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后,伯爵就到了梅斯莱街七号。
这幢住宅是白色的,叫人看着就觉得舒服,前面有一个院子,院里的两小丛树开满鲜艳的花朵。
伯爵认出,为他开门的守门人就是老科克莱斯。读者想必还记得,他只有一只眼睛,九年来,这只眼睛的视力又大大衰退,所以,科克莱斯没认出伯爵。
马车要停到宅前的进口处,先得绕过一个小喷泉,泉水是从一个洛可可式的池子里喷出来的。喷泉之美,令周围许多住户称羡,这也就是这座宅子称为小凡尔赛的由来。
不用说,池子里游着红色、金色的鱼儿。
住宅最下面是厨房和酒窖,地面上有三层,除了底层,还有两层正房外带顶楼。年轻夫妇当年买这座住宅,是连附属建筑一起买下的,其中包括一个宽敞的工房、花园尽头的两座小楼和花园本身。埃马纽埃尔一眼就看出,这样的格局是很合算的;他留下宅子和半个花园,划了一道线,也就是说筑了一道墙,把工房和两座小楼,连同那半个花园一起租了出去。这样一来,他花很少的开销,便住得挺舒服,并且能像圣日耳曼区最精细的住户一样,有个独门独户的住宅。
餐厅的板壁是橡木的;客厅是桃花心木板壁,挂着蓝色丝绒帷幔;卧室用的是柠檬木和绿色锦缎。另外,埃马纽埃尔有一间书房,尽管他并不在那儿看书;朱丽有一间琴房,尽管她平时并不弹琴。
三楼全部归马克西米利安:他的房间的布局,简直就是他妹妹房间的翻版,只不过他把餐厅改成了弹子房,在那里接待朋友。
伯爵的马车在门口停住的当口,马克西米利安正抽着雪茄,在花园的入口处亲自看仆人刷马。
我们刚才说了,是科克莱斯开的门。巴蒂斯坦敏捷地跳下车来问他,埃尔博先生夫妇和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先生是否可以接见基督山伯爵。
“基督山伯爵吗!”莫雷尔高声喊道,扔掉雪茄快步迎上前去,“当然可以!哦!谢谢您,伯爵先生,谢谢您没有忘记您的许诺。”
年轻军官跟伯爵握手时的满腔热情,让伯爵无法对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态度无动于衷,他心里明白,年轻人早就在期盼他来,准备殷切地接待他。
“这边请,这边请,”马克西米利安说,“请让我来给您领路;像您这样的人,是不能由仆人领路的。我妹妹在花园里,正在摘掉枯萎的玫瑰花呢;我妹夫在读他那两份报纸——《新闻报》和《论坛报》,找到她就能看见他,因为不管埃尔博夫人在哪儿,在她周围四米之内必定可以看见埃马纽埃尔先生,而且,照巴黎综合工科学校里的说法,反之亦然。”
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少妇听见脚步声,从玫瑰花丛中抬起头来。她身穿丝绸便裙,正在极其细心地摘除颜色发湮的花儿。
这位少妇,就是我们可爱的朱丽,不出当初那位汤姆森-弗伦奇公司代理人所料,她现在果然成了埃马纽埃尔·埃尔博夫人。
看见一个陌生人走来,她惊呼了一声。马克西米利安禁不住笑了起来。
“看把你吓的,妹妹,”他说,“伯爵先生到巴黎还不到三天,可他已经知道平原派[1]不愁生活吃穿的妇女是什么样子的了,倘若他还不知道,你倒不妨现身说法一下。”
“哦!先生,”朱丽说,“我哥哥就这么把您带进来,真是太失礼了,一点都不顾及他可怜的妹妹的脸面……佩纳隆!……佩纳隆!……”
一个老人正在种着孟加拉玫瑰的花坛里翻土;他把铲子往土里一插,走上前来。他手中捏着顶鸭舌帽,尽可能把刚才扔进嘴里的一块嚼烟在舌根藏好。头发依然很茂密,但中间已经夹着几绺银丝,而那青铜色的肤色、果敢灵活的眼神,都表明他曾经是个经受过赤道烈日烤晒和狂风暴雨吹打的老水手。
“我想您是在叫我,朱丽小姐,”他说,“我这就来了。”
佩纳隆仍然跟从前一样,称老东家的女儿叫朱丽小姐,总也改不过口来叫她埃尔博夫人。
“佩纳隆,”朱丽说,“请去告诉埃马纽埃尔先生,就说家里来了贵客;马克西米利安先生这就领伯爵先生上客厅去。”
她随即转身对基督山说:
“先生不会介意我离开一会儿吧?”
她不等伯爵的同意,就转到花坛后面,由一条便道奔进屋里。
“喔!亲爱的莫雷尔先生,”基督山说,“我遗憾地看到,我这一来把府上搅得乱了套。”
“这不,您瞧,”马克西米利安大声笑着说,“您瞧见她丈夫在那儿脱便装换礼服不是?嗨!这是因为您在梅斯莱街大名鼎鼎呀,请您相信,我们大家早就知道您了。”
“我能看得出来,先生,这是个幸福的家庭。”伯爵说,这是此刻他内心的想法。
“噢!对,您说得一点不错,伯爵先生。可不是,他们怎么能不幸福呢:他们都很年轻,都很快活,彼此相爱,虽说他们以前也见过身边的巨大家产,但他们现在每年有两万五千利弗尔的年金,就自以为跟罗斯切尔德一样富有了。”
“两万五千利弗尔年金,是不算多,”基督山说,这柔和悦耳的声音,就像是一位慈父说的话,温暖着马克西米利安的心田,“不过我们这两位年轻人还会努力,他们有一天也会成为百万富翁的。您的妹夫,他是律师……还是医生?……”
“他是经商的,伯爵先生,他继承了家父的公司。莫雷尔先生去世时留下五十万法郎的家产;我和妹妹各分一半,因为我们只有兄妹两人。她丈夫娶她时,除了高尚的人品、出众的才干和毫无瑕疵的名誉而外,可以说一无所有,但他想靠自己挣一份跟妻子一样多的家产。他发愤努力,用了六年时间,也积攒起了二十五万法郎。瞧着这两个年轻人这么勤奋,这么齐心,决心靠自己的能力来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而且不愿改变父亲公司的旧规,用了六年时间,才终于完成新派人物可能用两年或三年就能完成的业绩,说实话,伯爵先生,看着他们这么奋斗,没人能不为之感动。目睹他们这种忘我牺牲的英雄气概,马赛人至今还对他俩赞不绝口。终于有一天,埃马纽埃尔来找到刚付清票据款额的妻子。
“‘朱丽,’他对妻子说,‘我们当初的目标是靠自己挣二十五万法郎,现在,有了科克莱斯交给我的这最后一沓一百法郎钞票,二十五万法郎终于凑齐了。以后就守着这笔小小的家产过日子,你觉得够了吗?你知道,公司每年做一百万的生意,可以有四万法郎的盈利。如果我们愿意,一小时后我们就能接下一笔三十万法郎的生意,我这儿有德洛内先生的一封信,他提议我们跟他一起来做这笔生意,条件是我们用公司的资产做抵押,跟他合伙经营。你看这事该怎么办?’
“‘亲爱的,’我妹妹说,‘莫雷尔公司只能由莫雷尔家的人经营。让我父亲的姓氏就此摆脱厄运,这难道不值三十万法郎吗?’
“‘我也这么想,’埃马纽埃尔答道,‘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哦,亲爱的,我是这么想的。我们的账都收回来了,所有的票据也都付清了;我们可以趁现在月中的当口结清账目,关门歇业;我们就清账歇业吧。’他俩说做就做。当时是三点钟:三点一刻有个顾客来,要为两条船出航保险;这笔生意可以净赚一万五千法郎现款。
“‘先生,’埃马纽埃尔说,‘这笔保险业务,请您跟我们的同行德洛内先生去洽谈吧。我们,已经歇业了。’
“‘什么时候歇业的?’顾客惊讶地问。
“‘一刻钟前。’
“就为这个缘故,先生,”马克西米利安笑了笑,往下说道,“我妹妹和妹夫每年才只有两万五千利弗尔的收入。”
马克西米利安说上面这番话时,伯爵愈听愈觉得内心充满感动;马克西米利安刚说完,埃马纽埃尔已经回来了。这回他头戴礼帽,身穿常礼服。他恭敬有加地向伯爵躬身致礼。随即,领着伯爵在鲜花盛开的小花圃里转了一圈以后,他把伯爵带进了屋里。
客厅里摆着一只硕大的日本花瓶,瓶耳造型很朴素;花瓶里插满鲜花,整个客厅香气四溢。朱丽穿着得体,发型雅致(这是她在十分钟里完成的杰作),正在门口迎候伯爵。
附近的一个鸟笼里传来叽叽喳喳的鸟鸣声,一丛丛的金雀花和粉红刺槐,伸将过来绕住蓝色的丝绒窗帘;在这个精致的世外桃源里,从鸟儿的鸣啭到主人的微笑,一切都让人感到宁静而温馨。
伯爵一进客厅,就已沉浸在幸福之中;他沉默不语,陷入了沉思,因而忘记了主人在寒暄过后,正等着跟他交谈呢。
他觉察到了这种沉默有点近乎失礼,于是竭力把自己从遐想中摆脱出来。
“夫人,”他开口说道,“请原谅我的激动,那一定让您感到惊讶了,因为我在这儿感到的宁静和幸福,您早就习以为常了。但是在我,看到人们的脸上流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却是非常新鲜的事情,所以我光顾着瞧您和您丈夫了。”
“我们确实很幸福,先生,”朱丽回答说,“可我们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吃过苦,经受过磨难,恐怕没有什么人会像我们一样,为幸福付出过那么高昂的代价。”
伯爵脸上流露出好奇的神色。
“哦!正如那天夏托-勒诺对您说的,这是整个一部家史哪,”马克西米利安接口说,“伯爵先生,像您这么一位经过大风大浪、看惯大喜大悲的人,对这种家族的兴衰故事,想必是不会感兴趣的。不过正如朱丽刚才说的,我们曾经遭受过沉重的苦难,尽管那些苦难只限于在这个家庭……”
“天主如同他为所有的人所做的那样,也给你们的苦难带来了慰藉,是吗?”基督山问道。
“是的,伯爵先生,”朱丽说,“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他让我们享受到了只有他的选民才能得到的恩宠;他给我们派来了一位天使。”
伯爵的脸颊上升起一阵红晕,他咳嗽一声,掏出手绢捂住嘴,借以掩饰内心的激动。
“那些出生在富贵人家,什么也不缺的人,”埃马纽埃尔说,“是不会懂得这有多幸福的;正如那些没有漂浮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靠几块船板捡回一条命的经历的人,不会知道晴朗的天空有多可贵。”
基督山立起身来;他没有作声,因为此刻他如果说话,颤抖的嗓音一定会让人觉察他内心的波澜。他在客厅里踱起步来。
“这种铺张的装饰,让您见笑了,伯爵先生。”马克西米利安说,他的目光始终追随着基督山。
“不,不,”基督山回答说,他脸色异常苍白,一只手按在怦怦直跳的心口上,而另一只手,指着一个球形的水晶盖子,盖子下面有一只丝织钱袋,精心地放置在黑色的丝绒衬垫上。“我只不过是在想,不知道这个钱袋是做什么用的,它一头好像放着一张纸,另一头有颗挺漂亮的钻石。”
马克西米利安脸色凝重起来,他回答说:
“这东西,伯爵先生,是我们家族的传家宝。”
“确实,这颗钻石很漂亮。”基督山说。
“哦!我哥哥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尽管这颗钻石能值到十万法郎,伯爵,可他说的不是钻石的价值;他只是想告诉您,藏在这个钱袋里的东西,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位天使留给我们的珍贵纪念。”
“我不很明白您的意思,不过我也许是不该再问了,夫人,”基督山欠了欠身子说,“请原谅我的冒昧。”
“您说冒昧?哦!恰恰相反,伯爵先生,您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说说心里话,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如果我们想对跟这个钱袋联系在一起的善举讳莫如深的话,我们就不会把它放在这儿,让每个来客都能看到了。哦!我们但愿能在所有的场合,让每个人都看见它,那样,我们也许就能从这位不知姓名的恩人身上的颤动,认出他在我们面前了。”
“噢!说得对!”基督山声音哽塞地说。
“先生,”马克西米利安掀起水晶球盖,虔诚地吻着丝织钱袋说,“那个拯救了家父的性命,把他从死亡线上夺回来,拯救了我们的家庭,让它免遭毁灭,拯救了我们的名誉,让它免遭玷污的恩人,这个钱袋是他的手握过的;多亏了他,我们这些本来注定要在苦难和泪水中饱受煎熬的苦命的孩子,今天才能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羡慕。这封信——”马克西米利安从钱袋里拿出一张便笺,递给伯爵,“——这封信就是他在家父陷于绝望、决心去死的那一天写的,这颗钻石,是这位不知姓名的慷慨的恩人送给我妹妹,给她当嫁妆的。”
基督山打开信纸,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欣慰的表情看起信来;这就是读者所熟悉的,署名水手辛巴德写给朱丽的那封信。
“不知姓名,您是这么说来着?照这么说来,你们至今不知道是谁帮助了你们?”
“是这样,先生,我们始终没有这份幸运去握一下他的手,”马克西米利安接着说,“我们一直在请求天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机遇,可是这桩事情前前后后实在是扑朔迷离,我们到现在还弄不明白,就像有一只无形的、强有力的手,像魔术师那样的手,在掌控着所有这一切。”
“哦!”朱丽说,“我还始终抱着希望,相信有一天我能吻到这只手,就像吻这只手握过的钱袋一样。四年前,佩纳隆在特利雅斯特——佩纳隆,伯爵先生,就是您在花园里见到的那个正直的水手,这个从前的舵手,现在手拿铲子当了园丁——我是说,佩纳隆那回在特利雅斯特的码头上,瞧见一个英国人正登上一艘游艇,认出他就是一八二九年六月五日来找过家父,还在九月五日给我写了这封信的那个人。佩纳隆确信他就是那个人,错不了,可是他没敢上去跟他说话。”
“英国人!”基督山像是想到了什么,开口说道,方才朱丽投向他的每道目光,都使他感到很担心,“您说他是英国人?”
“没错,”马克西米利安接口说,“当时有个英国人来找家父,他说自己是罗马的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代表。那天您在德·莫尔塞夫先生府上说起汤姆森-弗伦奇公司是您的开户银行,您想必看见我打了个激灵,那就是这个缘故。我可以对天发誓,先生,那件事正如我们刚才说的,就发生在一八二九年;您认识那个英国人吗?”
“可您不是对我说过,汤姆森-弗伦奇公司一直否认帮助过你们吗?”
“是这样。”
“那么,说不定是您父亲曾经做过什么有恩于那个英国人的事情,自己却忘了,而那个英国人就找了这么个借口来报答他?”
“在这种情形下,先生,什么都有可能,甚至也可能那就是一个奇迹。”
“他叫什么名字?”基督山问。
“他没留下他的真名,”朱丽神情专注地看着伯爵,回答说,“只在那封信的下面留了个签名:水手辛巴德。”
“这显然不是真名,而是个化名。”
他觉着朱丽目光愈来愈专注,而且在尽力从他的声音中辨认出某些痕迹来,于是继续说道:
“嗯,这个人是不是跟我差不多高,说不定还稍稍高一些,也稍稍瘦一些,领饰系得挺高,纽扣扣得整整齐齐,衣服很紧身,手里总是拿着支铅笔?”
“对!那您认识他喽?”朱丽大声说道,眼睛里闪着欣喜的光芒。
“不,”基督山说,“我只是这么假定。我认识一位威尔莫勋爵,他生性慷慨,爱做好事。”
“做了好事不让人知道?”
“他是个怪人,不相信真会有人感恩图报。”
“哦!”朱丽这满含真情的喊声,是足以让人动容的;她把双手合在胸前说,“那这位可怜的先生,他还能相信什么呢!”
“至少在我认识他的那个时候,他是不相信的,”基督山说,她那发自灵魂深处的喊声,让他的每根神经都被感动了,“但从那以后,说不定他看到了某些证据,知道感恩图报是存在的。”
“那您认识这个人,先生?”埃马纽埃尔问道。
“哦!要是您认识他,先生,”朱丽大声说道,“请告诉我们,您可以把我们带到他那儿,指给我们看他是哪个人,告诉我们他在哪儿吗?噢,马克西米利安,噢,埃马纽埃尔,要是我们能找到他,他一定会相信有些事情是被藏在心里,永远不会忘记的。”
基督山感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又在客厅里走了几步。
“看在上天的分上,先生,”马克西米利安说,“要是您知道这个人的消息,就请告诉我们吧!”
“唉!”基督山克制住内心的激动,声音平静地说,“要是你们的恩人真就是威尔莫勋爵的话,恐怕你们再也见不到他了。两三年前我在巴勒莫和他分手那会儿,他正动身去那些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国家;看他那样子,我想他只怕是不会回来了。”
“哦!先生,您太狠心了!”朱丽惊惧地喊道。
泪水涌上了少妇的眼睛。
“夫人,”基督山定睛看着朱丽脸颊上滚落的两滴清澈的泪珠,神色庄重地说,“要是威尔莫勋爵看见我在这里看见的情景,他一定还会珍爱生活,因为您洒下的泪水,会使他跟人类重归于好的。”
他把手伸给朱丽,朱丽不由得也伸出了手去——伯爵的目光和声音深深打动了他。
“可是这位威尔莫勋爵,”她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试探说,“他总有一个祖国,一个家,总有他的亲人,反正总该有人认识他吧?难道我们就不能……”
“噢!请不必再说了,夫人,”伯爵说,“我只是这么随口一说,请您不要为此想得太多。不,威尔莫勋爵大概并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他是我的朋友,平时对我无话不谈,可我从没听见他说起这件事。”
“他一点也没对您说过?”朱丽大声说。
“一点也没说过。”
“一点口风也没漏过?……”
“一点也没漏过。”
“可您刚才一下子就想到他了。”
“噢!您知道……碰到这种情形,总要猜一下吧。”
“妹妹,”马克西米利安来为伯爵解围,“先生说得对。你还记得父亲常对我们说的那句话吧:‘我们的大恩人不是英国人。’”
基督山浑身一颤。
“令尊对你们怎么说……莫雷尔先生?……”他急忙问道。
“先生,家父觉得其中有一个奇迹。家父相信,我们的恩人是从坟墓里出来拯救我们的。噢!先生,这虽说是迷信,但确实令人感动,我不信他的说法,但我不想去摧毁这颗高尚心灵中的信念!他不知有多少次在冥想中低声呼唤一个朋友的名字,那是一个亲密的、死去的朋友;在他弥留之际,永恒的曙光给了他一种来自坟墓的启示,在这以前始终还在存疑的那个想法,成了一种确信,他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马克西米利安,他是埃德蒙·唐戴斯!’”
伯爵的脸色愈来愈苍白,听到最后这几句话时,完全已经变成惨白了。他浑身的血,都涌向了心房,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他掏出怀表看了看,仿佛忘了钟点似的,拿起帽子,仓猝而局促不安地朝埃尔博夫人躬身告辞,又跟埃马纽埃尔和马克西米利安一一握手。
“夫人,”他说,“请允许我还能常来拜访你们。我喜欢你们的家,感谢你们对我的招待,这么多年来,这还是我第一次忘记时间。”
说着,他快步走出门去。
“这位基督山伯爵,真是个怪人。”埃马纽埃尔说。
“不错,”马克西米利安说,“但我相信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确信他爱我们。”
“而我觉得,”朱丽说,“他的声音一直进到了我心里,有两三回,我感到这声音我以前就听到过。”
[1]平原派:也称沼泽派,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中间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