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翔鹤沉默了一会，没直接去说刚才的话题，再次感慨道：“我深深地感到，现在梦醒了的青年们，若要来探索真理、追求新的生活，结果都是无路可走也无力反抗，只能悒郁沉闷地陷入悲苦之中。”

在青岛的那个美丽的公园里，沈从文与陈翔鹤，一边走一边谈。很明显，他们之间也有分歧。

“五四”作家陈翔鹤，与所有“五四”作家一样，在那个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刚刚离去、军阀轮流坐桩的年代中，大家都聚拢在“否定一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旗帜下，来“表现自我”、“发挥个性”。

众多的作家，众多的文学社团，众多的问题和主义，在那样的乱世里活跃着、争论着，造就出一个热闹纷呈、色彩斑斓的文学时代。

到后来，当“个性解放”、“自由独立”无法负担起深重的民族苦难时，这些曾经的关键词必然被新的时代话语所替代。“革命”、“阶级”，这些个更合适时代的关键词来到了中国文学中，并很快成为文学的主潮。

这些个沉重而又颇俱杀气的字眼，似乎更能够解决那些为探索真理、追求新的生活、无路可走也无力反抗的问题。正因为这一点，陈翔鹤后来在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翔鹤加入了党组织，投身于革命，却不去创作，像沈从文的另一位好朋友丁玲那样，走文学为革命的道路；可是，他又与沈从文一样，认为文学不该作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沈从文颇有些自豪地说：“生命中的各种经验和形式，总是能吸引我好奇的目光，给我带来莫可名状的快活和感动。至于‘问题意识’，虽然会在我文章的字里行间泄露出来，但是这些形制也许较小的经营、却寄托了题目很大的理想，这个题目就是‘人性’。”。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重复着，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

很明显，如果一个政治家、一个革命者这么说，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但作为一个作家说出这样的话，却正是他职业道德最好的表现。因为任何政治，在好的方面也只可能停留在信仰的层面上；而信仰，其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只有科学，才因为没什么局限处于比信仰更高一级的层面上。

“我是坚持艺术至上的，在生活方面，我别无所图，无论私人生活是多么的辛苦颠连，困窘不幸，也只想在艺术的本身上，求得一点成绩。我觉得在社会中，只有艺术可以使‘生活’更为向上，更为高洁，并且保持一种庄严性。”

陈翔鹤终于忍不住搭腔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我原来与朋友办的杂志，之所以命名《沉钟》，体现的就是这种艺术态度。霍普德曼那个关于沉钟的故事，表达了我们编辑愿为艺术奉献一切的决心。”

“说说这个故事。”沈从文小孩般地央求。

“‘沉钟’原是德国作家霍普德曼一个表现艺术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矛盾的象征剧的名字，我们借用来，以示艺术上要坚持到底的意思。艺术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不能调和的矛盾，艺术是至高无上的，社会现实则与文艺为敌，处处给文艺艺术布置障碍，因此，从事文学工作，必须在生活上有所放弃，有所牺牲。”

听陈翔鹤讲了这些，沈从文想到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郭沫若，不由借题发挥议论起他的小说来：

“我认为，抛开文学的什么阶级不阶级不去谈，在人物事件展开与缩小的构成上，这位郭先生缺少必需的节制与注意。要想从他的作品中寻一个完美的篇章，不是杂记、不是感想，是一篇有组织的故事，实成为一个奢侈的企图。论创作小说，郭沫若不如郁达夫、张资平两人，是三人中‘最坏的一个’，我认为，郭沫若的小说是失败了的。”

沈从文的这些言论，此前已发表在?1931年6月《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他再次跟陈翔鹤来说，只是出于对文学要为某一阶级服务表示不满。

“艺术是极高尚的事业，不应也不能作为谋生的手段。我从不敢将著作当作一种职业看，而且更决定，对于其他职业，无论有多么的艰难和苦心，也必须隐忍而且担当。”

从小生活一直比较优裕的陈翔鹤，坦坦然然地讲着自己的心里话。沈从文在一旁听着，脸儿有些发红。

他们似乎并不都是很吻合，但他俩都有很好的人品，善良而坦诚；都能与人为善，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完成了对自己文学观的执著坚守。

因为这些，他俩保持了终身的友谊。20年后，沈从文回忆在青岛与陈翔鹤相处的往事时说：

“当时我俩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公园去会面，到池塘中间那个亭子里交谈起来，谈人生、谈文艺、谈个人遭遇，已经时间很晚了，有时到半夜，周围空寂有些令人恐怖，陈翔鹤不敢一人回校，每次都是我把他送回市立中学。”

人生在世，真是会有许多极其美好事情、会拥有许多极其美好时光的，之所以能够，是因为有好朋友在成全。

一个人能有几个挚友，生活必然会鲜亮很多；如果又能有一个知心的爱人，生活，该是多么温馨啊！

沈从文已经30岁了，他已拥有了好些朋友，可他的爱人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