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5日，这是武汉解放前的最后一天。

昭舫还没到家，小豆芽就按昭舫的委托，按他给的电话号码打到“继诚烟号”，报了平安。广诚接了电话，高兴得拔腿直跑去昌业里，给彻夜未眠的静娴报平安，只留下塘草守着店。昭舫一个小时后也骑着祯青的自行车回昌业里了。曾家阖家老小一片欢喜。广诚命他马上好好睡一觉。

中午，留守“老通成”的谢三金来到昌业里。告诉广诚：“共产党的人原来就在我们对门的电报局！”让老爷子又惊得半天合不上嘴。共产党派人来对三金说，要老通成出人参加“红帽队”值勤，维持大智路口和公新里的治安，防止国民党溃兵和二流子抢劫。

“红帽队”是老百姓对武汉解放前夕“真空”期民间自发组织“义勇消防队”的称呼。他们头包红色布巾，手持木棍，在闹市区和重要公共设施轮流值守，也是地下党组织信任的一支“友军”。

广诚不让吵醒在睡觉的昭舫，站起说：“我去！”。他嘱咐静娴等人看好秋平和毛咪。亲自带了宪银就赶了过去。静娴急得把头从窗口伸出喊他小心，年纪大了不要逞能等等。

没想到在前屋的说话把后屋的昭舫弄醒了。他听说父亲去值勤，怎么也不放心，不顾母亲劝说，还是要回“继诚”去。静娴只好让东东陪他一起过去。

回到“继诚”，乍看还是老样子。塘草见他便说：“叔，他们叫爷爷就在‘老通成’三楼窗子上看街，说是有事会有人来喊他。宪银去参加巡街去了。叔，今天快到中午时，魏中校来了一趟，把三楼的钥匙拿来了，说叫你回来后去三楼看一下。”

昭舫心想，他大概是跟白崇禧跑了，三楼有什么好看的。不过他想了想，还是上了三楼。开开门，里面除了一套棉军服，一把日本马刀外，在屋中仅有的那个小茶几上，显眼地摆着一个信封。

昭舫抽出里面的信，见上面写着：

“昭舫：此别无期，情谊心存，不言谢。代问夫人及毓章。

转告培莜，深感其友劝。公博为武汉战斗过，从未惧怕生死，恨不能葬身武汉。望弟谅兄不愿为二朝臣之志。

另：小心江中来快船，兄仅知其目标有各趸船码头，自来水厂之抽水船等。弟等万不可大意。香烟纸上系一部分机场和城近郊地雷布点图，公博手头资料不全，还望弟海涵。

愿后会有期

公博上 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五日”

下面是两张香烟纸，一张画了几个简图，一张写着一个广州地址，很明显是将他家人拜托给“共党”了。

昭舫立即收起信，大步飞下楼梯，拔腿直奔对门的电信局。

门口两个工人纠察队员拦住他问：“干什么的？”

昭舫说：“快，我有急事，找刘实。”

一个回答：“这里没有刘实。”

昭舫说：“对不起，我就是对门‘老通成’的小老板，有紧急要事，找你们负责人。”

一个声音在里面问：“什么事？”

昭舫一看，竟是自己那年接祯青时、在码头帮忙提箱子的那个人。他什么也顾不得说，从内心就感觉那人是共产党，就上前把信递给了那个人。

那人一看，立即说：“曾先生，谢谢你，我姓陆。”说完就让昭舫等着，他进去地下室。

在已停业的电报局大厅，厅中间的书写桌上放着一摞传单，昭舫拿起一张看，是：

“《紧急命令》，

民国卅八年五月十五日。查国民党蒋匪军华中‘剿总’匪首白崇禧企图作最后挣扎，现已全部撤离汉口。在人民解放军未进入市区以前，特命令汉口警察全体官警同志应切实遵守下列各项：

（1）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时，坚决停止军事抵抗；（2）各守岗位维持市面秩序及保护人民安宁；（3）各辖区所有公共建筑及公营事业（如水电、工厂、仓库、堆栈、银行、医院等）须严加保护，不得任意破坏或烧毁；（4）各机关所有干部人员、重要文件、物资财产装备等应切实保护，以待移交。以上四项倘有故犯者，严加重惩，有功者按功给奖，胁从者不究其遇；（5）凡与我方有关人员，应服从组织，遵守纪律，执行命令，完成任务。人民解放军将确保大家生命、财产、生活、工作等安全。否则，接受人民法庭审判。

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城工部”

解放军的命令大气凌然，居高临下，明显地在掌控着武汉局势，让昭舫心头热了起来。

这时，薛培莜突然大步从里面走了出来，上前来紧紧地握住了昭舫的手。

昭舫说：“原来你也在这里啊！我应该说找你，他们就不会拦我了。”培莜说：“谢谢你及时送来的重要情报。你现在可以回去了。我们已经与我们在保元里9号的前线指挥部通过电话。我们会派人行动的，绝不会让敌人的阴谋得逞！我这就赶到一码头去。”昭舫说：“我陪你去。”

薛培莜一边大踏步向江边方向走，一边说：“我要赶去布置，你还是先回去。昭舫，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已经率部2万人在武昌金口起义。我解放军一一八师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汉口东北角。襄河那边，蔡甸已经被解放军占领。武汉即将解放！可惜公博了，哎！他虽然有正义感，却始终不愿脱离他的政府，以为这是对信仰的忠诚。你先回去吧！”

昭舫转身过了马路，走进“老通成”去看父亲。

这已是下午3时许，滠口方向忽然响起了炮声，原来这是即将逃跑的国民党军朝解放军红薯岭阵地胡乱放的几下“起身炮”，立即又传来解放军118师猛烈还击的炮声。

与此同时，“小诸葛”白崇禧正坐飞机匆匆逃离武汉。

广诚听到炮声有些慌张，他对于“兵乱”是心有余悸的。在他的唠叨下，昭舫顺从他的要求去岳飞街——那边离军事要地粤汉码头实在太近——把祯青和一对儿女都接到了昌业里。

时间在慢慢过去，天也渐渐暗下来，然后，夜姗姗降临。这是旧政权下的最后一夜，然而这一夜是漫长的，也是令武汉人民极度紧张的。

广诚全家都守在昌业里二楼的堂屋，不想睡觉。不断可以听到武汉的守备军58军溃逃前实施爆炸的声音传来。

这其实是守备司令鲁道源在借爆炸勒索。汉口市总商会又连夜凑出2000银元送去，要求败军不要炸毁水厂电厂。这在当时被称为“赎城”。

在夜幕的掩护下，乱糟糟的溃军纷纷涌进江边几个码头集结，等待轮渡过江。当时除了三艘轮渡，大多数轮船已开往青山、谌家矶等地躲藏。留守专门实施破坏的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鲁道源，在对江城工商界敲诈勒索之后，还是背信弃义，下令对江城进行最后的疯狂破坏，他发出歇斯底里的咆哮：“一粒粮食也不要留给共产党！”招商局多达95艘大吨位船只也被他控制带走。

却说薛培莜带着工人纠察队，从集家嘴到兰陵路的码头、仓库、沿江设施都布置了值勤，监视和驱赶可疑的人员。由于他们，鲁道源的大部分破坏目标都没能得逞。潜伏在城里的各级地下党员数百人，以及解放区派来的城市工作部工作人员，已经纷纷“冒”了出来，维持着社会秩序，保卫着城市财产，迎接解放。

薛培莜遇见了“小豆芽”，便告诉他。天黑前，王家墩飞机场的工人和一部分原国军地勤人员、一些起义反正的国民党工兵，正在按魏公博提供的的草图排除地雷和炸药。

小豆芽则讲到，码头工人查处了一艘装有炸药的木船。但是他们的话还没有讲完，就听到上游方向又传来了爆炸声，这显然是最后撤离的特务在施暴，事后得知，汉口集家咀至林森路的沿江码头的部分趸船及渡船被炸沉。

忽然有纠察队员带来了一个四五十岁的大汉，说他只嚷着要见长官。队员指着薛培莜说：“这就是我们领导，你说吧！”

那人说：“长官，我叫童柏青，是童家的‘三管’。老爷走前，叫我等当兵的走了以后去看看粤汉码头。童家在粤汉码头旁边有一个仓库和一个私家趸船，上月起就被警备司令征管了，不让外人插手。我下午吃了饭，心想他们大概已经都跑了，就过去看，仓库里面和外面货场还有上百方木头呢。不想我看到我们仓库坡下的小岔港里，停了几条船，装的炸药。这时有当兵的来把我抓了，说我是共产党。打了我一顿，关了几个钟头。幸亏有个姓魏的长官过来，认出我是童家的人，叫把我放了。他送我走到美国领事馆跟前，轻轻对我说了声，去告诉薛培莜，或者是领导。”

薛培莜说：“我就是薛培莜，童师傅，谢谢你了，你能不能带我们去？”

童柏青似乎有些犹豫，说：“其实又不难找，就在一德街底下一点，堤外江坡。”

薛培莜道：“他们是想用船炸我们汉口水厂的抽水船，还有码头。童师傅，你带我们去，就是为武汉人民立功了。”童柏青又想了一下，说：“好吧！”

小豆芽说：“事不宜迟，我马上带我们武装纠察队过去。”薛培莜道：“小心点，敌人五十八军还有不少人在那里等着过江。我们这里的人不多，而且都没有经过军事训练。”

小豆芽立即到青岛路仓库，叫上在待命的一二十个人，向粤汉码头方向奔去。

再说新“火线提拔”的中校军官毛竞飞，奉命在撤离前负责炸毁粤汉铁路码头、汽渡码头和水厂的抽水船。他按行动计划，带着十余手下和宪兵、十多名工兵到达了粤汉码头上游的童家仓库。

这里有一处断裂的江岸，约有十几来米宽，深入岸边数十米。枯水期会形成十来米高的断崖。五月，江水还未上涨，常有渔船停迫于这小港湾。鲁道源为撤离前破坏而准备下的、几艘装满炸药的轮机木船，就藏在这里。

毛竞飞指着他手下押着的一个双眼被蒙着的血淋林的人，说：“现在你就是招认武汉地下党领导是谁，我也不想听了。”他转向手下，“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动手啊！”

他的手和工兵们冲下坡，几个工兵跳上了第一条轮机船。船锚被收起来，机船开始发动向江里驶出。他们在船上把五花大绑的那个地下党装入一个麻袋中，又拴上了一个铁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