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三年，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是一代人记忆中最和谐、最阳光、最快人心的三年。

1950年春，昭萍被调到武汉、任江岸区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她的战友苏伟，即潘琪的夫人。

静娴流泪抱着女儿：“我就最知道自己生的女儿，你是胆子最大、最无法无天的一个啊！你老子几次都差点被你气死、逼死啊！”

昭萍百感交集地说：“妈妈，女儿忠孝不能两全，让父母受牵累了。”

静娴一把拉过站在身后秋平，命：“给你妈跪下，跪下！磕头，喊妈妈！这就是你妈，你那带兵打仗的妈！”

秋平连忙跪下，昭萍把他拉起来，抱在怀里。她控制着自己，脸上还是一如既往地冷峻。儿子都和自己一样高了。

秋平不好意思地挣扎开。昭萍问：“你入团了？”

秋平回答：“入团了。”

“还担任什么干部？”

“班长，学生会副主席。”

昭萍放心了，儿子没有成为一个纨绔子弟和窝囊废。我亲爱的母亲，您把他带得这么优秀，您真是伟大啊！

广诚却十分拘束，望着昭萍身后高大的警卫员老秦，心想：“每一个人都带个警卫员回，吓他们老子吧？”嘴上却问：“知秋呢？还在打仗？”昭萍点了点头。广诚还真不知一下该与女儿说什么。

昭瑛、昭琳都赶回家来了。三姐妹谈话一直谈到次日凌晨。妹妹们这多年的担忧和思念，都得要向姐姐倾诉。唯独昭萍，很少谈到自己的事。

细心的昭琳问起，昭萍才简单回答了一些问题：她身上几处圆扣形的枪眼瘢痕，是抗战中在上海被76号特务打的；她一身还有十几处大小伤痕，是历次战斗中留下的。她轻描淡写地说：“我41年起就很少和知秋在一路，他先到了江北。后来我也到江北工作了一段，又派回了上海。从此就再没有见过他了。47年我又回江北，在通海启打过游击。49年解放崇明，我就见到小弟了。”

昭琳道：“共产党真是能教育人，我们家大小姐、小少爷都被教成了革命军人。”

昭萍意味深长地说：“共产党一直在带着我们实现这代人两个最大的愿望，第一是把日本鬼子赶出去，第二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

昭萍不急于说出自己的打算：她要把她的一家都带进革命队伍。她要让父亲一步步摆脱旧思想的影响，能成为真正的红色商人。把红旗插到自己家里，插到自己每个亲人的心中。

昭舫回到了武汉后，在家里公开声明，放弃对资产的继承权，并把自己在“九合纱厂”等投资的股份全部转为了公债。又很快到“中南区工业局”去报名参加了工作。祯青也在妇联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由李毓章介绍到武汉市一男中——这所走出了密加凡、曾卓等杰出青年的学校——教授语文，以后成为桃李满天下的人民教师。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江岸区大批青年志愿参军、保家卫国。当时才15岁、在市一中学习的秋平就抢先报了名，但是因年纪太小，没有被批准。

老通成的牛诚等几个青年报名上了前线。昭萍对父亲说：“他父亲有个哥哥，叫牛万富，是我的战友，在解放战争中，牺牲得很英勇。我不久前才对上号，但没有告诉过他们。你要多关照牛万贵。不要以恩人自居。我记得他在发大水时还救过你的吧？爸爸，你要改变观点，是工人养活了老板，是他们起早摸黑的劳动才创造了你的财富！”

她在一旁听着的爸爸嘴上不说，但恐怕至死也不会接受这个观点。工人养活我们？他能列出好几十个被他从饥饿线甚至死亡线上带出来的穷亲戚，不是我，他们不穷死也不能像今天这样。共产党什么都好，就这点说法不叫人服气！起早摸黑？我哪天不比他们早、不比他们黑？还要一天到晚为生意操心！我可从没像那些黑心老板那样克扣打骂他们！昭萍啊，你那个共产党千万莫要都像你这样子想哟！

昭萍担任着江岸区委要职。常常身着“列宁装”，不带警卫员，深入工厂、码头，组织工人，启发他们把新旧社会对比，拥护政府、清除顽劣。她从三十年代起，就在上海那特殊的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工运经验，多年的革命工作，一口地道的方言，也帮助她团结和发动群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在和昭瑛交谈时，昭萍详细询问了她最担心的事：父亲和反动帮会有没有关系？“我听很多同志介绍过，知道他为掩护我们的同志也作过很多好事。我就担心，我们的爸爸有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昭瑛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父亲，骨子里头是穷人，除了重男轻女的旧脑子改不了，我看她还是蛮开明进步的。他从不参加那些人欺行霸市、勾结反动政府的恶行。”昭萍不语。

她要小心地通过更多事实来证明。尽管苏伟给她讲了很多广诚的进步表现，她还是不放心，她说不能用亲情蒙蔽了眼睛。不是说“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吗？其实，她早从苏联“老大哥”的历史中模糊地看到了中国的今后，革命的发展将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她不能让她内心深爱的善良父母亲陷入她不愿看到的境地。而这一切担忧，她不敢向任何人讲，亲弟妹都不行！

“相信党！”她默默地对自己鼓励说。

她藏住担心，问父亲：“你还是‘嘉瑞公司’的股东吗？”广诚说，抗战胜利后，因为缺钱，他早就把股份卖给别人了，后来只是有过生意来往。

昭萍说：“童瑨据说跑到了香港，重庆那个，你说的颜秉兰，是把自己老本都投了进去、公开帮助胡宗南与解放军为敌的。你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大是大非最错不得！爸爸，这就是一个人的大节，比那些江湖义气要紧得多！就说粤汉码头‘华年锚地’底下那一片吧，现在守着仓库码头的，就是彭家的彭先财。工人不敢不听他的话，码头上的运作要他说了算，常和我们国营招商局的工人找茬闹事。武汉码头的百年恶习，非改掉不可！”她又说，“你要讲感情，就要帮他站到人民政府一边。人民为大！爸爸不要顾惜交情，立场不清啊！”

广诚把女儿的话视作警钟，特地专门跑去提醒彭先财。先财听进去了一些，他也正试图与政府合作，还受到过表彰。

对于武汉这样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做好码头‘扁担’的工作非常重要。市军管会挑选了四五百名精悍的干部，组成若干工作组，深入沿江码头和市区里弄街坊，调查研究、团结群众。昭萍自然忙得不可开交。

她不忘教育老爸：“我们是人民政府，不能徇私，要体贴民情，就要打击黑势力，扬善去恶。”

广诚连忙声明：“就是在旧社会，我也从来没有特地去巴结过他们。不过过年、祝寿的来往是有的。说起童家、彭家，都是我早年时，不晓得是哪个神仙指点了，让我帮过他们的娘老子，说实话，后来我也沾了他们的光。可你爸爸从来没有借他们的力量欺负过人。爸爸不做亏心事，这汉口人都晓得的。”

昭萍相信父亲诚实、厚道的本质。她现在无法估计一些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情会不会在武汉重演，只愿父亲能平安挺过。

她也寻求父亲的帮助，问：“爸爸，你晓得码头的一些规矩么？”

广诚道：“怎么不晓得，爸爸和你大伯、广瑞伯刚到汉口那会，什么都没有，也想过靠力气吃饭。你不晓得汉口的丑规矩啊！汉口的码头、车站，都是有把头的，童家最先就是靠码头起家的。你想当‘扁担’，先要给把头交份子钱，‘买扁担’。否则，你想去扛活，怕要被打死！那时哇，你爸爸三个人身上的钱，还不够买一条扁担！不过，也免得我们后来就扛一辈子了。哎！昭萍，当扁担的都是穷苦人，江湖上有些坏习惯，做活累了，有的还一身病痛，爱喝口酒；想钱，就赌；没有钱成家，就逛烂窑子；有些人被坏人带着抽上了大烟。共产党整那些开窑子、开赌场的，我拍巴掌赞成。”

昭萍说：“爸爸，我们共产党就是要消灭这些丑恶。但是现在新中国百废待兴，抗美援朝又这么紧急的运输任务，都要看那些把头的脸色行事，这样下去显然是不行的。你要配合政府，争取你的老朋友站到人民一边。爸爸，我希望你变成个完全的红色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