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天一定是经常用讥讽的眼光审视着人间的，广诚如果知道老天对他命运有别样的安排，并能知道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啼笑皆非。

他完全不会想到，他在上海那边的宝贝女儿昭萍正想着与他完全不同的事。随着战争的发展，她的工作越来越艰难、处境也越来越危险、。

1939年1月，昭萍根据江苏省委命令，为新四军筹集到一批宝贵的药品和物资。提供者是公共租界一个背景复杂的帮会头子。他的条件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整个货款达上万元，昭萍当时已经筹到六千多元了。但若结清以往的欠款后，仍有近一半的缺口，几乎想不出什么办法。

药品是日本占领军宣布的“军事管制”的“违禁品”，是掉脑袋的生意。对方的开价拿在当时并不算高，只是由于屡次的紧急物资筹集任务，昭萍可以募捐的对象、像徐佑铭这样的爱国厂商、尽管一个个经营每况愈下，仍一次次慷慨解囊，知秋自嘲说是在为渊驱鱼。终于，现在能筹钱的渠道几乎已经枯竭。而且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赊账，出面经手的老卓一度被债主逼得十分狼狈，信誉已经很差，再也没有办法赊账或挪用其它交易款项了。

上级通过各种渠道反复下达着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完成任务的命令，限定了春节为最后期限。的确，新四军太需要这批药品了。因为缺药，不少战士在低麻醉、甚至无麻醉的情况下动手术，一些人伤口感染。因为缺药，不少伤员在极度的痛苦折磨中死去。

军令如山，但昭萍几乎山穷水尽，她有些束手无策了。

这天午后，父亲的信来了，信中说了父亲雄心勃勃的新创业计划，还说等春节昭舫到重庆后，他就会转道香港来上海，他要在租界注册一家公司，要昭诚有跟着他学生意的思想准备。

昭萍看了信都愣了，在思忖着父亲来了会有些什么意想不到的变化，她问昭诚是怎么想的。

“我才不跟他去当资本家呢！”昭诚脸都黑了，“日本鬼子那么猖獗屠杀我们同胞，他就想着怎么趁战乱赚钱，那不是叫我也发国难财吗？”

昭萍点了点头，虽说演剧二队给上海写的信都说父亲在救亡中表现很进步很爱国，但他毕竟是商人，她还不敢奢望父亲会有这样的觉悟。他们在上海已经濒临暴露，很可能会调离，所以也不可能将父亲还未出现的公司计划来派什么用场。

她太忙，现在要马上按约定时间去会见一位荷兰商人，约好的一位翻译也要去，时间太紧，便拍了昭诚一下就出去了。

昭诚也已知道姐姐现在的困境，现在姐姐姐夫谈话都不瞒着他，他心里也帮姐姐着急，却无计可施。

昭萍回来时都很晚了，已回家的知秋没问她今天的结果，他已从她脸上的表情猜到了。

昭萍吃着为她留的饭菜，知秋与她一起沮丧地盘数着一个个近期不再可能的募捐对象。在战时条件下，很多留在孤岛和沦陷区的企业家倍受盘剥，加上原料匮乏，开工不足，另一方面，他们为“难民垦荒[难民垦荒是上海沦陷后地下党根据赵朴初同志建议争取到租界当局支持的一项措施，即将难民转出租界到苏北、江南国统区垦荒，从而合法运出上海。实际上为皖南新四军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和知识技术骨干。]”等项目已经付出很多，实际上都面临很大困难。但如果再筹不到钱，不仅给新四军造成困难，而且，卖家很可能用药品要过期为由变卦而另寻下家。

姐姐姐夫继续在外面精疲力尽地活动着。昭诚自放寒假后就只能无可奈何地坐下来做作业，好像自己也在受着某种煎熬。

这天姐姐走了一会后，楼下又有邮差在喊。

是本市赵丙武来的信。赵伯伯信中说让他和大姐一起去趟他家，他要将父亲汇给他的和以前存放在他那里的钱转交给他，还将父亲的信原件附在一起。

昭诚的心里突然翻腾起来，此时他脑中几乎全是濒临山穷水尽的大姐，正不知如何能帮上她。但帮了姐姐，说不定就害苦了爸爸妈妈、苦了在大后方无根无底的哥哥姐姐……不，不能这样，这钱不是我的，爸爸这么信任我，我没有这个权利……姐姐，快回来呀，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姐姐和姐夫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昭诚的心一下都要提到嗓子眼了。

听到姐姐还在楼梯上就对他说话：“小弟，姐姐今天又只能叫你吃阳春面了。”

“姐姐，有钱了！”昭诚一等姐姐上来就迫不及待地说出，但立即想到，自己恐怕会害死父亲。

昭萍愣了愣，从昭诚手中接过父亲的信看了，不由心里一阵发紧。她矛盾了，父亲送来的钱是上天安排的及时甘露吗？她是不信神的。但她确实没有足够勇气去动用这笔钱，这无疑是杀父亲一刀！她虽说不太清楚父亲的家底，但根据她的经验，父亲逃往四川时，手上带的钱最多大概也就两万元左右，否则，不会动用他在上海的几乎全部头寸。

知秋不敢插言。除了昭萍的要强个性，他还认为，这些钱，他是没有发言权的。

昭萍忽然想祈祷了：“爸爸妈妈，女儿要做一件非常对不起你们的事了，为了流血的伤员，为了国家，女儿要抢走你们的本钱了！”她不用“借”字，因为她知道，她是不可能偿还给父亲的。

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昭诚。昭诚的眼前马上浮出了一幅可怕的图画，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二姐、秋平，像他在武汉看到的逃难的人们一样，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流落在重庆街头。

“爸爸应该脱离资产阶级，我这样是在帮他革命！”昭萍违心地搜罗理由说服着昭诚，也是逼自己狠下决心。她懂得，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也没有时间犹豫了。

昭诚的心在发抖。他没有勇气开口，只听大姐咬着牙继续说：“新四军的战士比我们家更需要这笔钱！昭诚，你如果同意，姐现在就陪你到丙武伯伯家里去拿钱。”

昭诚其实也早就觉得该是这样的。

丙武撑着病体，按信上的吩咐把钱如数交给了昭诚，一共有七千元！他非常无力地说：“伯伯确实是再帮不了你爸爸了。你爸爸是我几十年的朋友。他第一次托我做生意时，只有十元钱的本钱，还是借来的。他不容易啊！现在你爸爸嘱咐还留几百元钱放我这里。这是留着保证每月给你读书用的。等这几个钱用完，丙武伯伯恐怕就不在了。”

昭诚给老人深深鞠了个躬，把对爸爸和亲人的愧疚也放在了这一躬当中。

昭萍得到了那么大一笔钱的帮助，顺利地、提前几天完成了任务。但她心里却相当愧疚。她努力责怪着自己，这一定是我革命意志不彻底的动摇表现！

也许，革命者就是应该这样狠心的！

她正一个人在家苦想用什么措辞给父亲写信时，却突然接到通信员小况的紧急通知：必须晚上八点到苏州河的一个废弃码头的趸船上与老卓见面。她与老卓很少直接联系，这趸船是他们用来紧急见面的一个特别地点。

天一阵阵下着雨。她穿了件雨衣，又做了点特殊准备。路上特地转乘了几次车，最后步行来到那个码头。见自己来早了，就摸黑到趸船上废弃的售票小房中等着。

雨渐渐小了，她看着远处苏州河下游的灯光，在雨夜中，有些像飘忽的鬼火。等了大约十来分钟，她听见有人来了。借着微微的光线，她看见老卓提着一把伞，走上了趸船。

她正打算迎出去，忽然间，她凭练武人的敏感，听到还有一个踏着水的脚步声。她便继续隐蔽在墙角的黑暗里。

果然，一个穿无袖雨衣的男人，在老卓身后突然出现，窜上了趸船，他四下看了看，喝道：“站住！”一边敞开了雨衣，里面露出了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老卓退后了两步。昭萍也很紧张，屏住了呼吸，决定先看看对方有几个人。那男人也不敢逼上前，举起枪指着老卓低声说：“快说，和谁接头？几点钟？有几个人？”老卓说：“你是什么人？我来这里找个地方解手，你跟来干什么？”男人说：“我是谁你不认识？”

“你……怎么……你不是来我们弄堂找亲戚、还找过我问的吗？”

“我今天从你出门、就一直跟着你的。你跑到这么远的荒郊野外来撒什么尿？”老卓笑道：“我也有亲戚啊，就住这跟前。你走开一下，我要方便。”那男人喝道：“你少来这套！你不是共产党，就是重庆分子，你们这样的我都宰了好几个了。把手举起来！快说，和谁接头？”

昭萍从“我一直跟着你”，迅速分析出对方只有一个人，又听出，这家伙是个安插在租界的、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一个有经验的汉奸。他们奉命查询和滥杀可能的抗日分子，在租界内制造恐怖。

那家伙判断老卓只有一个人，便举起了枪，说：“你不说，我就不客气了，快说!我数三下，一……”

昭萍知道老卓正面临生死险境。她轻轻摸出出门时特地带在身上的三枚金钱镖，这是她的师父王兴汉伯伯特地打磨成送她的。这种镖投掷难度较大，但昭萍从小就被王兴汉精心传授，这么近的距离，她还是很有把握的。

那人刚数出“二”，却不料一只镖从黑暗中飞来，“噗”地打在右手腕上，枪立即掉到了甲板上。他还未反应过来，第二镖已到，顿时左眼一辣，鲜血涌出，疼痛难当。他下意识地要用手去捂，第三镖已飞来追命，幸而被抬起的手挡住。镖栽进了他左手臂的肉里。昭萍一个箭步冲了出来，打算制服他。却看见有一个披着蓑衣的男人身轻步捷、如从天降地进来。左手将那人扳倒在地上，右手的匕首对着他心口就是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

昭萍见来人竟是知秋，大吃一惊。不知他此时如何也出现在这里。知秋不加解释，急促地说：“我去看看还有没有人，你们先说吧！”说完快速去将一把废弃的铁椅拖过来，就用那人的雨衣将其裹在他身上。自己又走上码头去。

老卓急促地说：“曾老师，接上级通知，已有大量日特潜入租界，现在不断发生进步人士和抗日人士遭到暗杀的事件。你们的活动已受到日特注意，小教下属支部已有人叛变，虽不是直接与你们联系的人，但后续发展的危险不容忽视。上级要你们全家必须近日撤出上海，不能在上海过年了。这是要我给你们送的船票，后天的。这里有本书，就是介绍信，千万别弄丢了。记住按我们以前往根据地送人的‘二号路线’和联络暗号。哦，叶知秋同志是上级紧急通知来保护你的。”他指着又走进来的知秋说。

昭萍接过书，又在地上拾起一个镖，告诉知秋：“还有两个这样的镖。”知秋说：“看到了，在他肉里嵌着。我知道取出来的，快些走吧！上岸左手有两部黄包车，在那等我。”

老卓撑开伞走了一会，昭萍也快步走了。知秋看到了地上的枪，舍不得丢，便别在腰后。又将那人身上的一个子弹夹、和一个有特务证件的皮夹搜了出来。然后将尸体拖到船舷边，推入了江中。

知秋出了趸船，到水边涮了手上和匕首、镖上的血污，快速潜出了码头。拉上坐着昭萍的黄包车就走。

昭萍虽说练武多年，但从未开过杀戒。她有些恶心，也有些后怕。知秋把黄包车拖进了一个弄堂。有个黄包车夫等在那里，接下了知秋的车和蓑衣。知秋和昭萍又走了一条街，换乘了一辆黄包车，在离住处两个街口下了车。

昭萍和知秋回到家中，告诉昭诚这里呆不下去了，后天就要离开上海。昭诚立即有种莫名的兴奋。他们连夜处理了文件，精简了东西。知秋经不住昭萍的责怪，把那家伙的特务证和枪埋到了复兴公园内的一块石头下。

他们对房东老太太说要搬家，付了房钱。在上海的最后一天，他们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昭萍实现对自己弟弟的诺言，带他一起到霞飞路吃了顿有洋叉、洋盘的真正西餐。昭萍对昭诚戏言：“小弟，这顿吃了，就要彻底和资产阶级诀别了啰！”昭诚一本正经地听着，很懂事地点着头。

餐后，他们叫了黄包车，直接去码头上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