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躺下休息后，戴笠与戴春榜到另一个房间商量建造新宅子的事。见戴笠心情好，戴春榜乘机说：

“哥，建完新宅你能不能在重庆给我安排个事干？那么多人跟着你出人头地，自家两个大男人窝在乡里守着一亩三分地，有点太窝囊了！”

不提这事还好，一提这事戴笠就气不打一处来。多年来戴笠对戴春榜屡次提携，可就是癞狗扶不上墙。

由于戴春榜曾在戴笠入黄埔军校后投身军旅，戴笠任特务处处长后，曾送戴春榜去庐山军官训练班受训，取得了校级军衔。西安事变前马志超任陕西站站长，介绍戴春榜出任西安花捐所所长。

照理说有戴笠这棵大树，戴春榜混出点名堂不成问题，可他自幼生性散漫，不学无术，好逸恶劳，这一点倒是像极了其父戴士富。戴笠生怕他在外面打着自己的旗号招惹是非，多次致信马志超称：“春榜务请兄痛责，不准其对外活动，尤望考察其生活，严稽其出入交往之人。他若不安分守己，尽忠尽职，即请撤职。否则兄非爱弟，实害弟也……”

抗战爆发后马志超任甘肃站站长，又推荐戴春榜出任甘肃省景泰县县长。一县之长，说起来也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了。戴笠觉得这个职位责任重大，戴春榜根本不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便令马志超将其撤职，请胡宗南将他保送到中央军校高教班受训。戴笠以为，严格的军事训练或许能改变他懒惰散漫的习性，却不料，戴春榜仍然我行我素，屡犯校规，竟然很快被开除了。

戴笠一气之下，下令将戴春榜关了禁闭。这次总算起了点作用，解禁之后老实了许多，再次由胡宗南保送到中央军校受训，总算顺利毕业。可当他留在胡宗南的辖区工作后，仍然旧习不改，以为有戴笠做靠山有胡宗南庇护，四处招摇跋扈。戴笠担心他给自己败坏名声，也怕他得罪人给自己惹麻烦，便给他一个忠义救国军少将参议的头衔和军统局少将专员的身份，让他回家照顾母亲。

戴春榜回到江山，以为自己有了官职，又不受任何约束，一时逍遥自在，到处招摇过市，趾高气扬。可时日一久，又觉得在这偏僻乡村实在乏味，空有两个不小的头衔，根本派不上用场，所以还是想找个“用武之地”。

“用武之地？”这话让戴笠大跌眼镜，“你有何‘武’，‘武’在何处？你以为给你个头衔你就真有本事了？”

“你带出去了那么多人，有几个有真本事的？毛钟诗有什么本事？你让他当副官，当甲室秘书；还有你那两个小舅子，他们都有什么本事？”

此话刚一出口，戴春榜立马意识到说走嘴了——提谁也不该提与戴笠发妻相关之人。毛秀丛病逝后，戴笠常常为亏欠她而自责，而且时间愈久自责愈深。倘若毛秀丛不死，他对她的态度或许依然如故，可当她不在了他才总是念起她的好。

果然不出所料，戴笠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怒目圆睁瞪着戴春榜：

“你有什么资格和宗亮、宗鳌比？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烂泥糊不上墙！”

说完，戴笠拂袖而去。

戴春榜沮丧地看着他的背影，懊恼自己口不择言，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

其实戴笠的两个妻弟尤其是毛宗亮，曾任仰光站长，如今在中美合作所任经理组长，虽说没有什么大的本事，可也是能独当一面的人才。毛钟诗作为晚辈，尤其在戴笠身边工作，更是勤勉有加，丝毫不敢怠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守规矩，为人低调，踏踏实实做事，绝不会倚仗与戴笠的亲戚关系四处招摇。这正是戴春榜所欠缺的。

呵斥完弟弟，戴笠又找到儿子。在戴笠迈进家门之时，戴藏宜就闻讯躲起来了，躲藏的原因就是怕挨骂。

从品行习性上说，戴藏宜与其叔戴春榜一脉相承，自幼不爱读书，只读到小学毕业，后来戴笠将他送进上海私立大同大学，也未能拿到毕业证，最终落个肄业。回乡后，在戴笠的关照下曾先后任私立保安树德小学校长、仙霞乡乡长、江山县兵役协会委员、军统局京沪杭铁路警务处少将专员，但说到底与其叔一样，徒有虚名。

1942年6月日寇进攻江山时，戴笠曾致电江山县县长，建议各乡发展自卫队，由县、区直接领导，每乡发展队员20人，由军统派员组织训练。保安自卫队以戴藏宜为主任（另有队长），经费由戴笠负责。然而在日寇撤出江山后，戴藏宜不仅未按规定解散自卫队，反而趁机收编临县散匪和零星部队，擅自组织武装力量。

同年9月，戴笠连发三封电报，一封给福建建阳第三战区“奋勇队”指挥官郭履洲，一封给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另一封是由毛万里转交戴藏宜的。三封电报都是同一个内容——解散戴藏宜的自卫队与自卫队人员去向问题。

在由毛万里转交戴藏宜的电报中，戴笠严词斥责：

“你非军统局之工作人员，究竟受何人命令，擅自收编部队？你应立即将部队完全交出，愿即刻开往广德编入忠义救国军者，希立即点交郭履洲先生接收，不愿即刻开往广德者，应即令解甲归田，否则我必与你脱离父子关系，并断绝一切接济！”

在给毛万里的电报中，戴笠更是严词命令：“奉化县政府之枪支，吾人断不可接收，善武（戴藏宜谱名）胡为，必须予以制止。如已集有壮丁，应立即予以解散，此事兄必须负责也！”

原来戴藏宜不仅擅自保留扩充武装队伍，更擅自接受他人馈赠的武器，这让戴笠忍无可忍。虽然自卫队最终被解散，戴笠却不能谅解戴藏宜，一见面就直接怒斥道：

“三番五次让你解散自卫队，你为什么就是不听？还接受别人的武器，这明摆着就是授人以柄，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

“你当年不也组织过自卫团吗？”戴藏宜嘟囔着说。

“那是为了保家护院，现在鬼子都退了你还要队伍干吗？擅自拉队伍就是土匪！”

戴藏宜自知理亏，不敢再还嘴。这时儿媳郑锡英领着孙子抱着孙女来了。不常回家的戴笠难得享受天伦之乐，看着两个可爱的孩子，听着长孙戴以宽用稚嫩的声音喊“爷爷”，满脸怒气随之消失。

这正是戴藏宜导演的一出“夫人救驾”。但他并不服气，一扭头就对着老婆发了一句牢骚：

“小题大做，拉队伍怎么了，别人想拉还拉不起来呢！武器是别人给的，又不是偷的抢的。”

戴藏宜只知家有大树好乘凉，哪知树大招风，大树也并非不可撼动。他既不知老爹树敌之多少，更不知月满则亏、物极必反之道理。1943年戴笠一生的权势达到顶峰，戴藏宜看到的只是老爹站在巅峰之风光荣耀，根本看不到这是老爹走下坡路的开始。

此时，戴笠手中的武装力量，已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