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谈完工作，戴笠又十分鲜见地与王蒲臣拉起了家常。关于王的家庭情况、王的姐姐王蕉梅的情况，甚至于一些生活琐事，他都问得非常仔细，一一叮嘱，让王蒲臣既感到亲切温暖，又有些意外。戴笠最后对他说：

“你跟我十多年来，也够苦了。一个人是没有几个45岁的，时间是丝毫不会放松我们的啊，你要留心！”

这一年王蒲臣44岁（虚岁45），戴笠49岁。王蒲臣在回忆中说：“‘时间是不会放松我们的’，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部属的关心，十分感人。”但在当时他并不理解戴笠为什么会发出这些感慨。

也是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戴笠对每个下属的报告以及一文一电，都批得非常详细，甚至对每一件事情的办法，也不厌其详地逐条指示。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默默做着离去的安排。

3月10日上午，戴笠在中南海怀仁堂亲自主持总理纪念周，参加者数百人皆军统在北平的工作人员。他在讲话中强调，军统以效忠国家、效忠领袖、服膺三民主义为共同纲领，“我们个人无主张，一切唯有秉承领袖蒋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

他并不回避军统将被改组，但“团体工作是少不了的。因为我担当领导任务，因此必须告诉各位干部同志，不是人家打倒我们，是我们如何才不被人家打倒”。他指出军统存在许多问题，诸如“精神颓靡，生活腐化，意志容易动摇”等，要求“干部同志们觉悟，担负起责任”。

最后对华北工作作出详细指示，“华北必须掌握几个都市，如北平、天津、沧州、济南、保定、石家庄”；要求他们针对共产党开展活动，保证道路畅通，交通安全；“必须在同志中选择思想能力优良者，将他们安置进去”。

这是戴笠最后一次发表长篇讲话。

3月12日晚，戴笠赶到吉兆胡同郑介民的住所，与郑介民做最后“诀别”。在商讨解决东北方面的问题后，特意将军统局本部及各外勤单位的家底——从人员到资产以及军统改组进展等，一一向郑介民做了详细交代。

郑介民一向不愿介入军统内务，一听戴笠谈这些就连连摆手：

“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不管你感不感兴趣，都要掌握军统情况。”

以往戴笠从未对郑介民谈过军统内务，也不希望他介入，今天的反常表现，让郑介民一头雾水。

“军统内务有你掌管就行了，没必要跟我说。”

见他执意不听，戴笠只好说出实情：

“我早就想过出国考察，现在时机到了。杰夫兄，军统这个摊子只能交给你了。”

“啥叫时机到了？”郑介民似信非信，疑惑地看着戴笠说，“就算你出国了，我也未必担得起这个责任。”

“担得起担不起你都得担。”

戴笠执意将军统家底细说一遍，最后交代了一件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事：

“这些年，为解决抗战中死难同志遗属的生活问题，我们想尽办法，拆东墙补西墙，现在好了，我们有足够的财产和资金解决这些遗属的生活问题了。这件事你一定要想着，按时为他们发放生活费用……”

戴笠所说的“足够的财产和资金”，就是军统在接收中截留的日伪资产。

或许是由这些死难者联想到了自己，说这话的时候，戴笠表情凝重，语调沉痛。

郑介民一边听，一边不时看看戴笠的脸。他觉得戴笠太反常了，就像临终之人在做最后的交代。

第二天是戴笠离开北平的日子，临行前，戴笠最后一次在什锦花园召开工作会议。散会后，他准备去机场，王蒲臣等与会者要为他送行，戴笠不肯，大家再三坚持，戴笠最终妥协，说：

“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

“好，最后一次。”王蒲臣随口应着，却一路上莫名其妙地想着“最后一次”这四个字。

不料一语成谶，此次送行果真成为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