一辈子未动摇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才华横溢的女作家，革命己根植在她的灵魂中，坚定的革命信念，使她一直保持着与这个在她看来是“保守派”沈从文的距离。

这，才是“沈丁恩怨一生”的根本所在。他们一个坚守独立，一个坚守信仰，在探索科学和忠诚主义上各走各的路，终于是友谊虽在而心己隔离。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文星陨落，她艰难而曲折地走完了自已82年的人生历程。在此两年前，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终于颁发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推倒多年来给她的一切罪名，肯定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丁玲，是在自已祖国春天时含笑离世的。

1980年，当时已83岁的朱光潜忍不住再次来说沈从文，他在《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文中写道：“谈到从文的文章风格……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

早在1937年，朱光潜与沈从文曾在北平的《文学杂志》中，一个做主编，一个做编委；后来，又同在北大执教，一个是西语系教授，一个是中文系教授。因为同过事，朱光潜对沈从文了解很深，1948年1月在《文学杂志》第2卷第8期上《现代中国文学》一文中断言：“沈从文的作品，至少有一部分在历史上会留下痕迹的。”

继1980年那篇文章后，1983年，朱光潜再写《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一文，提出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将只有沈从文和老舍，结果受到多方指责，认为朱光潜否定了现代革命文艺传统。

朱光潜很少夸人，但对比自己小6岁的沈从文，却是格外欣赏，这位集美学、文艺理论、教育、社会学、翻译于一身的学问大师，在1986年离去，一个未了的心愿就是，没机会再进城去看望沈从文先生和叶圣陶先生。

随着个人言论在中国的渐渐开放，人们可以比较放心地来谈论自已心中的好恶、观点，除了朱光潜，特别还有夏志清、司马长风等文学评论家和史学家，都开始发表自已对沈从文的论述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