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他们撤退时，广诚担心日本兵进汉后抢劫，请小老大彭先旺帮他在粤汉码头附近找了一处库房，让赵凯鸣把“大智旅馆”能搬动的都搬了过去，还把**用品、睡衣、电扇、电灯等列清单交给了戴承喜。戴承喜也提前关闭了“万方”在兰陵路口的分店，把能搬走的东西也都搬去放到了那里。

日本人占领汉口后，这两处旅馆都被强占，成了侵略者的兵营和特务驻地。戴老板庆幸并佩服广诚的先见之明。除了搬不走的装潢和卫生设施等外，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

1942年年底前，有暗地里和国统区做生意的人来找他，要买他那些棉被和床单，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戴老板听到后喜出望外，他一直揪心放着的东西日子久了会发霉（实际上后来发现，原来 “万方”两个分店的枕头都有很多生霉烂出了洞），毕竟堆了近四年了。

原来，那年中原地区发生了少有的大饥荒，加上丧心病狂的贪官们的层层克扣，坚守豫南和粤西北抗战的国军，正经历从未有过的困难，军需给养严重不足。那些地方冬季寒冷，士兵们衣衫单薄，病倒了不少，眼看根本无法对付即将到来的严冬。在河南，甚至有部队因冻饿难忍、屡次发生入户抢劫村民衣被的事件。

戴老板惊喜遇到卖个好价的机会了，便以生意人的老练欲擒故纵。他表面上装作不感兴趣。逼得那位冒着生命危险潜来汉口、度日如年的国军军需官心急如焚，不得不接受他近乎敲诈的开价。以相当战前新被絮几倍的价钱，把那些旧棉被等积压物品买了。戴老板美滋滋地发了一笔国难财。

赵丙文事后曾听说这事，但不甚知细节。由于他一向信任戴承喜，很少过问他的经营。且又正逢老伴去世，也更无心去了解详情。

广诚回汉后，全力做着复业的准备，也从赵凯鸣那里了解了些情况。他因实在需要资金，便找了个时间，约到了戴承喜、赵丙文以及杜季卿和赵凯鸣，要求能帮他复业。丙文就说，不如把这七年的账“理一理”。

戴承喜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两大摞账本，交给广诚。广诚信任地说：“不消细算了，戴老板说一说就是。”戴承喜一副坦然，说：“那就叫季卿说吧！他比我更清楚。”

杜季卿清了清嗓子，说：“日本人来以后，就剩‘万国旅馆’还在营业。市面一直不景气，电梯也修了好几次，旅馆根本一直在亏本，完全多亏我老亲爷[ 注：武汉方言，称岳父老亲爷，岳母为老亲娘。]在支撑，总算没有垮台。胜利后，中储卷兑换又亏了一家伙。不过我老亲爷说，反正养活了自己一家人。亏的，就不要摊给各位股东了。”

广诚听得不是味。他那意思岂不是说亏了，不但没有利润可分，自己还本该要倒拿钱出来？还要欠他的人情？见没有人作声，便把账本随便拿了一本来看。

赵丙文说话了：“季卿，你有没有算错，除开头一年，以后每年，我一直都分过红利的啊！”季卿说：“叔叔要说分过红利，那是我老亲爷怕叔叔日子难，看重多年的交情，自己贴的。这账本叔叔可以看。”

丙文又问：“那大智旅馆搬出的东西呢？”杜季卿说：“大智旅馆住了日本人，有东西也被他们抢了。”丙文见他说得不对，便车过脸说：“戴哥，彭先旺不是帮我们把码头仓库的东西卖给了九战区派来的人吗？”

这句话就像丢了颗炸弹。戴老板见瞒不过，便说：“这……支援抗日的事，那个时候是要杀头的。我家桂香不是为国家捐躯了么？我就没……没有让季卿知道。这……我另外记着的,这里……好像不在这里头，一共……大概卖了一万两千中储卷吧！后来，我生意经营不下去，一直在贴进去用。不然，哪里能保得住这旅社？给赵兄弟分的红利又从哪里来？现在一胜利，我的些中储卷亏大了，我还想过要找你们股东帮忙，渡过难关呢！广诚老弟想要急用钱，我就是想帮，也难想出办法啊！”

赵凯鸣是越来越听不下去了，便插话道：“戴伯伯你怕记错了，卖的不是一万两千中储卷，是一万二千银元。”

戴承喜一下跳了起来，用手指着凯鸣大声嚷道：“什么？凯鸣,你想要杀我么？丙文，我们合伙快二十年了，你儿子的话是你教的么？”

赵丙文虽说听出了点名堂，这可不是差一点，拿到现在怕要差几百倍！但还是顾及戴承喜的面子，站起来向儿子喝道：“凯鸣，不许随便胡说！”

赵凯鸣冲着他老子顶道：“我没有胡说，是那年陪那人来过的那个北方口音告诉我的。他就是那年日本人来店里搜过的那个军统，是昭舫大少爷的同学，姓魏。这会也在汉口，前些时还来过柜台，问过大少爷有消息没有。你们要不信，可以找他来问。一万二千‘大头’，真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大头’。”

赵丙文呵斥道：“你没弄清楚的事，莫要张嘴就瞎说，外人哪里会有戴伯伯记得那么真？就是戴伯伯记得有错，也不许你这个样子说话！”

赵凯鸣见父亲压他，知道自己给戴老板一炮太打重了，便坐了下去，低了头，打算不再说话。

戴承喜却下不来台了。他听出丙文的话中有话，便愠怒地对着凯鸣说：“我怕不会记错。凯鸣也不算一下。你先问问你老子，还有你曾老板。我们撤退前清出来的东西，那些棉絮被窝，统共值得到几个屁钱？一万二千‘袁大头’？你要我命啊！是不是你这些年在我这里受委屈了啊？如今你跟季卿的老板也已经回来，我这里庙小，今后怕供不起你这大的菩萨了。”

戴承喜原想用话把凯鸣镇住，毕竟这多年他是很权威的。谁知适得其反，后几句倒把凯鸣刚压下去的不平和多年郁积心里的反感又挑了起来。

赵凯鸣一直对那年日寇到“万国”搜查那军统（他叫不上魏公博的名字）的事耿耿于怀。那时，戴老板吓得全身发抖，显然打算出卖那人了，他带日本人直接去那房间抓人。如果不是自己及时转移了那人，戴老板就不折不扣当成了汉奸。戴老板交不出人，竟又把事情往赵凯鸣身上推，当时凯鸣被日本人把刀架在脖上逼问，还差点抓了他去。就这件事，让他从心里鄙视戴老板。加上他多年看透了戴老板的自私刻薄，对付起下人来，其**威难以忍受。他常感到奇怪，这个人哪点配当“六姑”的爹？

他毕竟是血气方刚的年青人，忍不住又站起来说：“戴伯伯，这话不要这么说。我会记得你老让我吃了七年的柜台饭，我也跟你老学了不少东西。”戴承喜以为凯鸣打退堂鼓了，才要松一口气。没想凯鸣接着说：“我站七年柜台，是盈是亏，有账就可以看明白。不过我不明白，我和季卿一起记了七年的账。可你老今天拿出的账本，都是重抄过的，没有一个是我写的字。”

广诚翻过一本账本，又听到这里，完全明白了戴老板是怎么回事。黑心啊！拿假账糊人！但他仍然沉住了气，听戴承喜怎么往下说。

戴承喜的脸一阵发烧，完全领略了凯鸣话里的分量。又见丙文也要认了真。心里很明白，自己和杜季卿的假账做砸了。便眯起了双眼，拿了本账本装着研究，又把丙文手上的那本账本也拿过来看了看，说：“季卿，你怎么拿错了？这是给税务局看的那本。”

原来一些不规矩的按营业额交税的业主，常常另假作一本亏账来逃税。戴承喜被凯鸣顶穿，急中生智，只想编两句话，先下个台。

广诚已心知肚明，便干脆留个梯子给他下，说：“季卿有时就是慌七慌八的，也不先给你爸爸看看。戴兄，我也是太急了些，光只顾自己手头紧。要不，等戴老板再算一算，换个日子再说？”戴承喜见有机会下台，连忙笑道：“好说好说，这回是太急了点。我回去再仔细算一算，这样，我算清楚了去找你。广诚，你就放心等我的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