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戴笠萌生尾大不掉之担忧，始于一年前的“四一大会”。

一年前（1942年）的4月1日是军统局成立十周年纪念日，继1940年4月1日首次举行军统成立八周年纪念大会后，1942年的“四一大会”是军统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隆重的一次纪念活动。会场设在罗家湾局本部大礼堂正前面的露天大会场，与会者数千人，除重庆城乡各单位全体特工和军统掌握的各公开组织的特务，以及重庆城乡各特训班受训人员外，还有来自国内外军统秘密组织包括区、站、直属组的代表，与历年死去的“烈士”家属。

当时各地回渝代表住在“漱庐”，“烈士”家属住在原军统局招待所。

这天上午，戴笠亲自驾车将蒋介石接到大会会场，开车绕场一周后停在主席台前。蒋介石走上主席台，主持祭悼军统局“先烈”仪式并训话。

这是蒋介石首次参加军统的“四一”纪念大会。站在主席台上，放眼望去，数千名军统人在露天大会场上黑压压一片，一眼望不到边，场面之壮观，令他不无震惊。

展示军统实力，是戴笠有意向蒋介石做出的十年“工作汇报”，目的自然是向“领袖”表衷心。“秉承领袖旨意，体念领袖苦心”，这句曾经让戴笠感触至深的话，就贴在大会主席台旁边。

如果说在1940年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军统在沦陷区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召开“四一大会”是为了祭奠“烈士”，检讨工作，激发斗志，振奋人心；那么两年后的“四一大会”显然不仅仅因为“逢十”而如此隆重。

摊子越来越大，权势范围越来越广，与美国海军的合作已在酝酿启动之中，这“大好形势”让戴笠变得飘飘然了。倘若他像特务处时期那样朝夕戒惧，凡事不敢懈怠，或许会听听大家的意见，或许会深思熟虑之后有所警醒；但如今在军统局这个独立王国里，他是老子天下第一，说一不二，又天生好排场、好面子、好打肿脸充胖子，也就有了这个浩大的阵仗。

看得出，蒋介石的心情很好，除了主持祭悼时面容严肃，走下主席台与“烈士”家属及军统局人员见面时始终面带微笑。但在检阅军统特务武装队列表演时，蒋介石明显收敛了笑容，脸上多了一份深沉与凝重。

一向善于揣摩蒋介石心思的戴笠，此时并没有多想。在他并未深思熟虑的意识里，其权势扩张的每一步都是蒋介石“钦点”的，理应拿一张成绩单给“领袖”看。

尽管只是就近调动了区区数百人参加军事表演，这个表演还是让蒋介石暗暗吃了一惊。想当初为配合“八一三”淞沪会战，苏浙别动队草率成军，不过是几个三教九流、虾兵蟹将；如今军统不仅拥有自己的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还有税警、缉私部队和交通警察部队，而且装备的大多是美式武器；再加上军统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又调动灵活迅速，这实在是一支不可低估的“生力军”，其实力不亚于任何一支正规部队，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多了份疑虑和戒备。

4月4日，蒋介石召见戴笠，告知拟调唐纵兼任军统局帮办。直到这时戴笠才意识到，军统十年庆典“玩大了”。

唐纵最初是追随戴笠的“十人团”成员，也是戴笠将他推荐到侍从室的，如今早已成为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第六组负责情报工作，唐纵等于代表蒋介石统辖各情报机关业务，所有部门情报都要经唐纵之手才能转呈蒋介石。其责任之重大，作用之关键，令戴笠对这个主管部门的“老弟”不敢再以部下相待。

派他来当帮办，以侍六组组长身份兼军统副手，明显是对戴笠个人权力加以遏制。而这只是第一步，蒋介石要削弱的不仅仅是戴笠的权力，更重要的在于拿掉军统的武装力量。

但这需要有个过程，毕竟在很多方面蒋介石还离不开军统，离不开戴笠，比如战时货运管理局，尽管拖了两年之久，这个机构仍不得不由军统组建（建立于1943年4月）并委派戴笠负责。也就是说，蒋介石在遏制戴笠权力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使之扩大权势范围。

戴笠很清楚，即使他像出任特务处处长之初那样提着脑袋追随蒋介石，也寻不回当年蒋介石对他的信任。随着中美合作所合同的签订，军统的情报系统、武装部队已开始了从设备到人员素质的全面升级——戴笠知道，军统的武装力量越提升，蒋介石的心病越重。

这成为笼罩在戴笠心头的一片阴影，也是他不得不严格约束家人的主要原因。

离开江山后，戴笠又去福建建阳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指导工作。如此一来二去，返回重庆已到6月下旬。

6月23日，也就是戴笠回渝的第二天，蒋介石交代侍一处主任兼军统局局长林蔚，告知戴笠交出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及缉私部队等武装力量。

林蔚与前军统局局长贺耀祖一样，也是挂名不主事，且上任不久，不便直接出面，就将这个得罪人的差事交给了唐纵。唐纵是军统局帮办，由他去说也是顺理成章。但他深知戴笠对武装队伍的重视，那简直就是他的**，要他交出武装部队，他实在张不开这个口。

就在唐纵为难的时候，6月25日，蒋介石亲自出马了，他的第一步是削弱戴笠的职权。戴笠巡视归来例行汇报，蒋介石趁机提出一个思考已久的决定：

“缉私署和财政部之间的矛盾，已经严重影响到工作的开展。戴科长，你有什么想法？”

早年合并南昌行营调查科，是特务处的第一次飞跃，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也成为戴笠的第一个公开身份，蒋介石从此称戴笠为“戴科长”，以示亲近。

但蒋介石这番话，戴笠听着怎么也亲近不起来，明摆着就是让他辞去缉私署署长。

戴笠早就预料到，在他和孔祥熙这个天平上，蒋介石的砝码最终会放到孔祥熙的一边，尤其林世良案，损害了孔祥熙的利益就等于伤害了宋美龄。尽管蒋介石早已厌恶了孔祥熙的贪腐，但搬开孔祥熙显然不能操之过急。

从林世良案开始，戴笠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结局。

“我想，缉私署署长和货运局局长还是请校长另派他人为好。”

连货运局局长一并辞掉，这倒让蒋介石有点出乎意料。平心而论，货运局正式成立刚刚两个多月，各地工作很快开展起来，换了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这个效率。

戴笠主动请辞货运管理局局长，一方面是考虑到该局与缉私署同属财政部，与其等着别人开刀，不如自己拿掉；另一方面也是想做做样子，货运管理局的工作尚未全面展开，经蒋介石同意的他与杜月笙联合抢运沦陷区物资的工作也刚刚启动，他不相信蒋介石会在这个时候拿掉他这个局长。

殊不料，蒋介石竟毫无挽留之意，甚至连一句客气话都没说就痛快答应了。

戴笠既意外又失望，更多的是茫然、失落与恐慌。照此推理，蒋介石要拿掉他这个军统局副局长，也不过一句话的事。

7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磁器口钟家山正式成立，根据协议规定，蒋介石任命戴笠为中美所中将主任（仅仅是个头衔，其官阶仍为少将）；美国总统任命梅乐斯为中美所副主任。梅乐斯不久后晋升为美国海军准将。

照理说，军统此时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要人有人，是戴笠主持这个团体以来最“富有”的时期。在外人眼里，戴笠财大气粗，踌躇满志。而事实上，戴笠内心却深感危机四伏。

中美所正式成立几天后，蒋介石再次催促林蔚，让戴笠交出部队。缉私署有20个团的兵力，要他直接交给接任缉私署署长及货运局局长的宣铁吾；忠救军与别动军亦要整顿，准备移交。

这次，唐纵在林蔚的要求下找到戴笠摊牌。

从草创苏浙别动队到组建忠义救国军，仅筹措经费一项，戴笠就费尽了心机。而忠救军在配合大部队作战、骚扰偷袭日伪军、破坏日伪铁路桥梁等军事设施方面，都发挥了大部队难以发挥的作用，怎么能说拿走就拿走呢？美方正在装备和培训忠义救国军，将这支部队交给别人，不在军统掌控之中，如何配合美方完成相关任务？

都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如今只是“二战”形势出现好转，在远未到兔死鸟尽的时候，就忙着烹狗藏弓，未免太操之过急了！戴笠请出何应钦向蒋介石缓颊。

何应钦毕竟是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他的意见蒋介石不能不考虑；何况，拿走军统的武装部队，必将会影响中美合作。最终，军统的武装游击队总算暂时平安无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