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八点钟，阿尔贝像个霹雳似的落到博尚家里。贴身男仆事先知道他要来访，当即把他领进主人的房间，博尚正在准备洗澡。

“怎么样？”阿尔贝问他。

“呣，可怜的朋友，”博尚说，“我正等您呢。”

“我这不来了。不用说，博尚，我相信您光明磊落，心地高尚，绝不会把这事告诉任何人；那不会是您，我的朋友，您捎给我的信，也证明了您对我的情谊。所以，我们别浪费时间，就开门见山说吧：您可知道是谁把事情捅出去的？”

“一会儿我几句话就能告诉您。”

“好，不过我的朋友，您先得把这桩可耻的卖主求荣的勾当，详详细细地给我讲一下。”

于是，博尚对被羞辱和悲痛折磨着的年轻朋友讲了事情的经过，下面我们把他的话简要地复述一遍。

两天前的早晨，另一份报纸（不是《大公报》）刊登了那则消息，这一来问题就严重了，因为公众知道那家报纸是政府的喉舌。博尚见到这条消息时正在用早餐；他顾不得再吃东西，当即吩咐叫了一辆轻便马车，一路赶往那家报馆。尽管博尚跟那家报馆的经理政治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仍然是好朋友，这种事有时，或者不妨说是经常会有的。

他走进办公室时，那位经理正摊开自家的报纸，津津有味地读着巴黎要览上一篇关于甜菜糖的文章，这篇文章大概正出自他的手笔。

“嗨！好呀！”博尚说，“既然您老兄手里就有报纸，那我也不必对您申明来意了。”

“莫非您也对甘蔗有兴趣？”官方报纸的经理问。

“不，”博尚回答说，“我对这方面一窍不通。我是来谈另一件事的。”

“什么事？”

“有关莫尔塞夫的那条消息。”

“啊！对，没错：这事可真有点怪，是吗？”

“怪到我觉得您得当心落个诽谤的罪名，打场不定是输是赢的官司呢。”

“没事。我们收到这份来稿时，还拿到了全部旁证材料，拿得准德·莫尔塞夫伯爵是不敢声辩的。何况，向民众揭露沽名钓誉之徒的可耻行径，也应该说是恪尽职守、为国效劳吧。”

博尚愣了一下。

“究竟是谁这么一五一十把事情捅给你们的？”他问，“这事是我们报纸开的头，后来由于证据不足就偃旗息鼓了。按理说，我们应该比你们更热衷于揭发德·莫尔塞夫先生，因为他是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而我们是反对派。”

“哦！事情很简单。这条引起轰动的新闻，并不是我们去挖来，而是自个儿送上门的。昨天，有个从约阿尼纳来的人，把这包奇怪的材料送到我们报馆。当时，他看到我们拿不定主意，就对我们说，要是我们不登，过两天这条消息就会登在另一家报纸上。说实话，您也知道，博尚，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我们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现在这一炮已经打出去，而且打响了，整个欧洲都有了反响。”

博尚明白，事已至此，他只能认输了。他沮丧地离开那家报馆，写了一封信差人送给阿尔贝。

但有些事他是没法写信告诉阿尔贝的——我们下面要讲的那些事，是在信使出发后发生的。

当天，贵族院里起了一阵不小的**，在平日安静沉稳的议员们身上，普遍可以看到这种情绪激昂的表现。几乎人人都提前来到了会场，都在谈论这个可悲的事件，这个事件势必会引起舆论的关注，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显赫机构的一位著名成员身上。

有人在低声读着报上的这则消息，有人在发表议论，凭各自的记忆交换一些细节情况，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补充得更为完整。德·莫尔塞夫伯爵平日里跟同僚们关系并不融洽。就跟所有的暴发户一样，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不得不摆出一副高傲的架势。老资格的贵族嗤笑他；有识之士疏远他；出身名门的显贵本能地看不起他。伯爵原本就处在这种充当赎罪祭品的尴尬境地，如今一旦被天主指定为祭献的牺牲品，大家当然对他群起而攻之。

只有德·莫尔塞夫伯爵本人对这些情形一无所知。他没有看到刊载这则有损他名誉的消息，一早只是写了几封信，试骑了一匹马。

他按平日的时间到达贵族院，昂着头，目光骄矜、步态傲慢地走下马车，穿过走廊进入大厅，全然没有注意到执达吏的迟疑态度和同僚们打招呼的冷淡神色。

莫尔塞夫进场时，会议已经开始半个多小时了。

尽管伯爵，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神态和举止都跟平时毫无两样，但是在周围的人们眼中，他的神态举止却显得比平时更傲慢不逊。这种情形下他居然还来出席大会，在那些妒羡他的名声的同僚看来，无异于一种明目张胆的挑衅，因而，在场的人一直认为他有失体统，有些人认为他故作姿态，也有人认为他有意侮辱大家。

很明显，整个贵族院在酝酿掀起一场辩论。

人人手里都拿着那份揭露丑闻的报纸；可是跟往常一样，每个人都在犹豫，不想担起发难的责任。终于，一位老资格的议员，德·莫尔塞夫伯爵的宿敌，走上了讲台。他那庄重的神情，表明发起攻击的时刻到了。

一阵令人难堪的静默。只有莫尔塞夫一人还蒙在鼓里，不明白大家为什么会如此聚精会神地聆听一个平时不见得很受欢迎的演讲者发言。

演讲者先说了几句开场白，声称他要讲的是一件非常重要，非常神圣，和整个贵族院生死攸关的大事，要求各位同僚注意听他发言。伯爵对这段开场白全然没有在意。

但演讲者提到了约阿尼纳和费尔南上校，德·莫尔塞夫伯爵顿时神色大变，脸色一下子白了。在座的议员都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所有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伯爵一人身上。

精神上的创伤有其特别之处，它可以隐匿起来不让人看见，却不会真正收口。伤口始终在作痛，稍碰一下就会淌血；它们张着口子，鲜活鲜活地留在心头。

那条消息在肃静中读完后，一阵轻微的**掠过会场，但当发言人似乎又要接下去讲的时候，整个大厅立即又变得鸦雀无声。这位发难的议员讲到他心中的不安，讲到这桩任务的艰巨；他声称自己正是为了维护德·莫尔塞夫先生以及整个贵族院的名誉，才要求对这些如此棘手的私人问题进行辩论。最后，他在结束发言前，要求迅速安排一次听证会，以便在谣传未及扩散前将其挫败，还德·莫尔塞夫先生以清白，恢复他在舆论界历来享有的地位。

莫尔塞夫在这突然袭来的灾祸面前垮掉了，他浑身打战，茫然失神地望着周围的同僚，嗫嚅着说不出话来。这种畏缩的神情，既可以看作有罪之人的愧疚，也可以看作无辜之人的惊愕，这种神态为他赢得了一些人的同情。真正宽宏大量的人，每当对手遭遇的不幸超过他们的仇恨所能承受的限度时，往往会萌生出一种同情心来。

议长将举行听证会的动议付诸表决；表决方式是以坐着或起立表示赞成或反对。最后决定举行听证会。

议长问伯爵需要多长时间准备自己的辩护词。

伯爵在感觉到自己经受了这么可怕的打击居然还活着以后，又恢复了勇气。

“各位议员先生，”他回答说，“像这样一场由此刻大概正躲在暗处的匿名的敌人操纵的攻击，将它击退是根本不用花什么时间的；我必须立即以一声响雷来反击曾在霎时间照花过我眼睛的那道闪电。但愿我能不是进行这样的辩护，而是洒出我的鲜血来向诸位证明，我是无愧于和你们坐在一起的！”

这番话给在场的人留下了一种对被告很有利的印象。

“因此，”他说，“我要求尽快举行听证会，到时我将向议院提交一切必要的材料，以保证结论的有效性。”

“您要指定一个日期吗？”议长问。

“从现在起，我随时听候议院的处置。”伯爵回答说。

议长摇了摇铃。

“在座各位是否同意，”他问，“今天就举行听证会？”

“同意！”全场异口同声地回答。

大会推选十二位议员组成听证委员会，负责审查莫尔塞夫提供的材料。第一次听证会定于当晚八点在会议厅举行。如有必要继续进行听证，将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行会议。

这一决议宣布后，莫尔塞夫要求允许他退席；他要回去把多年来收集的有关材料整理一下，以他那种狡黠而倔强的性格，他早就未雨绸缪地对这场风暴有所准备了。

我们上面说的这些，就是博尚告诉阿尔贝的情况，不过他的讲述比我们干巴巴的叙述生动得多，因为当时事情还在进行之中，现在则已经是时过境迁了。

阿尔贝听博尚讲述时，浑身在颤抖，时而抱着希望，时而感到绝望，时而愤怒，时而羞愧；他出于对博尚的信任，知道父亲是有罪的，所以暗自在想，既然他是有罪的，他怎么能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呢。

说到刚才那儿，博尚打住不说了。

“后来呢？”阿尔贝问。

“后来？”博尚重问一句。

“对。”

“我的朋友，您这是要强我所难了。我说，您真要知道后来怎么样？”

“我一定要知道，我的朋友。与其从别人那里，我宁可从您这儿知道。”

“好吧！”博尚说，“那您就打起精神来听吧，阿尔贝。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勇气。”

阿尔贝伸手在脑门上摸了摸，想证实自己是有力量的，正如一个行将为保卫生命而进行殊死搏斗的人摸摸自己的护胸甲，弯弯自己的长剑一样

他感到很有力量；他错把情绪亢奋当作精力旺盛了。

“来吧！”他说。

“当晚，”博尚往下说，“整个巴黎都在注视事态的进展。许多人声称您父亲只要一出场，就能使指控不攻自破；也有不少人说，伯爵根本不会到场。有些人煞有介事地说，看见伯爵动身去布鲁塞尔了，还有人跑到警署去打听伯爵是否真像传闻所说的那样申领过护照。

“我承认我也千方百计找门路，”博尚继续说，“终于说动了听证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贵族院一位年轻的议员朋友，他答应把我夹带进去旁听。七点钟他带着我来到会场，趁开会的人都还没来，把我嘱咐给一个执达员，那人把我藏进一个类似包厢的地方。前面有根柱子挡着，我置身于黑影之中，这样我就有办法从头至尾看见和听见即将发生的一切了。

“八点整，所有的人都到了。

“时钟敲了最后一下，德·莫尔塞夫伯爵走进会场。他手上拿着一些文件，神情看上去很平静，衣着讲究而朴素，而且按照老军人的习惯，上衣排纽从下往上一直扣到颈脖，但举止中没有了往常的那种威严。

“他的出场造成了很好的效果：委员会的人并不都对他抱有敌意，其中有几个成员走到伯爵面前，来跟他握手。”

阿尔贝听到这些细节，觉得自己的心在碎开来，但在悲痛之中，又夹杂着一丝感激之情。对这些在父亲落难之际向他表示这般尊重的人，他真想去拥抱他们。

“这时，执达员走进会场，把一封信交给议长。

“‘您请发言吧，德·莫尔塞夫先生。’议长一边拆信，一边说。

“伯爵开始为自己申辩，我可以向您肯定地说，阿尔贝，”博尚继续说，“他的发言非常雄辩，极有演说技巧。他出示的文件，证明约阿尼纳总督直到最后关头还是对他极其信任，委派他去面见皇帝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谈判。他出示的一枚戒指，是传递总督旨意的信物，阿里帕夏通常把它作为印章，加盖在信封的火漆印上。当时帕夏把这枚戒指给他，是为了让他无论白天黑夜，一回来就可以直接进宫，甚至进后宫面见帕夏。遗憾的是，伯爵说，谈判失败了，当他赶回去保护他的恩主时，帕夏已经死了。不过，他说，阿里帕夏直到临死前，依然对他宠信有加，把自己的宠姬和女儿都托付给了他。”

阿尔贝听到这儿，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刚才他一边听博尚往下讲，一边在脑海里浮现出海黛叙述的故事，记起了美丽的希腊姑娘提到的这次谈判使命、这枚戒指，以及她被卖为女奴的经过。

“伯爵的发言反响如何？”阿尔贝不安地问。

“我承认我听得很感动。委员会的成员也都跟我一样很受感动。”博尚说。

“这时议长不经意地往刚才送来的那封信瞥了一眼。可就这么看了一眼，他的神情立即变得专注起来。他看了一遍，又重看一遍，然后眼睛盯住德·莫尔塞夫先生说：

“‘伯爵先生，您刚才告诉我们，约阿尼纳总督把妻子和女儿托付给了您。’

“‘是的，’莫尔塞夫回答说，‘可是在这件事上，我也同样是厄运临头。我回来时，瓦西丽姬和她女儿海黛都已经不见了。’

“‘您认识她们吗？’

“‘我跟帕夏关系极为亲密，他对我的忠诚极其信任，所以我见过她们不下二十次。’

“‘她们后来情况怎样，您是否有所了解？’

“‘是的，先生。我听说她们很忧伤，而且可能处境很悲惨。当时我没有钱，生命也受到威胁，所以没法去找她们，对此我深感遗憾。’

“议长让人难以觉察地皱了一下眉头。

“‘诸位，’他说，‘你们已经听到了德·莫尔塞夫伯爵先生所作的解释。伯爵先生，您能否提供几位证人，证实您刚才所说的话呢？’

“‘唉，不能了，先生，’伯爵回答说，‘在总督身边生活过，了解我在宫中情况的那些人，死的死了，散的散了。我相信，我是我的同胞中唯一在那次战乱中幸存的人。我所有的，只是已呈交阁下的阿里-台佩莱纳的信函，还有那枚作为传旨信物的戒指，它现在就在我手上。最后，我还有一件能够提供出来，作为最确凿的证据的事实，那就是在有人匿名发难以后，始终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对我的正直和坦诚，以及毫无污点的军人生涯，提出任何非难。’

“一阵表示赞同的低语声，掠过整个会场。这时，阿尔贝，要是没有节外生枝的事情冒出来，您父亲的这桩公案就胜定了。

“接下来就要进行表决了。但就在这时，议长开口了。

“‘诸位，’他说，‘还有您，伯爵先生，想必你们不会反对由一位非常重要，至少是自称如此的证人来提供证词吧。这位证人是自己寻上门来的。而根据伯爵对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证人是为证明我们的同僚的清白无辜而来的。这就是我刚才收到的那封信，你们愿意我把它宣读一下，还是决定把它搁在一旁，不去受它的干扰呢？’

“德·莫尔塞夫先生脸色煞白，手指**地捏紧那些文件，把它们捏得簌簌作响。

“委员会的答复是当场宣读此信。至于伯爵，他兀自出了神，已经发表不了意见了。

“于是议长宣读了下面的这封信：

议长先生：

我可以向负责审查陆军少将德·莫尔塞夫伯爵先生在伊庇鲁斯和马其顿的所作所为的听证委员会，提供极为确凿的情况。

“议长略微停顿一下。

“德·莫尔塞夫伯爵脸色惨白。议长以探询的目光环视全场。

“‘念下去！’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议长继续往下念：

阿里帕夏罹难时我在场，我亲眼看见他临终时的情景。我知道瓦西丽姬和海黛的下落。我听候委员会的处置，并请费心传唤出庭作证为感。此信送到阁下手中之时，我已在贵族院前厅等候。

“‘那么这个证人，或者不如说这个敌人，究竟是谁呢？’伯爵问道。不难听出，他的嗓音已经完全变了调。

“‘我们就会知道的，先生，’议长回答说，‘委员会同意听取这位证人的证词吗？’

“‘同意！同意！’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议长传唤执达员进来。

“‘执达员，’议长问，‘现在有人等在前厅吗？’

“‘是的，议长先生。’

“‘是个什么人？’

“‘是个女人，有个仆人陪着。’

“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

“‘让这个女人进来。’议长说。

“五分钟后，执达员又进来了。这时所有的目光都盯住了门口，我呢，”博尚说，“也跟大家一样焦急地等待着。

“走在执达员后面的，是一位披着遮住全身的面纱的女子，从面纱下显示出来的身材和她身上散发的香气，可以猜想这是一位优雅的女子。但仅此而已。

“议长请陌生女子撩开面纱，这时大家才看清这位姑娘穿着希腊服装，而且是位绝色佳人。”

“啊！”阿尔贝说，“是她。”

“什么，她？”

“对，海黛。”

“谁告诉您的？”

“哦！我猜的。请讲下去，博尚。您看，我很平静，很坚强。我们大概快要知道结局了吧。”

“德·莫尔塞夫先生又惊又怕地看着这个女子。”博尚继续说，“对他来说，这张优雅的嘴里说出的话，将关系到他的生死；而对所有其他的人来说，这是一次非常特别、让人充满好奇的奇遇，相比之下，德·莫尔塞夫先生的得救与否，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议长用手示意，请年轻姑娘在一张椅子上就座；但她摇摇头，表示她愿意站着。至于伯爵，他早已跌坐在自己的椅子里，显然他靠两条腿已经支撑不住了。

“‘夫人，’议长说，‘您写信给委员会，声称您是目睹当时情况的见证人，要求向委员会提供有关约阿尼纳事件的证词。’

“‘确实如此。’陌生女子回答说，她的声音满含动人的忧郁情调，而且具有东方语言的特殊音色。

“‘可是，’议长接着说，‘请允许我直言，您当时还很年幼呢。’

“‘当时我四岁。但因为这些事情对我关系重大，我的脑子里至今没有忘掉任何一个场景，我的记忆中也没有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您跟这些事情究竟有什么关系，您究竟是什么人，以至于这场惊人的灾难会给您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呢？’

“‘因为它关系到我父亲的生死。’姑娘回答说，‘我叫海黛，是约阿尼纳帕夏阿里-台佩莱纳和他心爱的妻子瓦西丽姬的女儿。’

“交织着谦逊和骄傲的红晕，布满了姑娘的双颊，炯炯有神的目光和充满尊严的自白，在全体与会者身上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影响。

“至于伯爵，即便当场有个霹雳打下来，在他脚下裂开一道万丈深渊，他也不见得会更惊惶。

“‘夫人，’议长向她欠了欠身说，‘请允许我提一个简单的问题，仅仅是一个问题，其中并无怀疑的意思，而且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对您所说的话的真实性，您能否提供证据？’

“‘我能，先生，’海黛说着，从面纱下取出一个缎子香囊，‘这里有我的出生证明，是我父亲亲笔书写并由大臣们签署证明的。这里有我的受洗证书，父亲同意我皈依母亲的宗教，所以马其顿和伊庇鲁斯的大主教都在证书上盖了印。这里还有（这当然是最重要的证据）证明那个法兰克军官把我和母亲卖给亚美尼亚奴隶贩子埃尔-科比尔的买卖文契。那个法兰克军官在跟土耳其宫廷的肮脏交易中，把他恩主的妻子和女儿作为战利品，卖了一千蒲尔斯，也就是差不多四十万法郎的价钱。’

“全场的人在一片阴森的静穆中，谛听这惊心动魄的指控。德·莫尔塞夫伯爵的脸渐渐变得白里泛青，眼睛充满血丝。

“海黛的神色始终很平静，但这平静却比狂怒更令人生畏。她把那份用阿拉伯文书写的买卖文契递给议长。

“因为已经估计到有些文件可能是用阿拉伯语、现代希腊语或土耳其语写的，所以议院译员事先就接到了通知；他被传唤到了会议厅。有一位贵族院议员曾在艰苦卓绝的埃及战役中学过阿拉伯语，对这种语言相当熟悉，于是由他站在边上监督译员翻译。只听得译员手捧羔皮纸文契，高声念道：

本人埃尔-科比尔，陛下的奴隶贩子和后宫供货商，兹确认曾代至尊的皇帝从法兰克老爷基督山伯爵手中收受价值两千蒲尔斯的祖母绿一颗，作为名叫海黛的十一岁基督徒女奴的赎金，这个小女奴是已故约阿尼纳帕夏阿里-台佩莱纳老爷和他的宠妃瓦西丽姬的女儿。我于七年前买下她们母女，但到达君士坦丁堡时，母亲即已去世。当时的卖主是阿里-台佩莱纳总督麾下的法兰克人上校，名叫费尔南·蒙代戈。这宗交易，系陛下授权由我直接经手，付款数额为一千蒲尔斯。

本契约蒙皇帝陛下恩准，于伊斯兰教历一二四七年订立于君士坦丁堡。

埃尔-科比尔（签名）

为保证本契约具有法律文本的可靠性，此件应加盖御玺为凭。此事由卖主负责。

“在奴隶贩子的签名旁边，果然可以看见那位至尊大皇帝的御玺印记。

“读毕文契，验看印章过后，有一阵可怕的寂静。伯爵浑身上下只剩下那道目光还透着生气，而那道仿佛下意识地盯在海黛脸上的目光，又似乎化作了火和血。

“‘夫人，’议长说，‘我们是否可以去问一下基督山伯爵？我想他在巴黎是和您在一起。’

“‘先生，’海黛回答说，‘我的再生父亲基督山伯爵三天前去诺曼底了。’

“‘那么，夫人，’议长说，‘是谁建议您采取这一步骤的？本庭为此向您表示感谢，鉴于您的身世和遭遇的不幸，采取这一做法是极为自然的。’

“‘先生，’海黛回答说，‘促使我这样做的，是我对神明的崇敬，是我所身受的苦难。尽管我是基督徒——愿上帝原谅我——我却每时每刻都在想为我英名烜赫的父亲报仇雪恨。从我的脚踏上法国国土，从我知道这个叛徒住在巴黎的那一刻起，我的眼睛和耳朵就始终警惕着。我在我高贵的保护人的宅邸里过着隐居的生活，我这样生活，是因为我喜欢幽暗和宁静，那样我可以生活在沉思和遐想之中。基督山伯爵先生像父亲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我，我对社交界一点也不感到陌生；但我只是远远地静听着种种的传闻。我阅读所有的报纸，我能欣赏所有的画册，聆听所有的咏叹调。我虽然不参加社交生活，却随时都在关注他人的生活，所以我不仅知道今天上午在贵族院里发生的事情，而且知道今晚将会发生什么……于是，我写了那封信。’

“‘这么说，’议长问，‘基督山伯爵先生跟此举并无关系？’

“‘他对此一无所知，先生，我甚至有些担心，怕他知道了会不高兴。但是，今天是对我最为重要的一天，’年轻姑娘向上天抬起头来，目光里充满火一般的**，‘因为我终于能为父亲报仇雪恨了。’

“这段时间里，莫尔塞夫伯爵始终没有开口。同僚们望着他，想必是可怜他被一个女子的芳香气息毁掉的前程。他脸上那些可怖的线条，一点一点地勾勒出了他的不幸。

“‘德·莫尔塞夫先生，’议长说，‘您认识这位夫人，承认她是约阿尼纳帕夏阿里-台佩莱纳的女儿吗？’

“‘不，’莫尔塞夫挣扎着站起来说，‘这是我的仇敌策划的阴谋。’

“海黛刚才一直凝望着门口，像是在等待什么人。这时她猛地转过身来，贴面看见伯爵站着，不由得厉声喊道：

“‘你不认识我？可我，幸好我还认得你！你就是费尔南·蒙代戈，统领我高贵的父亲麾下军队的法兰克军官。就是你，出卖了约阿尼纳的城堡！就是你，在他派你到君士坦丁堡跟皇帝进行那场生死攸关的谈判之后，带回了那道全部赦免的假敕令！就是你，用那道假敕令骗到了帕夏的戒指，骗取了守卫火药的勇士塞利姆的信任；就是你，刺死了塞利姆！就是你，把我和母亲卖给了奴隶贩子埃尔-科比尔！凶手！凶手！凶手！你的额头上还沾着你主子的血！大家看呀。’

“这番话说得义正词严，充满**；所有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了伯爵的前额。伯爵不由自主地伸手抹了抹前额，仿佛那上面当真还热乎乎地沾着阿里帕夏的血。

“‘您能认出德·莫尔塞夫先生肯定就是那个军官费尔南·蒙代戈吗？’

“‘我能认出他吗！’海黛喊道，‘哦！我的母亲！你对我说过：“你以前是自由的人，你有过一个你心爱的父亲，你是几乎注定要当女王的！仔细瞧瞧这个人，是他把你变成了奴隶，是他把父亲的头颅挑在了枪尖上，是他把我们卖身为奴，是他出卖了我们！仔细瞧瞧他的右手，那上面有一条很宽的疤痕。要是你忘记了他的脸，你看见这只手就会认出他的，那个奴隶贩子埃尔-科比尔的金币，就是一枚一枚落进这只手里的！”我能认出他吗！哦！现在就让他再说一遍他认不认得我吧。’

“她的话，犹如劈向莫尔塞夫的利刃，他的斗志彻底瓦解了。听到最后那几句话，他骤然把那只确实有条伤疤的手，下意识地藏在胸口，跌坐在椅子里，陷入了极度的绝望之中。

“这幕情景，弄得全场听众思绪纷乱，犹如树上的枯叶在强劲的北风中盘旋飞舞。

“‘德·莫尔塞夫伯爵先生，’议长说，‘您不必感到气馁，请回答我的问题；本庭公正执法，就如天主的审判庭，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本庭不会听任您被仇敌置于死地而不给您自卫的机会。您需要再举行一次听证会吗？您需要我指派两位贵族院议员到约阿尼纳去一趟吗？请您回答！’

“莫尔塞夫不作声。

“这时，委员会的成员颇为惊恐地面面相觑。大家都熟悉伯爵强悍暴烈的性格；这个人不到精疲力竭，是绝不会放弃抵抗的。这种小憩般的沉默，很可能只是一个前奏，接下来必是电闪雷鸣般的发作。

“‘请问，’议长问他，‘您有话要说吗？’

“‘没有！’伯爵立起身，声音嘶哑地说。

“‘这么说，’议长说，‘阿里-台佩莱纳的女儿的指证都是事实？她确实是一个使罪人不敢回答一个‘不’字的证人？您被指控的那些罪行，确实是您犯下的？’

“伯爵环视四周的同僚，这种目光中的绝望表情，即便老虎见了，恐怕也会动情；然而坐在他面前的审判官们，丝毫不为所动。他又举眼望着上方，旋即低下头来，仿佛害怕穹顶会豁然开裂，在耀眼的光芒中会显露出另一个叫作上苍的法庭，另一个叫作天主的审判官。

“他猛地一下子扯开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上衣的纽扣，像个疯子似的冲出会议厅。一时间，穹顶下阴沉沉地响着他的脚步声，随即很快传来马车载着他疾驰而去的声响，隆隆的车轮声在佛罗伦萨风格建筑[1]的柱廊间久久震**。

“‘诸位，’当会议厅重归安静时，议长问道，‘德·莫尔塞夫伯爵先生是否已被证实犯有叛逆罪、投敌罪，并因附敌应被剥夺公民权利？’

“‘是！’听证委员会的成员异口同声回答。

“海黛一直在会议厅里待到结束。她听到对伯爵的判决时，脸上没有显露丝毫快乐或怜悯的表情。

“然后，她重新蒙好面纱，仪态庄重地向贵族院的议员们鞠了一躬，迈着维吉尔[2]曾见到女神们迈过的步态，走出了会议厅。”

[1]据法文版注释，指卢森堡宫。玛丽·德·美迪契（1573—1642）于1600年嫁给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成为王后。巴黎的卢森堡宫，是仿造佛罗伦萨美迪契家族宅邸风格为她建造的宫殿。

[2]维吉尔（公元前70—公元前19）：古罗马诗人。但丁在《神曲》中，描述维吉尔把他引导到了天堂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