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一改往常轻言细语讲课习惯，尽可能大声地作了“从五四以来小说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演讲，第二天赶回家时，却见到张兆和一张哭丧的脸。原来是九妹又在瞎闹了，她把家里仅剩的一点点米也要拿去送人。

“我倒没什么，只是龙朱和虎雏怎么办？”

“都送人了？”

“我悄悄留下一半，可她总会发现，又拿去送人。”

“这事我来说，我这就去找她。”

沈从文说着赶紧去敲九妹的房门，他轻轻地敲了两下，再敲两下，又把耳朵贴着门听了听，回来对张兆和说：“她睡熟了，明早我再去跟她好好地说一说。”

第二天一大早，沈从文醒来就去找九妹，可九妹比他起得更早，已出门去了。在以后的时间里，差不多都是这样，沈从文整日里忙碌着：

除了备课讲课，还要去参加诸如朱自清组织的“十一学会”的聚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的会议等等这些活动；而更多的时间，要花在一些替朋友和自已解决生活困难的事情上。

当时，沈从文、杨振声等12名联大教授为了解决生活困难，就共同拟定了《诗文书隽联合润例》，然后出售联大教师的书法作品，以换些生活必须品。因沈从文的人脉很不错，且深受一些当地士绅的爱戴，在出售书法作品一事上，他做得最多。遇上某位教授家有了难处，杨振声、朱自清都会来找沈从文，让他找某个士绅售出些书法作品。

沈从文是忙碌的，他有太多事要去做，1944年9月16日这天，沈从文从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七年不见的胡适，离开了驻美大使的职务，有人感到十分惋惜，认为是中美外交的一大损失。沈从文一时想说的很多，马上给胡适写信，说出自已的心里话和对自由主义作家、自己的生活的看法、感慨：

“但想想国内政治上种种，官吏尚总永远从外戚与阉寺身分上活动，且有变本加厉趋势，先生离开了外交职务，真正为中美友谊可尽的力，为人类可作的事，也许更多！今年这里‘五四’，学校开了个文学会作纪念，有两千人到场。谈及白话文问题时，大家都觉得当前文学运动与政治上官僚合流的趋势，以及凡事八股趋势时，已到文学运动末路，更加感到当年三五书呆子勇敢天真的企图，可敬可贵。算算时间，廿年中死的死去，变的变质，能守住本来立场的，老将中竟只剩先生一人，还近于半放逐流落国外，真不免使人感慨！”

“自由主义作家，已到无单独刊物可供发表情形，又因作家与商业关系不正常，不容易靠版税生活，因此多搁笔。”

“我们在这里过的日子是挖土种菜，磨刀生火，生活虽琐碎，并不痛苦，但想起与生活离得相当远的国家社会种种，却不免难过！”

给胡适去信后一月，10月18日，沈从文又在1930年2月光华书局出版的《一个天才的通信》单行本扉页上写了一个题识，里面有这么几段话：

“卅三年十月十八日，从子仁兄处取回这本书。重看一遍，将生命带回到过去里。这是民十七、十八年间的生活。死的死去了十年，疯的过了一年又转好了。这就是生命。”

“书上所提及的一个客人是张采真，廿年在武汉江海关前光光的石坪上杀头。一个借钱一元七毛的胡姓友人，廿年在上海枪毙，即胡也频。代为介绍这个小书出版的徐志摩，也死去了十三年。因这个文件，使我有机会到中国公学教书的胡适之，如今正若在半放逐中不能归国。这就是时间。”

“以党治国的党，正在民怨沸腾中不知何以为计。战争已到七年，有转及西南趋势，市面上反应此种惶恐，为信仰转到作家方面，一为贫病作家募捐，即到二百万。然而这有什么结果？为三流政客上台造机会而已。这就是时代。”

沈从文虽然不时替家中有难处的同事们奔波忙碌，自己家因九妹离职且常干出些离奇事更是难处多多。这时他早从呈贡龙街的杨家大院搬到了跑马山的桃源新村，到1944这年秋天，桃源新村村长、地方绅士李沛阶来见沈从文。

“有个事，我想找你帮帮忙。我那个酒厂，目前生意挺火红，我想让你做个挂名股东。”

“挂名股东？就是不用投钱，也不用做事，吃干股？”

“就这样。”李沛阶连连点头。

沈从文微笑着摇了摇头。

“你知道每月的干股能有多少吗？”

“我不知道，只知道不管有多少我都不能接受。”

“一月能有480元。”李沛阶终于忍不住说出这个数，因为他知道，己经做了正教授的沈从文，每月也就440元薪金，扣除所得税11、5元，印花税2元，实领只有426、5元。他之所以这么做，虽想借沈从文的人脉多做些大学的酒生意，更多还是敬慕沈从文，想使他家清苦的生活得到一些改善。

沈从文平静地望着李沛阶，望了好一会，轻轻却很坚决地说：“这事我感激你，但不能接受，我是一个老师，不能又去经商。”

元旦刚过，还有十几天就到春节了，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准备。“有钱天天年，无钱年年空。”沈从文对张兆和说，一头埋在书桌上校改那部文聚出版处答应马上出版的土纸本《长河》。这天是1945年1月4日，沈从文在《长河》正文后写道：

“十月十五校毕，去《边城》完成刚满十年。时阳光满室……重读本文序言，‘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高尚的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极大鼓励的！’这热忱与虔敬态度，惟一希望除了我用这支笔来写它，谁相信，谁明白？然而我这支笔到当前环境中，能写些什么？纵写出来又有什么意义？逝者如斯，人生可悯。”

1945年3月，在叹息和心痛中，沈从文让大哥和六弟请来的同乡严超将九妹接回老家，兄妹十五年共处到此结束，沈从文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长声痛苦。他的天大悲哀，让天地也为之动容。

三弟沈荃看到从昆明归来的九妹，确己疯疯颠颠时，这位曾在嘉善战场上杀得日寇惊恐万分的军官，甚至失控到欲拔出手枪，要去昆明与沈从文拼命。

“从老家出发时，九妹可是活泼如林中小鹿的啊！”威震战场的军官泪流满面，嘶声指责他的二哥。

沈从文是无辜的，他对九妹只有爱，只希望她比家乡的女人都生活得更幸福。可是，爱也常会弄出悲剧来。

可怜的九妹，无辜的沈从文与他的兄弟，他们谁也没料到，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

被接回家的九妹，不久便从大哥的“云庐”逃出来，当哥哥们找到她时，她已经成了一个当地农民的妻子。她的夫君虽然粗俗得让深爱她的哥哥们大为惊骇，却只能认了命尽可能给她一些其他帮助。

九妹虽然终是没能有大都市仕女的生活，在哥哥们的帮助和遗憾中她倒也安静地生活了十多年，尽管每一次“运动”都会给他们沈家带来一些不幸甚至是大灾难，都会让深爱着她的哥哥们减少一份帮助他的能力，可她已是一个农民的妻子，而且虽然美丽却内心糊涂，对于不幸和灾难，还是都能抱以平和的笑。

可终于还是让她遇到了连疯子也不能笑的岁月——“文革”来了，她与粗俗的丈夫连同两个可爱的孩子，都为能活下去上了一只破船，在沅水上漂来漂去希望能不至于过早地离开人世，结果九妹却还是死于饥寒。

“文革”没有杀死九妹，其实九妹还是被“文革”杀死的，就像当时千千万万、无辜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一样，他们中甚至有一些还打杀了什么“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等，最终自己也被“文革”杀死。

九妹生命的火焰曾把沈从文的小说照亮，当这火焰熄灭时，她似乎只能与《长河》的命运一样，只有死去。

这，或许就是命运的离奇之处？然而，事实上所有人的命运，其实又都是现实的折射，无论是悲凉还是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