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7月，曾昭萍和所在的新四军第二支队随陈毅、粟裕率领的部分主力渡江北上后，昭诚一个人留在了孤悬江南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

1941年1月4日那天，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队共约一万多人，奉命从云岭出发，拟向东经苏南、渡江北上。昭诚就在队中。

老天似乎在警示着一场灾难的临近，那天天气恶劣、风雨交加。部队在崎岖山路上行军了一昼夜后，所有人都疲惫不堪，上级下令在茂林修整了一天。

第三天，也就是6日清晨，苍黛幽静的山区枪炮声突然大作。昭诚和战友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传令兵匆匆跑来，昭诚所在的学兵队紧急受令死守烟墩铺，掩护机关和上海来参军抗日的知识青年撤退。这次昭诚拿着一支七九步枪，发给了他一百发子弹，还有三斤米。他想，这么丰富的弹药粮草，任务一定很艰巨了。

果然战斗一打响就激烈异常，昭诚认出面对的敌人了，竟然是曾并肩战斗和联欢过的“友军”！他们那劲头比打日本足多了！拉开就是两天一夜不停的攻打，先炮击、后冲锋，打得他们不停地补修工事，连烧柴煮饭的空隙时间都没有。

谁也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反正对面不停冲来的就是敌人，要活命就必须朝他们打、打、打！

这就是三战区司令顾祝同调集了八个师“友军”、在皖南泾县石岭地区对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发起的突然进攻。后来的历史称之为“皖南事变”。

血战到第二天下午，一块弹片飞来、击中了昭诚的头部。鲜血淌流下来，可怕地布满了左眼和半个脸，一直流到下巴和衣领上。

一个看上去最多只有15岁小卫生员跑了过来，听口音是个上海姑娘，给他包伤。昭诚把她手推开，很内行地说：“我伤得不重，头部血管丰富，看上去流血多点，根本不疼，按一下就不会流血了。节约纱布吧！”

小卫生员用清脆的上海口音严厉地说：“你得听我的，我比你懂得多！”她那命令口气和神态，让昭诚不得不服从她。鲍连长过来看了下昭诚的伤，骂道：“狗日的这帮顽军，跟日本人还没打就跑，打起新四军来下手这么狠！”

昭诚正用手抓着积雪擦脸上的血污，通讯员传来了命令：“撤！‘学兵队’就地解散，人员另行安排！”

随即，昭诚和鲍连长被分派到了机枪连。

为趁黑绕过敌人，他们顾不得又饿又困，赶了一整晚路，方向却是向南。终于转到了敌人后方的山侧了，大家都以为走出了第一道包围圈，哪料山头早有国军埋伏着守株待兔。

原来往南是一条死路！

包括鲍大娃（这下是一排长）在内，战士们根本不知道敌人在怎样下套，新四军军部在发生些什么事，是谁在指挥、下一步怎么办。现在机枪连只凭着本能的生存欲望，又转向东北、拼命朝苏南方向杀去。

好不容易杀出到火力封锁外，他们发现自己已变成一只孤军了。

他们哪知道自己正处在一场精心策划的罪恶阴谋的漩涡，十倍的精兵正摆下天罗地网来消灭这只装备简陋的抗日武装！而新四军军部却还在为突围方向争论不休！

鲍排长被命带昭诚等作为先头队，向一条小岔路侦查。

昭诚从没有过侦查经验，加上三天两夜没睡觉，已经很困了，每一步都像是软绵绵的。尽管他格外小心，还是“一不小心”惊动了山鸟。只听得咕咕几声鸟叫声，一群鸟扑扑地冲向了晨空。

鲍大娃好生气，这可能就是导致死亡的错误！

他正向昭诚投以责备的目光，却听到一阵更惊惶的逃命惨叫声。原来那群鸟惊动了几十米外的一个“国军”阵地，埋伏那里的一二十个人以为是大队新四军从天而降，吓得拔腿就跑。鲍排长和昭诚没有开枪，就势跟着冲了过去。对方已一溜烟跑光了，居然甩下了一架重型机枪和几箱子弹留给他们。

机枪连的关连长喜出望外，若不是这群脓包敌兵怕死，这挺机枪守在这条路上，谁也别想活着出去，想不到昭诚惊动鸟群还成了好事。关连长舍不得意外之财，他不听鲍排长“突围不要辎重”的建议，命令一个扛枪管，一个扛三脚架，一个扛结合部转盘（扛结合部的人还要提一桶水）。其余每人都分扛子弹。

昭诚被分配扛枪管，这枪管重35公斤。他从没做过体力活，才站直腰，黄豆大的汗珠就如雨下来，多走了几步，腿就开始打颤，头上的伤口也开始胀痛起来。然而他懂得，身为战士，必须咬牙扛着，还得跋山涉水。好个口粗心细的鲍排长，看出昭诚不行，过来将就要枪管接过去。昭诚坚持不让。汉阳三爷嘴巴犟，鲍排长只好依了他。说来也怪，争着犟着，昭诚反觉得不那么重了，但不久还是被鲍排长坚持换了下来。

这支孤独的小队伍走着走着，下午，竟又与大部队走汇合了。这下他们才搞明白是战区司令顾祝同布了阵要消灭他们，形势十分险恶。

还没歇口气，他们又被马上命令参加抢占高处的一个敌方阵地。

我方的一门迫击炮开始发威，几下就把敌人机枪打哑。昭诚等趁机越过开阔地冲了上去。不料，这时侧翼山坡上竟突然出现了一股敌人。关连长眼快，用力把身边的昭诚往山坡一推。也就这时，一排枪弹朝这边飞来。昭诚刚明白自己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却见关连长捂着肝部“啊”了一声，随即倒下。

昭诚和鲍排长都连忙爬到关连长身边，鲍排长朝后大声喊：“卫生员呢？”

关连长腰上血如泉涌，他睁圆双眼、使劲瞪着鲍连长，吃力地说了声：“你……指挥。”就断了气。

鲍大娃愤怒得要发狂了。他从树丛中操起一挺敌人丢下的德制伯朗宁轻机枪，狂吼着，朝那边山坡扫去。昭诚也举起枪连连往那边射击。那群敌人被他俩的气势吓坏了，倒下了几个，余下的掉头四处逃窜。

战士们挖了个坑，埋葬了关连长和另外两个牺牲的战友。昭诚与关连长认识仅一天、连名字都还不知道，为了让他避开枪弹，他竟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想到这，昭诚忍不住抽泣起来。

鲍连长拍了拍他的肩：“帮他完成革命吧！战士是不能随便流泪的。”不想他一说，昭诚和机枪连的老战士竟一起哭出了声来。鲍连长强忍住悲痛说：“让老关在这里休息吧！我们去帮他杀鬼子、杀反动派！”

昭诚无法忍住哭，他知道，战场上不知多少战士都是尸暴荒野，任野兽啃噬，还有不知多少受伤得不到救治、却无可奈何地听任死亡慢慢到来的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随后开始了僵持局面，双方互相打着冷枪。派出侦察的人回来说，前方发现大股敌军，从这个方向不可能突围！

很快他们明白自己大部队竟已放弃了这条路径，但无法联系上了。老鲍回头看了一眼他们刚才冲过的那片开阔地，也已被敌军用机枪封死，后退也不行了。他们成了陷入死角的孤军！

他叫大家不要慌，因为他们还占着一个十分有利的地形，这是制高处的隐蔽死角。他很冷静地叫大家就地轮流休息，等天黑了再设法转移。

昭诚体力早就透支，他迫切需要休息，什么危险、死亡现在对他已都变得无足轻重，一听从鲍连长口中说出这话，居然就什么也不知道地睡着了。但好像仅过了一眨眼的工夫，就感到鲍连长在用脚踢他。睁开眼一看，天竟然已经全黑，原来一觉就睡了几个小时。这时他感到了彻骨的冷，两个牙齿打战打的像机枪。昭诚奇怪，刚才睡着时怎么不知道冷呢？

鲍连长聚齐大家低声说：“大家振作起来，我们不能等死，得趁黑悄悄撤出去。跟着我，小心别弄出声来。”

这七、八十号人信服地跟着他，在漆黑中向左边的山沟摸去，朝山顶方向匍匐着前进。一路上可以清楚看到四边山上都有敌人的篝火和火把。看来顾祝同已将他们铁桶般围困。

现在所有的人都明白形势的严峻了：敌人正成功地将他们分割消灭！

但是共产党率领的军心向来都是非凡地坚定，从创立以来便是无法击垮的！叶挺带出来的部队更是铁军！

他们互相帮助着，在雪地里爬行、隐蔽前进。就这样，又走了一夜加一整天，其实总共才在地图上走了四十里，还没能到达山顶！

大家已经又累又饿，昭诚也学大家，边走边解开生米袋，抓些积雪，硬嚼咽下去充饥。不料过了一会，饿没减轻，肚子却开始发起胀来。

偏偏天又下起了雨，而且越下越大。昭诚头上的纱布都湿透了，从头上流下来不知是雨水还是伤疤被泡开后淌出的新血。地上变得泥泞不堪、一步一滑。此时，昭诚只觉得困极了、累极了、饿极了、冷极了。死亡对他来说，已经不比现状可怕。他切身感到这时的第一需要的是睡，尽管一旦睡熟，或者就冻死、饿死了，但也许就解脱了这越来越沉重的折磨。

美丽的黄山啊，为什么此时成了抗日战士的生死绝地啊？

他在走着、走着，仿佛也在睡着、睡着，神志近乎麻木地溶入又一个夜色的混沌之中。昭诚一次次在意志的坚守下猛迫自己清醒，告诫自己决不能让掉队，一定要活出去！日本人还没打完哩，不是还要参加解放全人类的战斗吗？坚决不能死在某些中国人的阴谋里。他走着、走着，仿佛看见了妈妈，看见了大姐，看见了所有的亲人，甚至还看见了田爷爷和“通成”的店员们……忽然他听到传来一阵抑制着的欢呼声，瞬间又清醒过来，警惕地飞快把枪端在了手中。原来是前面遇到了新四军的岗哨。他们又与军部会合了。

这里地名叫做石井坑，四面环山，东西约三公里，南北约四五公里。山沟里零散着几处小村子，总共不足百来户人家。大家听说叶挺将军就在这里亲自指挥，顿感信心。昭诚兴奋了不到五分钟，就放心地睡着了。就在他睡着的半天多时间里，军部能干的司务长居然从老百姓那里买来一口猪，又煮了几袋米。昭诚被叫醒来，饱餐了一顿。好痛快啊！他觉得自己又能够坚持几天了！

但事实与他们以为的相反，形势正越来越糟，四面布阵长达数十里的重兵，正在收缩包围圈。长达十里的战线一直在拼搏，烈火腾天。

鲍连长向大家传达了“掉过头来向北方突围”的计划。

军部参谋长冯达非，一个满口广东腔的、赴苏联留学归来的干部，走过来大声问：“你说的那个高中新（生）在哪里？”鲍连长便叫道：“曾昭诚！”昭诚应声而出。冯达非叫他把步枪交给鲍连长，递给他一把盒子枪，然后让他扛起一架六零小钢炮。一起叫了六个人，其余的扛炮弹。

他们跟着冯达非、小跑了约一公里路，上了一个小山峰。冯达非看了看山下如同蚁群般、向上涌来的敌军，对昭诚说：“你学我酱（这样），新区大拇几（伸出大拇指），看，借系（这是）个相系三国形（相似三角形）……”他教他单腿跪地，估计和计算出距离，教他瞄准、装弹、发射。

昭诚估算出大股敌军离他们最多三百米，就按着他的方法发射。只听一声巨响，把他自己耳朵都差点震聋了，炮弹在敌军阵中开了花。

昭诚的炮越打越好，他们的火力有力地压制住了敌人的冲锋。由炮弹开路，老一团团长傅秋涛首先带着上千战士，成功突出了重围[ 注：据史载，这是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突围出的最大的一支队伍。]。

昭诚跟随军部打到第五天下午时，更多的敌人又重重围了上来。他看见自己人在山沟里反复冲杀，被打得转来转去。但是，他又看到了镇定自若的叶挺军长，正与作曲家任光——他和哥哥都很喜欢他的《渔光曲》，他也学大家一样叫他“王老五”——在说着话。军中没有人惊慌，仿佛面对的只是一次很普通的遭遇战。其实他知道，倒下的同志已越来越多，战场上，没了及时的救治，一旦受了重伤，就只有等着自己的血慢慢流光而死去。而他们能够杀出去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

到第六天，敌人竟然用飞机来助战了，重机枪从高空向新四军阵地扫射，威胁大大增加了。昭诚很诧异，他听说自武汉失守后，中国已经没有力量与日寇争夺制空权，只有任日本飞机横行。那么蒋委员长从哪里找来了飞机呢？他为什么这样不顾血本、把这么稀有的飞机用来对付这股不足万人、几乎有一半非战斗人员的新四军军部呢？

在国民党40师的强攻下，新四军东流山及其以北高地终于失守。接着，白山等阵地和军部南北各高地也相继失守。

昭诚已经打完了炮弹，又奉命回到了机枪连。当夜幕将再次降临时，鲍连长指着昭诚白天打炮的那个小山峰对大家高喊：“把重机枪架到那个山包上，我们连负责掩护军部突围！”

敌军正加紧包围上来，机枪刚架好，包围圈已缩小到了不足三百米。清晰地听得到敌军的叫嚣声：“活捉叶挺，赏金十万！”

关连长牺牲前命令他们辛苦背出来的重机枪响了，这下发挥了大作用！狂泻的子弹，压控着一大片，敌军又被打到了千米以外。

这当儿，昭诚听到传来让他格外痛心的消息：作曲家任光被对方的流弹打中，牺牲了。

我们的作曲家怎么被打中了？他能给千万人的生活带来那么优美的旋律！他比我们更该活下去啊！昭诚愤怒了，与战士们打红眼了，一直拼杀到后半夜，敌人的攻势才渐渐减弱。

鲍连长把剩下的不足五十名战斗人员和那个小卫生员叫到一起，说：“同志们，接到通知，军部已经安全转移，我们的掩护任务已经完成。但是我们再不能去跟在军部后面追了，那样会很快被消灭的。要想活、想不当俘虏，我们只能避开重兵，拼命冲过左边的那个山坳再往北，自己找条路。如果打散了，就自己去江北找部队。记住，要么是苏南，要么是去无为县，都有我们的新四军。谁能活出去，就是胜利！”

他们忍痛破坏了那挺来之不易的重机枪，把它扔进了山谷，然后偷偷向左山摸去。

上到那山坳顶，才发现那是个两人高的坎子，像个鱼背，险峻得让人不得不小心慢行。哪晓得就在这迟缓的一瞬，一梭机枪打了过来，马上有人倒下。

敌人又发现他们了！

鲍连长喊了声：“卧倒，快滑下去！”战士们纷纷趴在地上往坎子下硬着头皮滑下去。昭诚才蹲下，就听见小卫生员“啊”了一声，昭诚一看，她已倒在地上。

昭诚爬到她跟前，问：“你哪里伤了？你的绷带呢？”只见那姑娘摇了摇头，大团的血正从她的胸前和嘴里涌出。昭诚慌忙把她的医务包打开，里面除了一把剪刀、几个空药瓶和一个掌心大的小日记本，其余什么都没有！姑娘使出最后的劲说：“补……补我一枪，别告……告诉我……我妈……妈妈。”

昭诚慌了，说：“你坚持住啊，我背你走！”他飞快解下姑娘的绑腿，用力帮她在胸前包扎。看见血还在往外渗，他又把自己头上的脏绷带也扯了下来，包在外面。这才把她背上，一起溜下山拗，居然还站稳了。这时，鲍连长也最后一个滑了下来。

昭诚背着小卫生员，又翻过一个山拗后，天已大亮。他小心地放下那小卫生员，这才发现她已经死了。

昭诚忍不住痛哭起来，这是他几天以来的第二次痛哭。他边哭边用冯达非给他的手枪柄和剪刀在山边刨着坑，两个战士也拿着刺刀哭着来帮他。他们都知道，敌军中有些人渣是怎样对付我军被俘的女战士和牺牲女同志的遗体的，他们绝不让自己神圣的战友受到流氓们的**和亵渎。

昭诚埋葬了小卫生员，设法在周围作了几处记号，决心终有一天要过来找她。他打开她的那个小日记本，里面娟秀的字体记录着一些急救知识，后面有一个上海闸北区的地址，大概是她的家。他这才知道姑娘复姓欧阳，这个年龄的上海女孩应该还在读初中，无忧无虑，可能还常吊在妈妈的脖子上撒娇呢！昭诚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一个花季少女就这样死在了中国人自己的枪下，他真想对眼前包围他们的“友军”们说：“你们是一群日寇的帮凶！”

上官云湘将军似乎很想彻底消灭这支与他们同属第32集团军的、不足五十人的疲惫之师，一个活的都不留！昭诚他们于是就在自己的同胞的铁桶般的包围圈中，面对四面射来的弹雨，冲啊、杀啊！逃啊、躲啊！行上一段，又开始冲啊、杀啊！逃啊、躲啊！他们打死出现在跟前的任何一个敌人，此刻求生的欲望已使他们思想麻木，“友军”的概念在他们脑中已没了容身之地，一双双眼睛发红地向外透着拼死的杀气。

又是血战的一天过去了。这天夜晚，他们总算向北突行了四五十里，昭诚发现，给他信心的鲍连长已不知去向，他的身后仅只跟着三个持步枪的战士。

难忍的饥渴给了昭诚冒险的胆量，他竟冲到一处毫无遮掩的坡脚，拾起了一个上面滚下来的军用水壶。他太幸运了，没有人向他射击。他转身又躲回山沟的茅草中，与战友们分享那半壶宝贵的水。

大股敌军还在山上搜捕幸存的新四军战士，肆意地射杀着。多少次、连敌人说话声他们都能清楚听到，但他们居然一次次侥幸躲过了，等待到了天黑。

趁夜色，他们且躲且跑，连夜又走过了茂林——皖南打响第一枪的地方。村中已再无人烟。他们趁天没亮又赶了30里，看到了一个小村庄。

这里有百姓了，村名是“大坑王”。他们走进一个小院，闯见了一个老乡，那老乡把厨房指了指就躲不见了。他们顾不了许多，便进去大口喝饱了生水，紧张地把水壶灌满，正吃着很少的一点剩饭时，忽然又响起了机枪声。

昭诚以为又碰上敌人了！但很快想明白了，响枪那边应该是新四军军部机关，由叶挺将军带领着，大约有四百多非战斗人员，离他们仅有几里山路。但之间隔着一道险要的沟口，两山守卫着“国军”52师——这个父子岭战役被他们从日本人的追击中掩护救下的部队——死死封锁住了这唯一的道路。

他们赶快走出了小村子，也许马上又有敌人发现他们了，两挺机枪朝他们点射了几梭子。但不知是不是见他们人太少，竟没有来追杀。

昭诚只好放弃了去找军部会合的打算，又隐蔽地折向正北。正是这一决定太明智了，竟让他们侥幸逃脱了杀身之祸。

他们小心地前进，差点一头闯进国军52师驻地。幸而昭诚眼快，又迅速掉头折向东北方。盲目地走了一阵后，眼前出现了一条傍山的大路。他们便靠着山、小心地、沿路一气走了30里。

这已进入了泾县境界，似乎很久都没有听到枪声了，昭诚他们相信，自己终于逃出了包围。其实，是顾祝同趁叶挺将军前往交涉抗议时，将其“活捉”。军部的所有人员也落入了魔掌。这场“围歼新四军”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七天七夜的时间里，皖南新四军军部9000多人，在国民党军7个整师、8万余人的围歼下，六千余名优秀儿女牺牲在东流山下，一千多人被俘，仅有两千人冲出了重围。

这是一次令亲者所痛、仇者闻快的同室操戈事变。这里特别引用大汉奸汪精卫的一句评价：“数年来蒋介石未做一件好事，唯此次尚属一个好人。”

昭诚他们成了真正的溃败散兵，沿路小心地找着孤独偏僻的人家。幸好百姓们心中都有杆秤，很明显地同情他们，让他们有一顿无一顿地吃了些东西。有人告诉他们应该再继续向北、到清弋江。那是长江的一条支流，经芜湖流入长江。

他们把自己装成国民党军，反正军装帽徽本来就一样，不避路人，大摇大摆地又走了30多里。下午四点过钟，到了泾县城西关半里外。

冤家路窄，迎面竟来了一群出关散步的国军军官。昭诚看出对方一定是从破旧的军装上猜出他们是什么部队了。便心一横，用杀红了的眼神射出随时准备拼命的凶光死盯着他们，那群军人竟吓得脖子都直了，放开脚步赶快走了。

绕过城门口，涉过一条小溪后，他们遇到一个自称是“自己人”的男人，给了他们一些大饼充饥。根据他的指路，当晚，他们到达了青弋江边，又被一家四口人冒险用小船送过了百来米宽的清弋江。

在这些化装成百姓的地下党帮助下，昭诚已来到他曾多次与鬼子交锋过的地界，这一带地形他熟透了。便一个人走在前，让同伴们在后面十几米跟着。

然后他们连夜翻过小岭，再次撞上了几个游逛的敌军，双方立即对峙。昭诚大声狂言：“这条路，我们新四军经常走，你还想在这里活不？我这几天在那边山里头杀红了眼。这一片也都是打熟了的！”把那几个吓得没命地跑了。

其实他们自己早已疲惫不堪。但不敢休息，连夜翻过了大岭，又走了三十几里路后，到了宣纸坊。

已经又是一个拂晓了，这是一处和平的小村，一家家纸坊在用竹子纤维打成纸浆，往小墙上敷，干后剥下，是著名的中国书法绘画用宣纸的产地。昭诚略知当地的情况，直接找到当地甲长家，给了他一块大洋，请他去买来些大米饭。

一人一大碗，咸菜萝卜干，大家总算舒舒服服吃了顿饱饭。

他们不敢休息，又穿过南陵县。再次经过了几天前战斗打响时、他曾奉命死守的烟墩铺，竟又会集到九个战士。大家便开了个会，推举昭诚担任总带队。

再走，过有碉铺，下长江。又经过两天的艰苦跋涉，继续收留了些被打散的、死里逃生的新四军战士。一路上，也曾数次避开敌军。此外，还要小心冒着被贪财的“乡亲们”告密领赏的危险。昭诚带着这支临时聚集却无比坚强的队伍，不停留地走啊、走啊，一心要到江北去，回到自己的部队。

腊月二十五的半夜，天上降下了鹅毛大雪，路坎河沟都被白雪覆盖。他们沿着江边大堤走着，路已完全看不清楚，十分危险。而他们的衣服都很单薄，在冷风中冻得打哆嗦。昭诚这才切身体会到，当人冷到极致时，最冷的地方不是手、脚、不是背脊，竟然是睾丸！冷得剧痛！他们咬牙忍受着，坚持走到了芜湖西南江边的“旧镇”。

这一带是敌我犬牙交错的混杂地区。西边不远的荻港就有日本卫兵。但昭诚知道，新四军五团在此有地下党组织。

当他们终于找到了当地“基本群众”的家后，昭诚已经严重透支，竟突然夜盲了！

但他是万幸的，在这里有自己的组织和群众。他们煮了猪肝汤为他治病，让他很快就恢复了视力。

“老乡们太好了！”昭诚想，“如果我瞎了，还怎么打日本呢？”

日寇巡江很严，急于过不了江。大年初一那天，他们曾乘木船尝试过一次，结果被日本军舰发现并枪击，只得又折回江南。他们便听从群众的意见，干脆在他们保护下舒舒服服地休息了几天。大家的体力得到了很大的恢复。然而他们还是心急如焚，希望快些归队。

熬到大年初四（1月30日），昭诚才终于带着那十几个战士，乘夜藏进一艘有棚的木船，悄声渡过了长江，到达了江北。登岸后，他们顺利地找到了新四军的部队收容处。这里，他见到了同样历尽艰辛来此的鲍连长和二十几个熟识的战友。

这回是鲍连长先哭了，这个能给战友力量的硬汉忽然冲到门外，朝江南跪下，大哭不止，那冤屈的声音，足以感天动地。

劫后余生的战士们在昭诚带领下唱响了新四军的军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那些想在历史的长河中搭载自己私货的人的阴谋破产了。新四军军部已经重建，陈毅代理军长。新四军的光荣军旗不倒！人民的铁军不可战胜！

当晚，昭诚躺在暖和的**，回想着1月6日以来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他居然奇迹般地、带伤逃过了这场同室操戈的大劫。现在，十八岁的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战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