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然也罢，担心也罢，毕竟这突然的变化不是戴笠个人能左右的。好在，他为战后接收京沪等大城市所做的准备没有白费。

就在日本表示投降尚未正式投降之际，蒋介石为阻止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收复失地，于8月12日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三道命令：一道令人民武装“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一道令其嫡系部队“加紧推进”，“勿稍松懈”；一道令日伪军维持现状，并维护地方治安。

蒋介石对军统的命令尚未下达，戴笠便已开始行动起来。

他当即与杜月笙商量，由杜月笙下令在上海的杜氏门人，立即通知已联系好的杜门落水汉奸及伪军头目，掌握部队，把控局势，等候中央军队接收；通知帮会兄弟协助稳定局面；同时由陆京士下令已抵达雄村的150名上海工运干部，尽速返回上海，与其他工运干部一起，带领工人保护工厂及公用设施，协助维持社会治安。

杜月笙指派身边部分弟子先行启程，赴沪部署；陆京士也分派部分下属同行。杜、陆两人暂留淳安，等候戴笠的命令。

戴笠连夜赶到浙西行署驻地昌化县汤家湾，就近调度部署接收事宜。为了赶在共产党的部队之前接收长江下游沦陷区，他一面下令潜伏在江浙一带及上海周边的各路忠义救国军，立即分头向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大城市进发，抢在第一时间接防，一面与日伪方相关人员联系。

常言说擒贼先擒王，“抓住”了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就等于扼住了贼首，让他乖乖向国民党投降。虽然戴笠本人与冈村宁次以及他身边的人皆不相识，但他手中有一张王牌，这张王牌就是忠义救国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

刘方雄也是江山人，与毛人凤、毛万里兄弟同属一个乡——吴村乡，生于1909年，毕业于江山县师范讲习所第三期，又当了几年小学校长。在既无军校背景又无“浙警”背景，亦无同乡“二毛”提携的情况下，于1935年由军统汉口站周伟龙介绍加入汉口站，成了周伟龙的手下。

1939年刘方雄任香港区副区长期间，曾参与一场“谋略”战，就是所谓“桐工作”。“桐工作”的另一头是冈村宁次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今井深得冈村器重，虽官阶悬殊，但私人关系密切，情同手足。

也就是说，“抓住”了今井武夫，就等于“抓住”了冈村宁次。

在“桐工作”的一次次“谈判”中，刘方雄与今井各为其主，却未伤和气，如今正好打出刘方雄这张牌。

刘方雄此时就在昌化县河桥镇。戴笠打电话通知刘方雄，即刻赶赴南京见今井武夫，联系受降事宜，要今井武夫将京沪杭保护完整，等候移交国民党中央。

他又任命周佛海为军统上海行动总队队长，令其指挥伪中央税警总团、伪保安部及所有警察与伪军，维护上海及沪杭沿线治安，阻止中共地下党在上海进行活动，抵制共产党及新四军接收，保护好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全部财产。

他同时联络伪浙江省长、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保安司令丁默邨。此前丁默邨为谋后路，曾主动与戴笠联系，通过戴笠向蒋介石保证，以原样的浙江归还国民党中央，决不让共产党的队伍在浙江活动。戴笠向他下达了保护浙江、立功赎罪的命令。

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蒋介石的命令旋即抵达：责令戴笠全力接收上海并维持京沪杭等地区治安，整肃汉奸，处理伪军，等候中央军队到来。

戴笠十分清楚，此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大都集中在西南、西北一带，很难在短时间内赶到东南地区；而新四军、游击队在东南地区已具有一定的实力，眼下日伪军已成了死老虎，就算冈村下令拒绝向新四军缴械，士兵们有没有士气出来挡枪子也未可知。

只有以最快速度全面发动接收京沪，才能保证顺利完成任务。

他首先急电忠义救国军淞沪地区指挥阮清源，令其率部队连夜启程赶赴上海。当时阮清源部驻扎在浙江曹娥江一带，早就在等候抢夺上海的命令；戴笠又电令忠义救国军温台地区指挥郭履洲，率部驰赴上海，会合军统海上行动总队，进占崇明岛、浦东；电令军统京沪行动总队等向南京近郊挺进……

下达一系列命令后，戴笠来到安徽歙县雄村中美所第九训练班，挑选800名官兵，改编为中美所教导营，配发美式装备，连夜乘船驰赴杭州，接收抗战胜利果实。

随后，戴笠返回淳安，指派中美所淳安办事处中将处长张性白，三日内赶制500套军装，发给各路聚拢而来的军统人员，每人配发左轮手枪一支，赴沪杭监守汉奸和日伪财产。

调兵遣将之后，戴笠下令将带来的100多张空白委任令填上职务姓名，发放给包括京沪杭在内的各地被策反汉奸、伪军头目。别小看这张看似填写随意的“委任令”，由于有军事委员会的大印，对大势已去的汉奸们无异于救命稻草。

至此，一场由军统特务、日伪汉奸、帮会成员组成的接收“大军”，率先在京沪杭拉开了抢夺抗战成果、联合反共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