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名流荟萃，开设的都是学术性的课，新文学的影响力还达不到大学课堂，是因为沈从文的加盟，这所中国一流的大学才更俱新文学的气。

“本刊第四期有一篇文章，题名《论英雄崇拜》，陈铨先生写的。本意给国人打气，对‘英雄’有所赞美，用意自然很好。对于‘英雄’含义，文章中虽曾说过是各式各样的领袖，惟内容所指的还是代表武力与武器的使用者，对面自然就是代表读书人的‘士大夫’，于是很感慨的说，中国读书人太不崇拜英雄。既提起读书人，要找出一个原因，所以又说，这是由于‘五四’的结果！为什么？为的是五四提倡‘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养成了士大夫的坏脾气，腐化而且堕落。”

沈从文刚写完这第一段，就听到那熟悉的脚步声，他停下笔，扭头对着门外，等张兆和进屋。

“又在与人争论？”张兆和将一杯茶水放在书桌边，轻轻地问。

“陈铨的《论英雄崇拜》中有这么个意思：‘近代教育教坏了这些读书人，反不如过去受了点通俗小说教育的武装同志表现得动人。我们要崇拜英雄，不然就是个卑鄙小人。有对这种崇拜加以嘲笑的，也是卑鄙之徒。英雄究竟是怎么回事？康德说，英雄有壮美感，使人生神秘敬惧之忱，无条件拜倒；他要你死，你必乐于死去无疑。’我认为不怎么妥，想说说自己的看法。”

“什么看法？”

“真英雄换言之就是‘真的领袖’，并不是‘万能法师’。我们生于二十世纪，对待这么一个英雄，自然也只是大事信托，由信托而生敬重，不必迷信崇拜，尊之若神。正因为明白英雄只是一个‘人’，与我们相差处并非‘头脑万能’，不过‘有权据势’。维持他的权柄，发展他的伟大，并不靠群众单纯的崇拜，靠的倒是中层分子各方面的热诚合作！二十世纪两个近代化的国家领袖，罗斯福和斯大林，所谓作领袖的意义，便是如此。个人权力尽管其大无比，事实上各事有人负责，个人不过居于提纲挈领的地位，总其大成而已。读书人对于他崇拜不崇拜，是无所谓的。”

沈从文从桌子上拿过茶杯，却并不喝，而是双手捧在手上，接着说：

“陈铨提及英雄崇拜时，引用百十年前叔本华、尼采一类人对于这个名词所作的抒情说明，与时代实不大相合。这些人的英雄观多属‘超人’，配上拿破仑的性格风度倒刚好合式。这种英雄于战争中必骑一匹高大雄骏的白马，在山头大纛下据鞍顾盼，群众则野战格斗，破阵陷敌，有进无退。可惜时代已过去了。慕索里尼和希特拉两位要人，在群众大会拍摄新闻电影片时，虽尚倾心这种古典英雄风度，装作雄鸡姿势，已不免令人发笑。若在法比战场上最前线，我敢同任何人打赌，这两位伟人就决不会比一个二等兵乐意把头多昂起一英寸！这就叫作时代不合，伟大意义也不会相同。”

说到这儿，沈从文呷了口茶：

“所以我认为，英雄崇拜若近于群众宗教情绪与浪漫情绪之归纳集中，近代使用的方式是分散到社会各方面去，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玩球的，跑车的，爬山的，游水的，无不可以引起这种集中的作用。英国封一个戏子作爵士，瑞典给一个电影女演员颁发勋章，这是国家有意从群众中产生英雄的例子。罗斯福有时会为足球比赛发发球，斯大林大排场款待从北极探险回来的水手，这又是现代伟大意义不同的另一例子。这事值得注意处，便是真的领袖都有意将英雄崇拜情绪转移到娱乐或致用分子方面去，个人却承受了‘民治主义’一个对于‘人’的原则，‘领袖也是一个人，并不是神。’他要人相近，不要人离远。要群众信托爱敬，不要群众迷信崇拜。”

“你说的或许更有道理，可是我却认为，你最好还是去写小说，别写这些与人争论的文章，省得惹来无尽的麻烦。”

“你说得很在理，只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该有自已的担当和责任，如果连自已的观点都不敢亮出来，自责和内疚也是让人很难受的。”

“可是，陈铨不是与你看法一致，你们才一起来编杂志的吗？”

陈铨1928年8月出国，先后留学于美国、德国，学习哲学、文学和外语。结业后赴美国留学阿伯林大学，获硕士学位。留学期间接受了尼采哲学的影响。1933年在德国克尔(Kiel)大学获博士学位，1934年初回国,后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英文与德文。

陈铨认为，重造“民族精神”不是要提倡“个人自由”，而是首先要提倡“民族自由”，只有每个人必须回到民族这个集体中，才能避免个人自由所带来的利己主义。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宣扬尼采，为的是提倡“个人主义”，陈铨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宣扬尼采来否定“个人主义”，张扬民族自由。他反对的这种“个人主义”，不包括具有强大个人才能的“超人”，更多的是指普通的个人。认为那种具有超常能力的个人，是能领导整个民族摆脱危机的英雄，而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愚昧、自私和落后的，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才能带领他们走出危难。

陈铨为了有个平台把这种思想释放出来，就联络林同济、雷海宗、沈从文等联大教授，创办了一个名为《战国策》的半月刊，沈从文在其中做些“处理文艺部门稿件”的工作。

之所以取名《战国策》，是这几个教授们根据“历史形态学”的理论，将抗战时期的国际形势看作“战国时代的重复”，没有正义人道可言，认为当时是“争于力”的时代。为此，陈铨、林同济从叔本华、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哲学”出发，提出“英雄宇宙中心论”，主张“英雄崇拜”，反对“民治主义”，认为“实际上社会的进步，是靠少数超群绝类的天才，不是靠千万庸碌的群众”。

这些主张，由于出现在国民党对内制造摩擦，压制民主，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向共产党提出军政统一于政府“统一论”的时候，很快遭到“左翼”人士的猛烈批判，认为他们是迎合国民党政治独裁的需要。

《战国策》1941年1月创刊，胡绳立刻发表一系列文章，批判陈铨提出的“英雄崇拜”和林同济在《寄语中国艺术人》中表达的美学认识；茅盾也在《时代错误》一文中，批评战国策派关于战争的观点是法西斯主义的翻版；1942年1月，汉夫在《“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一文中首次全面否定战国策派的基本主张，并认定其具有明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汉夫的认定得到不少“左翼”文化人士的响应，战国策派的理论便在政治上被定性为“法西斯主义思潮”。

可谁也没想到：解放初，参与其中的教授，只有当时就提出异议、实质上对“法西斯主义”深恶痛绝的沈从文，遭受最残酷的打击。

沈从文听了爱妻的话，开始感到好笑，可立即也明白：张兆和是不想他与人争来争去，给自已惹麻烦。可有不同看法，大家争一争不是更好吗？战国时，不正是因为“百家争鸣”，才有了那么多深刻的思想流传至今的吗？沈从文心里虽然这么想，怕张兆和担心，便不说话，只望着她笑。

张兆和明白沈从文肯定有一肚子理由，更明白他这篇文章一定非写完不可，于是便换了话题说：“下午我要去呈贡友仁难童学校教英文，你就不要去了吧。”

“那怎么行，这种事，只能累一下自已，怎么可以耽误学生？”

原来，沈从文在教大学的同时，对整个社会和中小学语文的教育一直十分关注，这也是当时一代大知识分子的特点。从胡适、刘半农、杨振声到朱自清和叶圣陶等等,他们都从不同的方面为整个社会和中小学语文教育尽自己的努力，作一些贡献。

作为一名著名作家，沈从文不但参与了1933年8月至1939年6月间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和基本读物的编写工作，到了西南联大以后，还经常到当地的乡下中学义务上课。这天下午他要去的，就是张兆和任教的呈贡友仁难童学校。因为这样的上课，沈从文写出了《从‘小学读经’到‘大众语问题’的感想》、《〈上海通信〉附记》、《论读经》、《尽责》、《关于看不懂》、《白话文问题》和《文运的重建》等一系列关注语文教育或者涉及语文教育的文章。

这天，沈从文与张兆和夫妻从呈贡友仁难童学校回到杨家大院时，天照例己经是全黑了。这时，四妹张充和已在1940年去了重庆，所幸家里还有九妹给打理，小龙朱和虎雏，则由一个苗彝族保姆带着。

此前，为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张兆和曾带着俩孩子打算前往云南昭通，想应聘设在那里的国立西南师范中学部的教员，只因那卡车司机出于安全考虑，拒绝张兆和与孩子同坐载货卡车顶部，张兆和多日搭不上车，这才又返回龙街。

现在，张兆和到呈贡乌龙埠友仁难童学校教英文，沈从文每周四也到难童学校上两堂国文课，他俩都是不拿报酬的义务任教，给家里困窘的经济不能有半点帮助。虽说困窘还是困窘，连喝豆浆也得节省着，能教教将代表中国未来的学生，心里还是踏实许多、快乐许多。

吃过九妹给准备好的饭菜，沈从文抱抱虎雏，亲亲龙朱，便去了坐在一个由木制煤油箱和大画板搭成的小桌子前，这是全家吃饭、围坐讲故事以及张兆和改作业、沈从文写文章的地方。条件虽然如此困窘，文章还是要写的，到深夜2点多时，他终于写成了《读英雄崇拜》。这篇文章，在6月1号《战国策》第5期上发表出来，由于对一期陈铨的《论英雄崇拜》一文的领袖崇拜提出了批评，上海版的《战国策》在发表这篇文章时，编者在题目下加了按语：

“我们希望读者看了陈铨先生原文和沈从文先生这篇反辩之后，可以得到相当兴趣，参加讨论本题。”

结果被张兆和言中，讨论很热烈，添了些麻烦，只是没想到更大的麻烦会在九年之后。而在当时，知识份子血性很浓的沈从文，为了自已的担当和责任，为了少一些自责和内疚，除了小说的写作，还是不断地写一些给自己带来麻烦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