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英国驻重庆的特务们在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中，早已目睹了重庆官方一次次发出的准确无误的空袭预警，英国谍报部门也已注意到军统在电讯方面的综合实力，希望与军统开展电讯方面的合作。

其时，英国一方面对日寇侵略中国采取中立政策；一方面又要利用中国牵制日本，阻止日本南侵步伐，以保护其在东南亚的利益；同时又想从军统获得对日军事情报，尤其想得到军统破译日军电讯密码的特种技术，因而早在1940年便开始与中方协商成立“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当然也要给中方一点好处，那就是与军统秘密组织中英特务合作，为军统训练武装特务，供给武器弹药和爆破器材。

充实装备，扩大特务武装，戴笠对此求之不得。但他同意的这个合作是有所保留的，那就是不可能真的将研究多年的对日密电侦译技术传授他人。这并不妨碍中英情报合作，军统会向英方提供完整的有关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的军事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

早在1940年10月，军统便派陈一白、王惠民等20多人组成“香港侦空工作队”，在香港山顶缆车站旁的英国陆军营房内建立侦收台，侦收范围覆盖广州、三灶岛、汕头、福州机场，以及香港周围海面。

侦收队与英方在半山建立联络站，凡重要情报随时送至半山联络站，次要的毎天汇总送一次。英方派一名陆军上尉负责与中方联络。

英国人在香港没有情报机构，对中方传递的军事情报极为重视。尤其日军轰炸珍珠港后，英军更是亟须知道日军动态，特地派一名少校到侦空工作队，要求多提供情报。

12月9日清晨六时，侦空工作队侦知广州、三灶岛等机场日机起飞，飞行目标是香港，立即通知英方发放警报。一个小时后，果然日本飞机飞临香港上空，轰炸陆军军营、香港海军船坞等重要目标。此后日方连续对香港进行轰炸，全凭军统侦收台及时提供情报，发出预警。香港沦陷后，香港侦空工作队的工作方告结束，同时应英方要求，军统又派遣了仰光侦空工作队和印度侦空工作队。

12月10日上午，军统重庆、成都两个侦空组侦收到西贡日本空军基地与从西贡起飞的侦察机的联络密电，侦察机向基地报告：“新加坡北方百余海里的海面上，发现英国主力舰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三艘……”

11点多，日军西贡基地有三批轰炸机起飞，向南飞行。不久侦收到日军轰炸机向西贡基地的报告：“已飞临×地上空，地面无防卫火力，英军舰正向外海移动。第一批轰炸机开始轰炸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舰面高射炮火力微弱，已炸中舰面，第一层甲板洞穿……”

第二批轰炸机报告：“第二批轰炸机已飞临‘威尔斯亲王号’上空，投弹中第二层甲板。该舰且战且走，以高速向新加坡东南30海里海面驶行……”

11时50分又侦收到：“‘威尔斯亲王号’锅炉被击中爆炸，引起弹药库爆炸，逐渐沉没。‘却敌号’也被炸下沉……”

这两艘战舰是不久前才开赴远东的。1941年下半年，日本加快南侵步伐，东南亚局势日益危急。为威慑并遏止日军南下，保持其在远东的威望和权益，英国特地派出由战列舰、战列巡洋舰、航空母舰及驱逐舰组成的远东舰队。其中，“威尔斯亲王号”与“却敌号”是英国最新威力最大的战舰。“威尔斯亲王号”更是号称炸不沉的兵舰，曾在南美乌拉圭外海击沉德国战舰“俾斯麦号”。该舰建成于1940年，排水量3.5万吨，作战官兵1500人，时速30海里。舰上装有十门14英寸大炮、16门高射炮、32挺高射机枪，并载有飞机四架、飞机发射台一座。舰面甲板共三层，各厚六英寸，护炮装甲厚十英寸（1英寸=2.54厘米）。

英国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号称炸不沉的战舰会葬身海底！

当戴笠将情况呈报蒋介石，蒋介石命人打电话通知英国驻华大使柯尔时，柯尔的第一反应与美国人听到日本将袭击珍珠港一样，认为是天方夜谭，在电话中说出一连串的“不可能”。

尽管不相信，柯尔还是立刻报告了伦敦。第二天，英国政府在发回的电报中证实，中国的情报完全准确！柯尔只得打电话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表示感谢。

与此同时，由英方协助军统训练抗日游击武装一事亦被提上议事日程。1942年元月，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部在重庆小龙坎成立，并在别动军司令部东南小高地上新盖一所西式平房，作为中英特务合作办公室。

别动军由两部分人马组成，除了已成型的忠义救国军外，就是各战区督导组与便衣混城队。忠义救国军以原有建制自成体系，部队番号改为“别动军忠义救国军”；各战区督导组与便衣混城队则重新组编，番号为别动军一至九纵队。

别动军司令由戴笠举荐经蒋介石批准，由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已在此前担任“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所长的周伟龙担任。

戴笠与周伟龙的关系可谓渊源很深，他们既是非常铁的哥们儿，又是十分融洽的上下级。当年唐生智反蒋时周伟龙已是其总指挥部宪兵营营长，戴笠还是无名小卒，却独闯信阳城冒名前去游说周伟龙，而整个信阳城正在严查蒋军奸细。倘若游说不成，周伟龙将戴笠扣押，等待戴笠的唯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了。戴笠对周伟龙也是投桃报李。周伟龙任上海区长时被捕，戴笠不惜动用一切关系予以营救，这在沦陷区所有军统被捕人员中是独一无二的。

在用人方面，戴笠原本注重用其所长，本着“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的最基本原则，早年尚能知人善任；但随着摊子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多，且形势变化无常，对干部的任用便越来越显出被动，甚至随意。虽说对高级干部的任用还算慎重，在干部的管理与沟通方面则明显不够，比如对待王天木与陈恭澍，未免疏于管理、沟通与疏导，方式方法也过于简单。对周伟龙亦是如此。

别动军司令是一个中将级高级干部职位，将这样一个重要岗位交给周伟龙，自然是出于信任。在军统的高级干部中，真正在正规部队带过兵上过战场的寥寥无几，而周伟龙便是其中一个，且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又是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从资历到经历都是其他人不可相提并论的。

军统局成立之后，戴笠将特务武装看得尤为重要，对别动军司令这个人选，他所寄托的厚望不仅仅局限于这个职务本身，他是作为“接班人”来确定这个人选的。在曾家岩公馆，戴笠曾对局本部前来共进工作午餐的干部表示，他每年有半年时间去西北、东南出巡，当时的公路条件恶劣，交通工具落后，干的又是特务工作，随时都有可能遭遇翻车、敌机轰炸、遇刺、中毒等等，他认为一旦他遭遇不测，只有周伟龙能接手军统这个摊子。

然而，令戴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倚为心膂股肱的这位老兄，很快就把中英合作所搞砸了，掐指算来，从开张到关门也仅仅维持一年有余。究其原因，周伟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伟龙作为中英合作所所长兼别动军司令，到任后立即催促英方尽快运送武器弹药和爆破器材；英方特务则坚持先训练，然后再运送武器装备，同时要求拥有作业控制权。作业控制权不能放，却未必不能沟通。周伟龙向来清高自负，锋芒毕露，与人合作少有回旋余地；而英国特务也不是省油的灯，坚持寸步不让，双方各执己见，形成僵持局面。

事实上，谈判桌上的斡旋既不同于在部队带兵，亦不同于担任上海区长，这并不是周伟龙的强项。这一点戴笠应该清楚，周伟龙或可胜任忠救军总指挥、别动军司令，未必能干好中英合作所所长。以其个性，实在不适合与傲慢的英国人打交道。而戴笠在周伟龙上任之后，从此将中英合作全部事务推给了周伟龙，他本人既不参与协商谈判，也很少过问，甚至在发现周伟龙将中英所及别动军司令部搞成了湖南同乡会，也只是内心不满，并未与周伟龙沟通，也没有提出任何警示。

在中英双方各存私心的情况下，双方的僵局始终未能打破，硬碰硬的结果最终导致一拍两散伙，英方特务从此撤出中英特务合作办公室。

这个结局令戴笠十分失望，尽管他本人已忙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合作事宜，仍为中英合作所的结束遗憾不已。

在中英合作所关门后，1943年10月，戴笠下令周伟龙入重庆山洞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其别动军司令与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两个职务全部由他人接任。借“学习”的名义将其免职，也算给周伟龙留足了面子。但“学业”结束后，周伟龙一直处于投闲置散之中。

终戴笠一生，再未重用周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