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广诚到重庆后，住进了南岸的一家四合院。这原是颜家的手下“练哥子”在南岸集训练武的地方，杂在一片建在朝江边陡下去的山地上的吊脚楼民居中。南市的街道大多都很窄，房屋也多是些木楼。颜家曾建议他们住到颜家储奇门老宅附近，方便照应，但广诚执意选择了他认为更安全的南岸。

遇到极少没有雾的日子——在重庆，从初冬直到第二年的初春，雾气都会笼罩着整座山城。而包括长江在内的河谷则被这白色的缥缈物充满——隔江可以清楚看到西北方江对面繁忙的朝天门码头。看到来往的各色船只在江面上穿梭般来往。

随着西迁人口的增多，又因为躲避轰炸，上海的大佬和政府的很多要人也纷纷住到了南岸。南岸的一个个市集因此迅速扩大、热闹、而且繁忙起来。广诚和静娴住下后，觉得生活还算方便，大米菜蔬甚至比武汉还要便宜。不过总的来说，流亡的生活比不上老家，而且战争时期的物资供应经常是残缺不全的。

得到昭舫到达宜昌的消息，又收到了在武汉的赵凯鸣转寄过来的一封昭琳随美专安全到达沅陵“国立艺专”的信，虽说信在路上走了半年，但终是得到女儿安好的确切消息了。全家人尽管都背井离乡，但至今都安然无恙，这让他与静娴大大安了心。

在颜秉兰为他们举办的接风洗尘宴上，广诚见自己“仗不是一两年打得赢的”判断得到所来知名人士的一致认同，便在心里进一步决定，不坐吃山空，要在重庆也开出一条生路。

他曾在让昭诚带给赵丙武的信中，提出了将来一起建立从上海经香港再到重庆的长途物资贩运线的设想。这个看不懂地图的生意人，是在商会中、以及平时与朋友们的交谈中，逐步形成这个想法的。他对此抱有很大希望。毕竟，青年时候的他是依靠跑单帮贩运尝过甜头的。

在离开武汉前，他又迫不及待地给丙武再发了封电报，要求他回封信，并把在重庆的地址告诉了他。

到渝不久，他就收到丙武的回信了。大意是：自去年以来，他被检查出了肺痨病，只是因为害怕丙文挂念，没有让武汉的人知道。现自己身体每况愈下，再没有精力像从前那样和他合作经商了。为了不负老朋友的厚望，他把已和自己合作多年的、叫做龚省身的介绍给他。此人在一艘德国船上做事，经常跑香港，如果愿意，可以和他联手。

广诚怕战争期间信件走得太慢，便又拍了电报，除问候外，“由兄安排静候佳音”。数日后，他接到龚省身的电报，要他十天内赴香港一趟，他也想马上和他合做第一笔生意。

他身上生意人的血液又沸腾起来，便不顾静娴的劝阻，在到四川还不足一个月时，就踏上了他的第一次陆路远行。

因广州比武汉还要先沦陷，原先设想的走川湘公路到长沙再南下去港已不可能，只能绕道境外越南了。颜秉兰努力为他讲解这条复杂的国际海运路线，也就是依靠外国人经海防、河内、香港的前后方邮件运输的路线。见他很难听懂，便特地派了与他在武汉就熟识的侯明权陪他同行。

他们两次转坐汽车、六天后才到达昆明，然后乘滇越铁路火车，从昆明经开远、蒙自、河口、老街、越南河内到港口城市海防，再乘船抵香港。一路马不停蹄，居然按约定时日赶到，在约定的旅馆见到了龚省身。

龚省身大约四十多岁，神态大智若愚。天生的商人脸、满脸都是可生财的和气。他与赵丙武合作、利用跑船在上海和香港一线贩运已经多年。看来丙武给他介绍了一个非常可靠的合作伙伴。与广诚刚认识，他就夸广诚的上海话说得好，又是气宇不凡、看不出年龄等等。

广诚则先询问了丙武的病情。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丙武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不仅不可能再与他联手，而且可能已时日不多了。

龚省身告诉他：“上海租界对进出物资也查控得很严，就是出了吴淞口，日本人也经常登船检查抓人。‘堆头’大了的东西不好藏。若查到和军事有关的违禁物资，就要送命哪!”

他听说重庆这边五金、矿石、医药、日用品、洋火、煤油、肥皂、纸张，样样都缺，这次带来一些小五金和香皂、化妆品，另有一部带电机的旧皮带车床，是修船时故意留在船上的，藏在底舱，没花多少钱。如果广诚肯要，也可以低价卖给他。

广诚大喜，这比他自己原来小打小闹的规模大多了，连连叫好，要老龚以后就帮他这样做下去。他说因为不太平，还怕私运生意有限，自己只随身带了一千元钱，看来带少了，不过可以写个条子请老龚回上海到丙武那里拿。不够还可以寄。

龚省身笑眯眯地说：“曾老兄的本钱、信誉，龚某都信得过。这次的货，说来你不信，一千元足够有余的！”他看着广诚抑制不住喜悦的脸，“丙武说想与您把账都结清，退出曾兄的事。我就在想，那以后我帮您办货的路子倒是不缺，您尽可放心，但您还是得要个自家人管钱才行。您知道，上海向来的习惯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他摆手拦住广诚，看出他想委托他一起管，“不不不，管钱最好是你另找个人！我当然相信曾兄信得过我，但是，曾老板，您晓得，做我们这行，最怕遇到搜查和敲竹杠，特别是上船检查的日本人，说不好哪次遇上、突然亏掉一大笔，我就难得说清楚了。”

广诚笑道：“我哪会不晓得江湖上这些名堂呢？我自己就被当兵的抢过……”他用力咽下几乎说出的“几回”两个字，多给自己留点余地，“放心，我不是只能赚不能赔的那种人。我和丙武结交几十年了，你可以向他打听我的为人。”

龚省身还是笑，“我哪会不信曾老板的为人呢？我只是怕万一，丑话先说要好些。船上和岸上一定要分开。”

广诚笑着，拿出一千元交给他，说：“龚先生多退少补吧，你把这封信带到上海，按这个地址带给我儿子曾昭诚，他就住在法租界他姐姐家。他们要是搬了家，会告诉赵丙武的。以后做熟了，我自然不再麻烦丙武，丙武什么时候方便就叫昭诚去把账清了，您就可以到直接到昭诚那里去取钱、结算就是。”

他想到这么一来，昭诚将会逐渐成为一个精明练达的商人，自己的事业就会如虎添翼，在四川的生意会比在武汉时更加精彩。等到胜利时，他将会带着雄厚的资本回武汉再创业。

老龚满意地收下了钱，回答了些上海租界的生活、日本人对外籍船的限制等。又带广诚去结交了专门往海防、河内倒腾物资的阮老板。阮老板四十多岁，很好打交道，各地海关都有人缘，可让税费大减，还当场给他写了封信给昆明的下家薛老板。这一切，让广诚欢欣鼓舞。

“等打败了小日本，我回去就把‘通成’的招牌改成‘老通成’！”他雄心勃勃地想，“我要回九真山告诉家乡的父老，曾广诚回来了，生意还越发做大了。”

广诚在阮老板的帮助下，很快办好了货运，选了些重量轻的随身带着。他怕静娴担心，便带侯明权在昆明找到薛老板谈完生意后，就马不停蹄地返回了重庆。

没多久，他收到侯明权带来的信，在昆明货物已出手完，广诚一算，本钱几乎翻了一番。

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欣喜，拿出一笔钱犒赏了侯明权和在云南帮他出了力的人。侯明权见广诚公平讲义气，高兴得不得了，又带信给广诚说他最近还要在云南呆些时，如果信得过他，不必每次都亲自跑，他可以代劳。

广诚正求之不得，又找到颜秉兰要谢，颜秉兰哪看得上他这点生意，只说这本是顺路的事，不要太抬举侯明权这些“下人”了。

广诚还在陶醉，连面对静娴都是这些话：“车床太俏了，可惜再拿不到第二部。要不是政府的人非要不可，价钱还可以卖高。”

静娴却对他战乱中走远路跑生意十分不放心。而他正在兴头上，什么也听不进去。

老龚第二次到香港时是侯明权替广诚去接的货，龚带信说船要跑次北边，下次说不清多久再来，要他将钱直接汇给昭诚，他若有南下机会就去取。

这次广诚又赚了好几百。当然比不上上次有那部车床打底子。他现在夜不能寐地想着如何将生意做大，夹私贩运一趟，时间至少一个多月，就算每趟都赚几百，除去费用和打点，能指望多大利润？还停留在跑单帮显然不过瘾了，那算不上生意。看来得自己去趟上海，在那里注册家公司，就让昭诚在那里经营。

他把这念头说出后，静娴几乎惊得说不出话来。倒是昭瑛插了一句：“爸爸是不是写信问问大姐和小弟，小弟要读书，能不能管生意？再说，您带一大笔钱上路也不是事，您出去时间长了，妈妈这里一点音信都没有……”

“依了你们我坐吃山空？在重庆卖汤圆？你们哪，我又不往打仗的地方走！不过昭瑛有句话说得对，我不会自己带钱上路，我先寄给昭诚，等他收到了，我再去上海带他做两笔。”

广诚说做就做，马上写了封信去上海。但才过几天，就忍不住去寄了三千元钱，他是寄的丙武。信上说：“我怕他们老搬家，我也许会叫昭诚来拿。只等昭舫回到重庆，我就会自己来上海看望您老哥。”

当时昭舫还在宜昌，广诚已计划好，等他回来当自己的帮手，将来的公司就交他们兄弟在两地分管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