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舫到了昆明空军翻译人员培训班，这是专为中、美、英盟国培训空军口头翻译和书面翻译的。昭舫在昆明接受了三个月培训后，被派到机场作地勤翻译。当时机场维护、守卫的都主要是中国军队。地勤和机械维护则由美中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共同承担。

还在1943年3月，美驻华空军就和美空军志愿队合并，改编为美十四航空队，陈纳德任司令，坐镇昆明指挥。次年1月由他建议成立的“中美空军混合大队”成立。

昭舫最初是为中美空军地勤人员作联络、包括翻译、接送、服务。由于他在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他还被派参与过“301”基地空、地勤物资供应计划编制和汇总。

“虽然不能上天去炸鬼子，也总比在大后方强。”昭舫宽慰自己。

他最初对美国的飞行员怀有一种对完美救世英雄的崇拜，美国朋友们友好地和他招呼，在酒吧和他交谈。昭舫借机提升自己英语的听力和会话能力，很快，他做到了使自己的思维不再通过“汉语的”的大脑，他的英语变得纯熟而自然。

昆明比汉口华界还要原始简陋，除市中区外，街道多半是鹅卵石铺成，或者干脆就是土路。路旁不规则地散布着桉树、榕树和胡椒树等，窄窄的人行道上摆满了各种小摊小贩，后面则是低矮的、一层或两层的泥石房屋。基地附近，路边小吃店、小饭馆还是不少的。小贩们的叫卖声在木轮马车的吆喝声，自行车与人力车的铃铛声，汽车喇叭声、杂乱的家畜嚎叫声的混杂中，却能清晰地传到人的耳中。

昭舫很快熟悉了周围的环境。有天，他在空军第十飞机修理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面，与同桌对面坐着的一个人几乎同时放下了筷子、对视着站了起来：

“曾昭舫！”

“郭佩珊！”

前年昭舫结婚时他正好到重庆，曾赶去祝贺。但后来由于两人都曾搬迁，失去了通信联络。

他们十分激动，添酒痛饮。以后两人就常在一起聚会了。

郭佩珊当时已经是第十飞机修理厂修造课课长，即生产一线的总工程师。

他是一个居然成功改良了美国B-25型飞机的中国技术人员，将其一次携弹量提高了三四倍。这件事轰动很大，获得了飞虎队美空军官兵一片赞誉之声，陈纳德将军公开表示钦佩，抗战统帅蒋介石先生亲自下令嘉奖他，发给奖金1000元，并破格晋升一阶三级成为少校。当然，昭舫不知道，郭佩珊其实还有中共党员的身份。

昭舫说：“真羡慕你，我却还是一事无成。”

佩珊说：“我不这样看，你在学校就用歌声和行动唤醒过很多同学的爱国之心。你和毓章编写的《大家唱》对抗战初期的救亡歌咏运动影响相当大。我一直很钦佩你。现在，你的工作也很重要的。此前，机场有个翻译被日本特务和汉奸绑架，就是为了从他那里获得基地的情报。幸而我们的特工早就在注意，很快破获，救出了他。”

昭舫说：“我知道，可听说那个人不愿继续干，回重庆去了。”

郭佩珊知道昭舫学的专业就是飞机，很想让他也来自己工厂。但他没有权力作这样的安排。

遇到了同学，昭舫觉得不再那么寂寞。他们可以畅谈只有知心朋友才敢说出的对国家大事的看法。但是同样是很快地，新的刺痛开始折磨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基地附近有些小地摊专门收罗和高声叫卖美军用品，小到巧克力、打火机和自来水笔，大到美军夹克、军服，甚至蚊帐、军毯和睡袋，然后就地出售，市民和学生们常来这里淘宝。这使这里出现了与战时极不协调的繁荣。

昆明街上的美军很多，有些军人态度很随和、友好。但是经常有让昭舫感到刺眼的画面，特别是那些招摇过市的“吉普女郎”，那些如脓疮般趴在机场周围的妓院。

昭舫为自己的民族感到难受，有天他和佩珊谈到了此事。

“嗯！”郭佩珊说，“孔祥熙就曾对史迪威发过牢骚：‘我们杀了耕牛来让你们的飞行员吃牛肉，你们一个军人的待遇是中国军人的五百倍！’可是美国飞行员是我们的朋友啊！他们用生命在帮我们保卫天空，驼峰航线运送了我方大量宝贵物资。我们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了制空权，现在更多的是我们轰炸他们了！飞虎队打乱了日本人所有的后勤供给线，对战争优势向我方转化起了很大作用啊！你得装作看不见这些洋人的奢靡，你在武汉难道没见识过吗？”

这天他们正在饭馆休息，两个美军飞行员也来此吃饭。在门口，一群衣衫破烂不堪的孩子围住了他们讨糖吃。一个美国人掏出几粒巧克力。见孩子们太多，那些脏手正不顾一切地向他逼来，他便慌忙把糖从空中洒向了他们，让孩子们自己去抢。

“请你不要这样！”昭舫忍不住了，站起来用英语大声说，“他们很穷，很饿，可是他们有尊严！”

那个美国人回头看见了昭舫，有些惊慌地说：“请原谅，我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的糖太少了。我以为这样可以公平些。我喜欢中国人。我没有嘲笑他们的意思。”

他的同伴迈克尔，空军中校，以前就和昭舫彼此认识。他调解地向昭舫证明，那人说的是真的。

那美国人叫克莱斯曼。见昭舫还圆睁着怒眼，便诚恳地走向他：“请原谅，也许我错了。我真的爱他们，因为中国人救过我的命。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吗？”

昭舫点头同意。他们互相握手，作了自我介绍。

克莱斯曼说：“请你相信，我没有骗你，中国人曾经救过我的命。去年的冬天，我从湖南的一个机场出发，轰炸九江附近的日军，被高射炮打中、跳伞后受了伤，左腿也骨折了。日本人派出了士兵和警犬在满山遍野搜捕我。我落在荒山野岭——以后我才知道那里是铜陵——躲了一天两夜。我想我就要被他们抓住了，结果我被几个中国农民看见，他们想都不想就把我藏了起来，如果让日本人知道救我，他们会被残忍杀掉的！我的上帝，他们把我藏在荒山里，还给我送吃的东西。我吃不惯他们的干粮，当时饿极了！上帝保佑我，他们不知从哪里叫来了一个会说英语的中国军人，他是新四军。啊，我记得，他也姓曾！也是汉口人！个子比你高半头。噢！他像魔术师那样，一见面就为我端出一大盘美食，有面包、鸡肉，我真高兴。后来他用了整三天时间，要士兵用担架抬着我，冒着危险绕过，不，有时就是穿过日本人的占领区。他就像有隐身的法术，一直抬着我安全过了江，把我交给了他们的大胡子司令，又是个姓曾的[ 注：即新四军第七师司令员曾希圣。]。上帝，我获救了！我在那里治伤半个月，一直都是那位会说英语的军官陪着我的。我感谢上帝，感谢他们。”

“姓曾的，汉口人？”昭舫激动起来，“他叫什么名字？”

“我问过，他不说，只说他是新四军。他家好像是汉口做蛋糕饼什么的。我归队以后，有一次又去巢湖作战。结束后我驾驶着P51野马式飞机，特地飞到了我记忆中的那个师部所在的村庄，我在它上空盘旋，俯冲，又拉起来，转了十多分钟，才飞走了，我是想向他们、向我的中国朋友致敬。”

昭舫已经激动得不能言语了，他认定那一定就是昭诚！不过，会不会汉口还有一个做蛋糕饼的老板也姓曾？还是昭诚的英语把豆皮描写成了“cake[ 注：蛋糕、饼、块。]”？

他们的误会解释清楚了。也许是缘分，后来他们四人都成了朋友。

有天昭舫在仓库帮忙清点备件，迈克尔中校和昭舫的上司过来了。

“曾昭舫！”他的上司说，“迈克尔中校他们要去执行任务，他点名要求你随他们去当翻译。记住，不许对别人说，也不允许给家里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