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师，最大的福气莫过于遇到一位好校长，沈从文在青岛大学遇上了杨振声这样的好校长，又有一大堆性格观念相同相通的人，无论工作氛围、还是朋友同事的关系，都非常地不错，更何况，这里还有极美的海水，这对于特别钟爱自然、善于感悟自然的沈从文来说，实在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似乎一切都是这么空前的美好，让人感到格外的舒心，沈从文更加地思念自己心爱的人。

早在他得到张兆和去见了胡适的情况之后，沈从文就立即给张兆和去信。他承认自己“顽固”，因此也尊重她的“顽固”；同时又说两个人都寸步不让，也不是坏事。

时间悄悄地在忙碌中溜走，为了生活，沈从文的居住地在不断地变化着，他从上海去到北京，尔后又来到青岛；然而，不变的是他对张兆和斩不断的思念，表现出来的便是一直地给张兆和写信。

1931年6月，沈从文从北平给她写信。

“三三：我求你，以后许可我做我要做的事，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让我有一种机会，说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话，这点点是你容易办到的。你莫想，每一次我说到‘我爱你’时你就觉得受窘，你也不用说‘我偏不爱你’，作为抗拒别人对你的倾心。你那打算是小孩子的打算，到事实上却毫无用处的……”

信中，沈从文还因为丁玲最近在中国公学的一次演讲而向她提到丁玲：

“听说她到过你们学校演讲，不知说了些什么话，我是同她顶熟的一个人，我想她一定同我初次上台差不多，除了红脸不会有更好的印象留给学生。”

丁玲的这次演讲，是在1931年5月28日，她和当时左联另一位作家韩侍桁，应中国公学青白文艺社邀请前去。6月8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13期，发表了记者罗菲关于丁玲演讲的记录稿，沈从文就是从这里得知的。

对于丁玲四处去演讲，沈从文很是担忧。既为她本人的安全，也担心这样将来可能会累及邀请她的学生们。沈从文认为丁玲的长处并不适宜演讲，说丁玲“喜欢的是二三知己毫无拘束的谈天。一切应对皆浸透了亲昵与坦白，且许可随随便便的，继续不一的谈下去。”

尽管如此，沈从文却又将心比心地认为，人们可以越过丁玲所不擅长的演讲形式的樊篱，从中看到丁玲富于感情的气质，从那些表达得并不流畅并不动人的话语里，体会到她所蕴藏的一颗“对于人类博宽容忍与爱好的心。”

或许，丁玲自已也有这样的感觉，在5月底给沈从文的信中曾写到：“我这些日子东奔西走，忙于演讲，来听讲的照例总那么多人，话说完时还得被年轻大学生围着，询问这样那样。他们皆那么年青诚实和谦虚，可是我却非常感到疲倦了，尤其是当我从台上走下来，离开那些大学生时，说不出的一种空虚压在心上。这样年青人能从我这方面得到些什么呢？我又能给他们些什么呢？”

只是，丁玲对自已的工作又说：“都说我可以同白薇一样，不妨教一点书。我明白这种事情在某种人来说算不得坏打算，但我却太不行了。我不教书！倘若我当真还应当放下这枝笔，转到一分新的生活里面去，对于我相宜的，恐怕不是过大学去教人，还是到下层社会里去得点教训。”

丁玲这里说的“到下层社会里去”，实际上指的是去苏区。她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后，便向组织提出这样的要求说：我是搞创作的，只有到苏区去才有生活，才能写出革命作品。张闻天答应让她等消息，后来中央终是让她去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杂志，因为当时只有她是最适合做这份工作的人选。

对于沈从文说的这些，张兆和并不作回应，

心里空落落的沈从文，又写信让朋友来与他分享恋爱还没有结果的滋味：

“因为在上海我爱了一个女人，一个穿布衣、黑脸、平常的女人，但没有办好，我觉得生存没有味道。一面也还是自己根本就成为一种病态的心，所以即或不有这件事，我也仍然十分难过。”

两年多的追求都没有结果，沈从文不断地寻找这其中的原因，最后把这失败归咎于自己的教育：“我近来常常想，我已经快三十了，人到三十虽是由身体成熟向人生事业开始迈步的日子，但我总觉得我所受的教育——一段长长的希奇古怪的生活——把我教训得没有天才的‘聪明’，却有天才的‘古怪’，把我性格养成并不‘伟大’，却是十分‘孤独’，善变而多感，易兴奋也易于忘遗……”

然而，就在沈从文万分难受时，在1932年5月18日这天，他接到了张兆和寄来的一封信，一封确实有点厚度的信。

“起码也有四五张纸，一定是倾吐了千言万语。难道铁树真真开花，难道我终于等到了春风化雨时！”

颇有寄信经验的沈从文，拿着信匆匆地赶回家，一边欣喜若狂地遐想着。

沈从文估计的很对，信封里确实有五张写满了的信纸，但不是写给他的“信”，而是一篇小说。能称之为“信”的，只是这篇小说顶头上的一句话：

“寄来篇习作，若能看得下去的话，麻烦给改一改。”

沈从文愣了一下，立刻就欢天喜地起来。

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能看到三三亲笔给我写的字了，而且，一下子就能看到五页纸的。

快乐的沈从文，真想挥舞着这封“信”，满学校地跑一遭，去告诉所有的人。但他终是一动不动，眼圈红红地，轻轻地吻着顶头上的那一句话。

“解冻一旦开始，再大的冰山也会融化！”

沈从文安慰自已，擦去涌出来的泪花，开始认真地读着张兆和的习作。他刚看了两行字，便积习地拿起笔来，开始修改，完了工工整整地重抄一篇，将篇名改为《玲玲》，署名黑君，发表在《文艺月刊》第3卷第5、6号合刊上。在文章的最后，他清楚地注明：“改三三稿”。

7月，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又给他回了封信，感谢他修改自己的文章并予以发表，说经他改过的文章较前好了许多。于是，他来了自信和勇气，去信说要去苏州张兆和家拜访。

“脚长在你身下，像你这样‘顽固’的人，要往哪里去，谁拦得住啊！”

读到张兆和这样的话，沈从文热血沸腾起来：冰山终于开始融化，感谢苍天、感谢大地，感谢她的善良、感谢我一直地追求！

沈从文在屋里跪下，泪流满面地唠叨着。

学校刚一放假，他便赶到上海。原本在青岛时，他曾那样地急不可待，恨不得马上就见到“心爱的三三”。现在，离她已经很近了，却突然又惴惴不安起来。他犹豫不决，终是没有去马上揭开这个谜底，而是先去看望丁玲。

刚接任《北斗》的主编时，因当时国民党查得太紧，上级指示把刊办得要“灰色”一些，丁玲全身心地投入党交办的工作，她想到了沈从文。

沈从文在当时的文坛上已有些名气，这并不是丁玲想到他的主要原因；沈从文跟很多政治色彩不太明显的作家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这才是办《北斗》的方针所需要利用的。

于是，根据组织的意见，6月23日，丁玲给沈从文写出一封恳切的求援信：

“现在有个新的小书店，请我替他们编一个杂志，我颇想试试。不过稿费太少(元半千字)，但他们答应销到五千时可以加到二元或二元半，因此起始非得几个老手撑台不可。我意思这杂志仍像《红黑》一样，专重创作，而且得几位女作家合作则更好。冰心、凌叔华等女士，都请你转请，望他们都成为特约长期撰稿员。这刊物全为我一个负责，我不许它受任何方面牵制，但朋友的意见我当极力采纳。希望你好好的帮我的忙，具体的替我计划，替我写稿，拉稿，统稿。我们自己来总比别人的好一点方好，你说是不是？！”

丁玲显然并没有跟老朋友完全说实话，但这是“政治”的需要，有信仰的人，为了政治集团的利益，几句不诚实的话，当然是必须的。只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即使是很英明的政治，对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也还是颇有杀伤力的。

“坐庄的人全靠我自己(我愿将全力放在这上面)和你。想多找些老文人的文章，尤其想多推出几个好点的女作家，如上述的几个，还有沉樱也很好……第一期，一定希望冰心或其他一人有文章登载。你最好快点替我进行，过几天便可登一预告，说是：丁玲主编的杂志，已有了这些已成名的有地位的女作家来合作。这真是动人的新闻。我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同意。事情还刚刚开始，一切计划皆不落实，你可多多为我想一想。”

沈从文看了信后，开始紧张地忙碌起来，她为丁玲有了充实的生活而高兴，他要竭尽全力来支持她，成全她。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请求后，沈从文忙着找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陈衡哲，还给政治大学的凌叔华写信，扔下自己要做的事，四处为丁玲约稿。

尽管丁玲告诉他是一个小书店办的一个杂志，他却明白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丁玲正热心于左翼文学，他很清楚，因此在老朋友面前他坦率地表明态度：

“绅士玩弄文学，也似乎看得起文学，志士重视文学，不消说更看得起文学了。两者皆尊敬文学，同时把文学也俨然近于溺爱的来看待文学‘是什么’。虽各有解释，文学究竟‘能什么’却皆糊涂了。我既不是绅士又不作志士，对于文学则惟只知它的产生，与产生技术，以及产生以后对于它在社会方面的得失而加以注意。我且注意到它的真实分量同价值，不许它把价值开的太大，也就是不许人对它希望太大。一切基础皆固定在我知识上，而不在权威或时髦理论上，目前大家所争持的似乎同我毫无关系。他们既称为作家，我想想，是不是还宜于来接近文学事业，真成为问题了。”

“绅士骂不绅士，不绅士嘲笑绅士，这算是数年来文学论战者一种永不厌倦的副题，我觉得真不必需！其实两者正差不多，就因为两者还是人，坏的一样的坏，懒的一样的懒，至于好的，也还是一样的好。造谣谩骂对于根本问题有什么益处？”

“一些无用的人，即或从小到大吃长斋，生来既无补于佛教的兴衰，死后也不会成佛，有些人毫无一个君子的品德，他却可以做出一些有益于社会人类的事业来。有气魄的人沉默，比小小东西呐喊还动人的多了。你不觉得吗？为了社会正需要小麻雀吱吱喳喳，正欢迎小丑，我想离开这分生活，过几年再看看一堆日子能不能帮我们把习气修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