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统利用日伪汉奸维持京沪杭治安并接收日伪资产的同时，美军开始为国民党向华东地区空运部队。9月2日，汤恩伯部被运抵南京、上海，月末已完成对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及建立政治机构。

与此同时，重庆方面成立了由陆军总司令部负责，由陆军总长何应钦兼主任的接收计划委员会，该会下设党团、经济、内政、财政、金融、外交六个接收小组。各小组接收特派员及各省市接收委员会委员纷纷飞抵各沦陷区。

9月25日，周佛海奉命结束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的工作，按照戴笠的指令，将所有伪警察与军队移交军统，同时将该指挥部、伪税警团、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资产包括黄金、白银、美元等等，移交中央接收大员。

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结束后，军统潜伏人员程克祥、彭寿调军统上海办事处汉奸财产清理委员会任副主任，加紧了清理和移交敌伪资产的工作。

在先后进入上海的国民党各派系各机构及各部门中，无疑是军统抢到的资产最多。军统接收的敌产中有家日本人办的东方渔业公司，该公司拥有40艘轮机渔船，这些渔船后来被毛人凤弄到了台湾；日本海军在江湾新建的俱乐部被军统接收后，不久在此办起了中美上海警察训练班；早年德国人在上海开办的宝隆医院被军统接收后，安置了中美所美方提供的一千张床位的医疗设备。为讨好蒋介石，戴笠将医院名称改为“中美医院”，并称，这一方面是纪念中美合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示对校长（蒋“中”正）和夫人（宋“美”龄）的尊敬。

军统接收的最大的一笔资产是极司菲尔路汪伪特工总部的全部不动产，及大批汽车和附设的监狱、大型锯木厂、三夹板工厂、东方经济研究所及其附属东方图书馆。

除此之外，军统接收的十多个仓库的物资及大量建筑材料，尽管其中很大一批做了移交，所剩物资仍十分可观。

军统是特务组织，抢收这些物资有何用途？

从1932年4月1日成立（特务处）之日起，军统过的就是经费严重短缺、四处找米下锅的日子。随着机构与人员的直线上升，经费问题更成为戴笠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到抗战期间军统的顶峰时期，已有内勤人员五万左右，直接在军统局编制内领薪水的，后方有1.7万多人，沦陷区有6000人，海外各地有2000多人。另外2.5万人是派到各公开单位的，如各战区调查室、军法执行分监部调查室、外事处、混城队，各地卫戍司令部稽查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有关省份的行营第四科与保安处第四科，及内政部警政司、铁道警备司令部的军统人员，他们的薪水由对方支付。

尽管如此，军统还有大批编外运用人员，包括各外勤单位自行聘用的人员，这些人的薪水需要局本部或外勤单位自己解决；而迅速发展壮大直至五万人之众的军统武装队伍，庞大的开支更是入不敷出，戴笠每每外出都要为忠救军筹措经费及武器弹药。

解决庞大的资金缺口的来源，主要出自军统把控的各个油水丰厚的部门，诸如军委会邮航检查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缉私署、税务署、盐务署、货运管理局，兵工署警卫稽查处、航空检查所缉私署、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等等。并从事经营活动，如在重庆开办裕民米店（五家连锁），储藏军统积存的军米，粮荒时抛售，既可防饥民发生抢米暴动，又可趁机盈利；同时在重庆珊瑚坝飞机场对面开设飞虹照相馆、支持并参与杜月笙创办港济公司，在重庆、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从事经济与情报活动。此外，为扰乱汪伪政府金融，戴笠曾进口美国设备，大量印制沦陷区假钞，秘密运往沦陷区使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军统经费缺口。而外勤单位的“创收”更是五花八门，甚至走私贩毒。

戴笠很清楚，军统的各种牟利机构与特权将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使军统一夜暴富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也将宣告结束。抢收这些物资、工厂，正是为了以后开展经营活动，弥补经费缺口，维持十万之众的团体正常运行。

对日伪资产接收工作基本结束后，9月26日，抓捕汉奸的工作正式展开。

为配合军统顺利抓捕汉奸，周佛海奉命给沪宁地区大小汉奸发信，让他们到军统上海肃奸委员会投案自首。由于汉奸们大多在上海安家，一时间，军统接收的和抓捕的汉奸使“七十六号”的监狱爆满，不得不在南市再设立一个新的看守所。

对于像周佛海、丁默邨等这些在特殊情况下为国民党出过力的大汉奸怎么处置，平心而论，戴笠是不希望对他们实施制裁的，尤其是周佛海，抗战后期给予军统工作极大支持，也曾为中国军方与美军提供军事情报。但是，抓不抓这些人不是戴笠说了算，即便是蒋介石，恐怕也抵不住舆论的压力。

显然，抓捕这些罪大恶极的汉奸是大势所趋。

为防意外，周佛海曾致电蒋介石，“请求赴渝报到或筑庐墓”。“筑”为贵阳的简称，周佛海的母亲病逝后葬在贵阳，他因此请求去为母亲守墓。

为达成周佛海的心愿，戴笠特地飞回重庆，当面向蒋介石请示，结果“赴筑”被否，而是“赴渝报到”。戴笠很清楚，所谓“报到”，不过将周佛海等人暂时送到重庆软禁，是否交法庭审判，只能看形势发展。

但是，怎样传达蒋介石的意思，才能使周佛海等人心甘情愿飞重庆，而又不致因“食言”招致骂名？对戴笠来说的确是一件难事。

返回上海当天，戴笠再次来到周佛海家中。

从抗战胜利后戴笠来到上海，就成了周佛海家的常客。对戴笠来说，是接收与肃奸的需要；对周佛海来说，戴笠是他确保平安的一根救命稻草。从私人感情上来说，抗战后期军统对周佛海母亲的照顾，以及周母病逝后戴笠代替周佛海披麻戴孝守灵，都无疑拉近了两人的关系，以致戴笠在周公馆留部下用餐时，说“周先生和我是同庚兄弟”，及与周的亲密互动，让在场军统特工都觉得他们胜过同胞兄弟。

对此次戴笠的到来，周佛海是充满期待的，期待蒋介石对他的未来有一个好的安排。

戴笠进门，仍像往常一样亲热，看不出任何不祥征兆。他清楚周佛海急于想知道蒋介石的态度，在楼上客厅里坐下后，就直接说：

“佛海兄，眼下京沪地区流言很多，说我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些流言既无法阻塞，就不能不防。委员长考虑你继续住在上海和南京都不好，想请你和罗君强他们一起去重庆避避风头，休养一段时间。”

尽管戴笠说得很轻松，周佛海却是非常敏感，急不可待地问：

“是不是委员长顶不住舆论压力了？”

“话不能这么说，三十六计走为上，何必要硬碰硬呢？迂回一下总归有好处。”

“贵阳可否去？”

“舆论汹汹，还是不要单独行动的好。”见周佛海仍不放心，戴笠进一步说，“去贵阳不在这一时，休养一段时间也不迟。到重庆你可以亲自向委员长请示。”

听说可以晋见蒋介石，周佛海不再说什么。

戴笠离开后，周佛海电话叫来了他的几个亲信罗君强、杨惺华、丁默邨，向他们转达了戴笠的意思。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特意强调这是蒋介石与戴笠为保护他们的权宜之计，眼下京沪乃是非之地，也只有暂时离开一段时间。

想到京沪大汉奸除陈公博逃亡日本暂时未被抓回外，其他人差不多都被送进了监狱，三人很痛快地同意了这个决定。

戴笠点名与周佛海同去的就是这三人，但事后马骥良（汪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总务处处长）知道了也要求同去，周佛海与戴笠商量，戴笠表示同意。

但周佛海心里还是不踏实，说是去“休养”“避风头”，可去了就身不由己了，会不会被软禁呢？会不会最终被送回南京公审？事到如今只能听天由命，但他相信即使最坏的结果也不至于掉脑袋，起码戴笠与军统的人会为他作证。

也就是说，必须抓住戴笠这根救命稻草。

当天晚上，周佛海让罗君强等人筹集了一些黄金、美钞，装进保险箱，派人抬到杜美路军统办事处，送进戴笠的办公室，说是要求代为保管重要文件。以周佛海的想法，收人钱财为人消灾，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戴笠受此重贿，必然会千方百计保护他们。

可他哪里知道，戴笠刚刚惩治了吴绍澍，对这大笔的黄金美钞，他就是有这个贼心也没这个贼胆。

戴笠打眼一看，就明白了周佛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当众让人把保险箱打开，清点里面黄金、美钞的数目，准备上交中央银行。

这对周佛海来说，无异于一瓢冷水兜头浇下，原本放下的心倏然又提到了嗓子眼。尽管如此，他面前也只剩了这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