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在8月12日给周佛海发出电令的时候，完全没想到周佛海对他的任命十分不满。

“上海市行动总队队长”，这个职务与原先的伪财政部部长，伪行政院副院长、代理院长等职务显然极不相称。当然，周佛海并不是因为这个职务太低，而是这个职务不便发号施令。

看过电报后，他打电话叫来了亲信罗君强、徐肇明（军统潜伏人员）。

几人都觉得这个职务确实太低，毕竟事关重大，名不正言不顺。可直接问又显得斤斤计较，一个过渡职务而已。最后徐肇明提议将错就错，将“上海市行动总队”扩大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让戴笠报告军委会。

当时戴笠还在昌化县，看到回电中这个小小的改动，也觉得原先的任命欠妥，就按周的意思报请军委会备案，同时给周佛海复电，特意说明上海市水陆军警由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指挥。

接到电报的当晚，周佛海便到上海无线电台发表公告，称受军事委员会电令，成立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维持上海临时治安。同时在全市张贴布告，严禁聚众集会游行和散发传单。布告落款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署名总指挥周佛海，附署秘书长程克祥。

虽然普通市民不清楚程克祥的身份，对大汉奸周佛海的名讳却是如雷贯耳，所以布告一经贴出，便有不少被市民撕毁或吐口水。但周佛海的一些措施对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却是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上海行动总指挥部成立后，周佛海在日军的配合下，调集由他指挥的所有伪军，加强上海周边及上海至杭州地区的警卫，抵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京沪杭等地的接收；并将伪中央税警团及警察编成六个总队，驻守上海各军事要地，作为重点防护，以确保万无一失。

15日上午，周佛海由上海赶往南京，于16日下午与陈公博召开伪政府临终前最后一次会议，宣布伪政府解散。

出发前，周佛海指派其妻的堂弟杨佐华扩编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特务大队，并开赴南京，交由南京区行动总队总队长周镐指挥。

周镐是老牌军统特务，是戴笠在策反周佛海后于1943年夏派到南京的，由周佛海安插在伪军委会，以便联络并策反伪军。他所带领的行动总队共800人，是伪财政部警卫队的武装。

杨佐华带领的特务大队15日抵达南京后，即归周镐统一指挥，其中一部直接冲入伪中央警官学校，与周镐的部分人马对该校学生实施镇压。该校学生正在酝酿向人民武装投诚，被冲击后，学生总队长刘纯铮在混乱中离开，其他学生大部分逃离现场，一些没有走掉的学生被逮捕。

特务大队的另一伙人将同情这些学生的伪陆军部部长肖叔萱从其住宅中拉出，说他要逃往苏北投奔新四军，在其大腿上打了一枪。由于流血过多，肖叔萱最终死于医院。伪内政部部长陈群听到这个消息后，惊吓过度，在家中服毒自杀。

周镐随即在南京接收伪党政机关，逮捕伪政府要员，将他们送到指挥部所在地中央储备银行，甚至准备对陈公博实施逮捕。陈公博闻讯，调伪中央军校千余人，准备进攻中央储备银行和周佛海位于南京西流湾八号的住宅。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南京陷入极度紧张之中。

周佛海担心南京一旦混乱，会受重庆方面责问，只好电令周镐停止行动，同时与陈公博约好，亲自登门解释，火并事件始得平息，周佛海才得以返回上海。

在依靠汉奸维持秩序的同时，军统的各路人马开始进入上海，第一支到沪的忠救军是8月15日抵达上海近郊的阮清源部。

阮清源在得知距上海市西15公里的七宝镇驻有新四军的一个支队后，立即联合伪税警总团熊剑东部，连夜赶到七宝镇，偷袭新四军顾复生部。新四军支队只有二三百人，阮清源带去了2000多兵力，双方力量悬殊，新四军支队被迫突围后撤离。

由于日本人不同意阮部进入市区，而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都佩戴着“卫”字臂章，周佛海赶紧为他们准备臂章，同时慷慨解囊，为阮部赠送十亿伪钞解决给养。

接踵而来的是忠救军郭履洲部。郭部奉戴笠之命首先进占崇明岛。当时岛上驻有新四军几个团的兵力，双方激战三四天，郭部始终拿不下崇明岛。后来军统海上行动总队赶到，内外夹击，才得以占领崇明岛。之后留一部分人驻守岛上，其他人马开到了浦东。

8月18日，周佛海在上海霞飞路盛老五（盛宣怀第五子）府上设宴，为先期抵达的军统各头目接风洗尘。这些人除阮清源、郭履洲外，还有刘方雄、徐展等人，另有抵达上海的汪伪集团外围人员罗教植、孙家良、申屠鸿等。作陪的除了周佛海的心腹罗君强、杨惺华、熊剑东等人外，其余主要是军统潜伏人员，如唐生明、程克祥、彭寿、徐肇明等。另有一人尤为引人注目，他就是落水汉奸陈恭澍。

陈恭澍是军统在上海被捕特工中投敌最快、出卖沪一区最彻底的一个。也是由于其身份特殊，所知军统内幕颇多，仅仅一个月就写出《蓝衣社内幕》在伪政府报纸上连载，成为他此后千方百计粉饰投敌事实却无法抹掉的铁证所在。

与这些原先的同事尤其论资历论职位原先远不如他的军统干部坐在一起，不知陈恭澍心中作何感受。

在这个接风宴中，唐生明提出一个建议，他说：

“各路人马陆续汇集上海，为便于相互之间互通情况，应该成立一个汇报机构。”

“这个点子不错。”罗教植首先表示赞同，并对唐生明说，“我看在你家碰头就行，不过需要点费用，看怎么筹措。”

罗教植所说的费用，是指碰头时需要的用餐与烟酒糖茶咖啡之类的费用。徐肇明是上海行动总指挥部参谋长，他随即表态说没问题，可由总指挥部拨一笔特别费用。唐生明随即对他耳语说：

“说老实话，明天零用钱都没有了。”

徐肇明心领神会，第二天一早就派人将一亿元伪储备票送到了唐生明手中。

对于这个汇报机构，罗君强和熊剑东都带头表示赞同，周佛海也就无话可说，毕竟他的总指挥部不能指挥到沪的军统部队与人员。

8月19日，军统上海特务工作汇报会在金神父路唐生明的公馆举行。

两天后，军统局东南少将特派员、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毛森也率部抵达上海；中美所参谋长李崇诗、军统及中美所东南办事处部分人员（包括一些美国人）及一个支队也相继赶到。

随着到唐生明公馆参加特工汇报或碰头的人数增多，唐生明与程克祥等人商量，让周佛海从上海市总指挥部划拨300亿元伪储备票作为活动经费。

作为掌管着汪伪政府钱袋子的“大管家”周佛海，时至今日，袋子里的钱一分都不能再进入他本人的腰包，早晚都是要移交，交给谁对他来说都一样，交给某人还能落个顺水人情，所以周佛海识趣地乖乖奉上 300亿元伪储备票。

300亿元由程克祥交给唐生明，由唐生明交给太太徐来，由徐来和张素贞保管。拿到这笔钱后，唐公馆更是门庭若市。军统大小头目到上海后，都要到唐公馆汇报工作，了解情况，更少不了吃喝玩乐。

戴笠是否了解这300亿不得而知，戴笠坠机身亡后，军统局面临重新洗牌，上层忙着争权夺势，下层忙着各寻出路，再无人提起或者追查这笔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