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至1947年，沈从文虽没写出什么小说，却比往年似乎更忙。1946年7月12日，他携妻带子从昆明飞抵上海，一下飞机，安置好妻儿，他就匆匆地赶去拜会朋友。

上海的朋友太多，叶圣陶、巴金、郑振铎、李健吾等友人都在这里，沈从文最先去见的，是巴金。

巴金这一年非常活跃，年初时与茅盾等21人联名发表“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委员书”，信中呼吁废止文化政策，确立民主的文化建设政策。六月又与马叙伦等上海各界人士上书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永久和平。

老朋友相见，都万分地欣喜，沈从文告诉巴金：近两月前的5月4日那天上午，西南联大全校师生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代表联大常委会宣布：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

日本鬼子投降有一个多学期了，西南联大的三校，各自复校，都迁回自己原来的地方去。北京大学继续聘他为教授，这次全家来上海，是送家小去苏州暂住，他一个人先去北京，待一切有着落后，再接他们母子团聚。

巴金认真地听着，完了笑笑地找出6月1日《上海文化》第6期，打开来递给沈从文。

“沈从文原籍湖南。近因湖南正苦于旱灾，乃在昆明报上刊登启事，立下心愿，鬻字赈灾。启事原文如下：‘湘灾严重，死亡太多。我会写几个草字，想义卖一百件，全部作赈灾。我的朋友、同学、读者，凡乐意助成这件事的，在筹赈会请代收赈款银行或报社捐款万元，函示收据字号，即将所书一件寄奉。’”

看着杂志上转载《沈从文鬻字赈灾》的消息，沈从文认真地说：“湘灾确实严重，多亏朋友帮忙，我总算尽了些同乡的情谊。”

“100幅字全卖了？”

“多出差不多一倍。”

“真有你的。”巴金敬佩地望着他。

“我做的都是小事，与你上书蒋介石比，不是一个层次。”

“这种话不该是你说的。”

“对，大事小事，只要对中国有利，我们都要尽力去做。只是，蒋介石怕是不会听你们的。抗战胜利了，他还把一些待退役转业的军官收容下来……把美国剩余军火，重新装备，在国内各地砰砰彭彭那个‘战争’，我是很担忧的。打了这么些年仗，政府应该把很有限的一点钱，用于战后民生和经济建设，结果却用于战争开支，实在让人愤慨。”

沈从文的这些话，后来写在了8月9日的散文《怀昆明》中。日本人投降了，沈从文看到的却是还是战争，而且是内战，他从普通老百姓的需要出发，从人性出发，深切地渴望和平，对战争充满厌恶。在接下来的日子，小说基本停笔，写得最多的是政论、随笔，中心就是反对任何理由的内战。

回北京不久，8月30日，沈从文写下了《新烛虚》，在文章中谈了自己返回北平后的印象，觉得许多人一眼看去，“样子都差不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俨然已多少代都生活在一种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情形中”。希望能开展一个“新的文学运动”，以一种“综合过去人类的抒情幻想与梦，加以现世成分重新处理”，并“综合过去人类求生的经验，以及人类对于人的认识，为未来有所安排”的文学作品，建立起年轻一代“对重造社会重造国家应有的野心”。

而对于在“零下三十度的一些地方，还有五十万人不怕寒冷在打仗”的现实，认为“读书人纵无能力制止这一代战争的继续，至少还可以鼓励更年轻一辈，对国家有一种新的看法，到他们处置这个国家一切时，决不会还需要用战争来调整冲突和矛盾”。

与巴金告别时，巴金很真诚地劝他：“留在上海写作吧，这样比你去北平教书对中国人的贡献一定更大。”

沈从文感激巴金的真诚，回说一定认真考虑他的意见。第二天，7月13日午后，沈从文去拜访叶圣陶。

沈从文与叶圣陶相交，缘于俩人的相互欣赏与彼此信任，自从1927年6月叶圣陶在来稿中读到沈从的短篇《我的邻》后，他们的这种关系就建立并日益牢固。叶圣陶在《小说月报》主编的位置上催着沈从文写文章来发表，到1929年初叶圣陶把《小说月报》交还给郑振铎，还是不断向沈从文要来文章推荐给《小说月报》。

沈从文在《小说月报》发表的小说前后多达二十二篇，早中期的代表作《柏子》、《会明》、《菜园》、《夫妇》、《萧萧》、《丈夫》、《虎雏》都曾刊登在《小说月报》上，这不能不归功于叶圣陶对他的欣赏和关爱。

对沈从文特别看重的叶圣陶，不仅经常向杂志、朋友推荐介绍沈从文的文章，甚至引导孩子来欣赏阅读沈从文的作品。1936年1月，他主编的开明书店《新少年》杂志创刊后，就在该刊开设了“文章展览”专栏，其中就特别展览了沈从文的《辰州途中》。

“这篇旅行记的写法，‘是把自己印象最深的事物记下来，宛如摄一套活动影片，与此无关的简直丢开不写’”。叶圣陶点评《辰州途中》说：“沈从文描摹‘滩水险急’、纤手老头儿‘对于生存还那么努力执著’，以及‘那小山水村如画如诗印象’的手法和语言，都是这篇旅行记的‘佳胜’和‘意味’之所在。”

对于叶圣陶，沈从文同样如此，他在1930年12月发表的《谈中国创作小说》中赞美叶圣陶：“以最诚实的态度”创作他的故事，他的作品“是比一切作品还适宜于学习取法的”；“在过去，以至于现在，还是比其他人某些作品为好些。”

1935年8月，沈从文在《大公报》发表的《谈谈上海的刊物》，称赞叶圣陶主编的“有五万份销路”的《中学生》杂志，说“《中学生》杂志许多大学生还应当看看，因为它上面有许多文章，值得全国学生注意”。

出于对叶圣陶的敬重，沈从文把他的作品交给叶圣陶由开明书店出版。叶圣陶评述沈从文的短篇集《春灯集》、《黑凤集》：称沈从文为美妙的故事家，说他以体验为骨干，以哲理为脉络，揉和了现实跟梦境，运用了独具风格的语言文字，才使他的故事成了“美妙”的故事。还肯定沈从文代表了我国现代文艺向多方面发展中的一方面，而且达到了最高峰。?

叶圣陶素以“认真”和“严谨”著称，为人处事讲究规矩和分寸，说话办事留有余地，不走极端。能如此绝对肯定地评断沈从文，足见对沈从文是多么的欣赏。

在抗日战争中，叶圣陶参与到反抗国民政府的斗争中，为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而奋斗。1946年，他回到上海，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及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学教育研究会的顾问，见沈从文来访，他非常高兴。

沈从文告诉叶圣陶，云南有一支部队因拒绝调往湖北参加内战，而全部走散。“从这可以看出，中国的军队百姓，都是反对内战的。”

看到沈从文对内战爆发的担忧，叶圣陶深有同感，谈了自已的一些看法，说：“我听闻一多说，他请你参加民盟，你拒绝了。”

“我一生最怕打杀，只守着一个读书人最基本的本分；之所以没有像郑振铎、闻一多那样热心政治，‘便是因为我能承受生活上的一切压力，反抗性不大，这或许是弱点’。”

叶圣淘听了，说：“能承受生活上的一切压力，应该是优点；对政治少一些热心的作家，只是个人的兴趣，说明不了什么。”

“我对题材直接汲取于农工且就正于农工的创作方法并不反对，但认为仍应看重作家的作品；就我自己的创作而言，我不习惯受管束，也不会管束人。正是因为这些，抗战初期中共欢迎一些作家到延安去，我才没有去。丁玲他们去了，一个最有天赋的女作家，反倒再没有什么作品了。”

沈从文与叶圣陶说的这些话，回北京后，8月31日，在接受鼓子冈夫妇采访时，他又说了相同的内容，被采访者撰写出来在9月3日的《大公报》上发表。

沈从文8月初回到北平，住进沙滩中老胡同的北大教授宿舍，这里原是清代高级官员的大宅院，如今入住的还有文学院长朱光潜、法学院长周炳琳，以及张颐教授、吴之椿教授、江泽涵教授等十余位著名教授。

沈从文除授课外，还担任《益世报》、《经世报》、《平明日报》、《大公报》4家大报文学副刊的编辑，继续他一直以来地培养文学新人的工作。他自己，由于内战在继续，社会依然动**不安，太多的困惑纠缠着他，文学作品便越写越少，把能挤出的一点精力，都放在了对时局文学的关注上。

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沈从文知道后8月9日撰写了《怀昆明》一文，大声呼吁驻滇的湖南高级军官，务必“使这件事水落石出”。

9月1日，沈从文在上海《文学月刊》发表《一种新的文学观》，对文学“成为政治的附产物和点辍品”再次提出异议，指出：

“国家进步的理想，为民主原则的实现。民主政治的象征，属于权利方面虽各有解释，近于义务方面，则为各业的分工与专家抬头。在这种情形中，一个纯思想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实各有其伟大庄严处……然而我们在承认‘一切属于政治’这个名词的严肃意味时，一定明白任何国家组织中，却应当是除了几个发号施令的负责人以外，还有一组顾问，一群专家，这些人的活动，虽根据的是各种专门知识，其所以使他们活动，照例还是根据某种抽象原则而来的……一个文学作家若能将工作奠基于对这种原则的理解以及综合，实际人性人生知识的运用，能用文学作品作为说明，即可供给这些指导者一种最好参考，或重造一些原则，且可作后来指导者的指导。”

10月初，沈从文又在《上海文化》月刊发表《北平的印象和感想》，对停在天安门前的美制坦克和在东北进行的内战感到困惑和不满。到中旬，沈从文在接受记者姚卿祥的采访时，他称赞巴金、茅盾以及卞之琳、萧乾他们默默地坚持工作，而对原来静静地写文章的人现在“出风头”，闹运动，“显然有些爱莫能同意”，而对郭沫若“飞莫斯科”，凤子“跑到苏联大使馆去朗诵诗”，以及丁玲“到铁矿上去体验工人生活，写了文章还要请工人纠正”等，则颇不以为然。在提到何其芳等去了延安的作家时，沈从文说：

“‘他们是随政治跑的’，对文学不会有好影响。因为‘文学是可以帮助政治的，但用政治干涉文学，那就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