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九妹归故乡后，沈从文心痛了好些天还回不过神来，年初刚应邀主编昆明《观察报》副刊《新希望》，手上的事情一堆堆的却没法进入角色。张兆和见他这样，就劝他干脆休息几天到城里图书馆去逛逛。还没成行，1945年3月12日，闻一多跑了二十公里地，来到昆明郊区的呈贡沈家。

原来，昆明文化界要联名发表《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闻一多是特来找沈从文签字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沈从文立即在上面签了名。闻一多大老远地赶来，沈从文热情地留他一起吃饭，饭桌上俩人谈时局，聊联合政府，谈教学与创作。待送走闻一多，沈从文的思绪完全恢复到眼前的工作上。

“这些天我拉下太多的事，得赶紧给补上。”沈从文对张兆和说。

忙碌中，日子过得真快，转眼便到了8月15日。这是一个让所有的中国人都长舒了一口气的大好日子，日本的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天从早上四点开始，沈从文便伏在书桌上迷神地写作《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文：

“‘五四’运动发生后，湖南人的反应，表现于抗日爱国行为，激烈程度于全国中首屈一指。虽然这种极端性近于三楚青年的本性，然亦有扩大此动力原因与背景。重要的是长沙几个中学校的主持人，自由开明思想的浸润和办学严肃认真的态度，影响极大。易寅村、黎锦熙先生主持省一师范，目下在延安掌握一切的毛泽东先生，就是当时一师优秀学生之一。”

文章除了肯定田汉等一大批湘籍作家的成就外，对湖南教育界造就出毛泽东等众多人才，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到6点钟时，他被桃园的乡民们使足了劲敲响的搪瓷盆子震醒，嘶哑的瓷盆声响震动沈从文的心灵，他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看，最后还是忍住心里涌出的好奇，挥笔迅速地在稿子上写完了文章的最后一句话：

“据个人书生之见，打败仗要翻身，打胜仗想建国，都得各方面有心人知所以把团结放在第一位，才有希望，而不至于使千万人民的鲜血白流，一面使得下一代人感到在血泊中举足的困难！”

他放下手中的笔，站起来走出书房。天色己经大亮，初升的太阳把金光洒满了大院，他似乎又听到一种很长的声音，正要走出院子去听个明白时，张兆和拎一把菜推门进来，满脸都是说不出的喜悦。沈从文睁大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她。

“日本鬼子，投降了！”

张兆和的声音刚刚落下，外面又传来了加拿大老人彼得越来越清晰的呼喊：“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

彼得正满村子地奔跑，把喜悦传递给饱受战争灾难的乡民。沈从文与张兆和静静地倾听着，脸上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兴奋。

“好，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沈从文说着，忍不住流下泪水。

张兆和放下手里的菜，掏出手帕去替他擦。沈从文握住张兆和的手，握得紧紧地放在自已跳动不己的胸前。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沈从文轻轻地重复着，满目憧憬地望着张兆和。

几天后，张兆和拿来张报纸，也不管沈从文在忙，把它放在书桌上，万分喜悦地说：“你快看！”

“1945年9月9日，日军将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沈从文念着，快乐地抬起头来：“这么巧！”

沈从文12年前的1933年9月9日与张兆和结婚，这天正是他俩的结婚纪念日，没想到日军也在这天举行受降仪式，天大的两件喜事，喜上加喜，碰巧印证中国传统的双喜这个字，把沈从文高兴地几天都为这双喜临门乐悠悠的。

然而，当他回想那些逃难的日子，想着自己与教授们逃离北京的情景，想到在天津、烟台、济南、武汉、常德、昆明，见到那些在逃难的路上，饥寒交迫、生离死别的人们，想到日机的轰炸、百姓的惨死、九妹的发疯，更想到这些年来爱妻张兆和所经受的艰辛苦难，止不住的泪水，又奔腾地流了出来。

百感交集的沈从文，决定邀几个在昆明的朋友，在沈家双喜临门的9月9日，来乡下聚一聚，一则庆贺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一则酬答夫人十余来年操持家务的劳累。

在这个好日子来临的前一天，沈从文浮想联翩，终于坐在桌前，开始写一篇的小说。当他在稿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标题“主妇”两个字后，自言自语地说：“我要把它作为送给三三的礼物。”

九年前，1936年时，在他与张兆和结婚三周年纪念日时，沈从文也写下一篇同样题目的小说。

“今天八月初五。三年前同样一个日子里，她和一个生活全不相同性格也似乎有点古怪的男子结了婚。为安排那个家，两人坐车从东城跑到西城，从天桥跑到后门，选择新家里一切应用东西，从卧房床铺到厨房碗柜，一切都在笑着、吵着、商量埋怨着，把它弄到屋里。从上海来的姐姐，从更远南方来的表亲，以及两个在学校里念书的小妹妹，和三五朋友，全都象是在身上钉了一根看不见的发条，忙得轮子似的团团转。”

这哪里是什么小说，分明就是自传。其实，在世上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又找得出哪一部没有作者的影子，只不过多少而已。

“纱窗，红灯笼，赏下人用的红纸包封，收礼物用的洒金笺谢帖，全部齐备后，好日子终于到了……一年前还老打量穿件灰色学生制服，扮个男子过北平去读书，好个浪漫的想象！谁知道今天到这里却准备扮新娘子，心甘情愿给一个男子作小主妇！”

“当她把那件浅红绸子长袍着好，轻轻的开了那扇小门走出去时，新郎正在窗前安放一个花瓶。一回头见到了她，笑咪咪的上下望着。‘多美丽的宝贝！简直是……’”

一场热闹过后，日子过去了。“接续来到两人生活里的，自然不外乎欢喜同负气，风和雨，小小的伤风感冒，短期的离别，米和煤价的记录，搬家，换厨子，请客或赴宴，红白喜事庆吊送礼。本身呢，怀了孕又生产，为小孩子一再进出医院，从北方过南方，从南方又过北方。一堆日子一堆人事倏然而来且悠然而逝。过了三年寄住在外祖母身边的小孩子，不知不觉间已将近满足两周岁。”

“她爱她的孩子，为孩子笑哭迷住了。因为孩子，她忘了昨天，也不甚思索明天。母性情绪的扩张，使她显得更实际了一点。”

“她问他，为什么许多很好看的女人他不麻烦，却老缠住她。她又并不是什么美人。事实上她很平凡，老实而不调皮。说真话，不用阿谀，好好的把道理告给她。”

“美是不固定无界限的名词，凡事凡物对一个人能够激起情绪引起惊讶感到舒服就是美。她由于聪明和谨慎，显得多情而贞洁，容易使人关心或倾心。他觉得她温和的眼光能驯服他的野心，澄清他的杂念。他认识了很多女子，征服他，统一他，唯她有这种魔力或能力。她觉得这解释有意思。不十分诚实，然而美丽，近于阿谀，至少与一般阿谀不同。”

然而这是结婚前的事情，结婚后，“她发现了他对她那点“惊讶”，好象被日常生活在腐蚀，越来越少，而另外一种因过去生活已成习惯的任性处，粗疏处，却日益显明。”

她于是“也照例如一般女子，以为结婚是一种错误，一种自己应负一小半责任的错误。她爱他又稍稍恨他。他看出两人之间有一种变迁，他冷了点。”

遇到了这样的情，沈从文接下来谈自已的看法：

“这变迁自然是不可免的。她需要对于这个有更多的了解，更深的认识。明白‘惊讶’的消失，事极自然，惊讶的重造，如果她善于调整或控制，也未尝不可能。由于年龄或性分的限制，这事她作不到。既昧于两性间在情绪上自然的变迁，当然就在欢乐生活里搀入一点眼泪，因此每月随同周期而来短期的悒郁，无聊，以及小小负气，几乎成为固定的一分……她常担心他的行为有一时会溢出她容忍的限度。”

“他呢，是一个血液里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生活里任性习惯太多的男子。是个用社会作学校，用社会作家庭的男子。也机智，也天真。为人热情而不温柔，好事功，却缺少耐性。虽长于观察人事，然拙于适应人事。爱她，可不善于媚悦她。忠于感觉而忽略责任。特别容易损害她处，是那个热爱人生富于幻想忽略实际的性格，那分性格在他个人事业上能够略有成就，在家庭方面就形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弱点。他早看出自己那毛病，在预备结婚时，为了适应另外一人的情感起见，必需改造自己。改造自己最具体方法，是搁下个人主要工作，转移嗜好，制止个人幻想的发展。”

这是件说来容易做到难的事，沈从文做不到，为自已辩护：

“他明白玩物丧志，却想望收集点小东小西，因此增加一点家庭幸福。婚后他对于她认识得更多了一点，明白她对他的希望是‘长处保留，弱点去掉’。她的年龄，还不到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在某一方面是长处，于另一方面恰好就是短处’。他希望她对他多有一分了解，与她那容忍美德更需要。到后他明白这不可能。他想：人事常常得此则失彼，有所成必有所毁，服从命定未必是幸福，但也未必是不幸。如今既不能超凡入圣，成一以自己为中心的人，就得克制自己，尊重一个事实。既无意高飞，就必需剪除翅翼。三年来他精神方面显得有点懒惰，有点自弃，有点衰老，有点俗气，然而也就因此，在家庭生活中显得多有一点幸福。”

“女子是一个诗人想象的上帝”。婚前的张兆和，是梦中的，需要沈从文做着美梦飞去才可以抵达；婚后的张兆和，是现实的，就一实实在在凡尘中掌管柴米油盐的主妇。

早年顽劣高傲好扮男装的张兆和，自从跟随了沈从文，越发地朴素而家常起来，她曾写信给沈从文：“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儿子沈虎雏后来评说自已的父母：当父亲一味沉醉在创作中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时，“家务全靠妈妈打理”。

从当初被爱的荣耀到进入妻子角色后，张兆和也步入了每个女人那样的嫁夫随夫的宿命。作为一辈子天真而惯于做梦追求完美的沈从文，明显产生一种落差，发现女神的光环褪去了之后，先前因距离产生的“惊讶”和“美”也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