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在海外的组织，自1938年建立河内直属组后，在越南已逐步发展到西贡、海防、芒街、东兴、顺化等地；并在谅山设联络站，以便策应；同时与党方协力建立“各机关驻越工作团”，以通过该团争取华侨的支持。

随后是缅甸。在首批派驻缅甸的人员中，有仰光组组长陈质平、腊戍组组长潘其武。这两人的公开身份是西南运输处仰光分处处长和副处长。1939年夏，潘其武向戴笠要求调张我佛协助工作。

张我佛曾任蒋介石的随节电台报务员，是一位技术过硬的无线电高手。临行前，他特地去找他的老师——军令部电台总台长方砚农请教。方砚农曾在浙江警校电讯班任教官，熟悉军统情况，他说：“在缅甸建立电台，应具备春夏秋冬全天候的波长，才能畅通无阻。”

张我佛到腊戍后，检查通讯情况，发现无线电机的波长不适用于缅甸的炎热气候。自制电机的最短波长是36米，而缅甸因为天气太热，只能用28米。他把原电机的线圈去了一圈，电容器去了一片，再来通报，果然畅通无阻。

戴笠在上次视察缅甸后，对张我佛的工作非常满意，为鼓励他的工作热情，特地奖励他500盾“特别奖金”。

戴笠如此重视缅甸，是因为缅甸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特别在其他国际运输线被切断，仅剩下滇缅运输线的情况下！

这次再赴缅甸（1940年4月），戴笠带了十部自制小型电台。他把十部电台交给张我佛，派他为缅甸电台督察。当时仰光和腊戍已建有电台，他要求张我佛负责在八莫、密支那、曼德勒（瓦城）及仰光近郊等地增建电台，建立一个覆盖全缅通讯网络，以备战时之需。

此时，军统的总、支、分三级通讯网已经遍布全国与东南亚，分台达300多座，以当年中国通讯事业之落后，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布置完电台事宜，戴笠开始视察交通运输情况，然后就加快货运速度对陈质平、潘其武提出具体要求。

同时，戴笠还做了一件令所有人都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指示张我佛运用缅商孔雀公司总经理张嘉顺的关系，向缅甸交通部门申请1000份商用车辆牌照，可以不惜重金，一定如数办到。

当时缅甸方面并未禁止中国军车通行，内运货物都用军用卡车，而中国在缅甸亦无商车，办那么多商用车牌照干什么？

尤其此事并不好办，按照缅甸的规定，必须持有海关发给的车辆入口单、引擎号码、车辆吨位等凭证，才能申请领牌照。而这些凭证张我佛一件都没有。最后经陈质平与海关交涉，将美国由海路运到的卡车引擎，原箱提出一部分，抄下号码交海关登记，然后请公路局发给牌照1000张。

按照戴笠的吩咐，张我佛将这1000张牌照交给腊戍孔雀运输公司。张嘉顺总经理拿到这1000张空头牌照后，也不知道戴先生搞的什么名堂。好在不用他拿钱，只好收下暂时保存起来。

三个月后，英国迫于日本的压力，于当年（1940年）7月16日与日本签订“封锁滇缅公路协定”，决定封锁其殖民地——缅甸通往中国的滇缅公路，规定凡属武器弹药、机件油料等军事物资，一概不准再北运中国。

回到重庆的戴笠已事先获得这一情报，于15日下令潘其武，去找孔雀运输公司总经理张嘉顺取回1000张商用卡车牌照，转发并让运输军用物资的军用卡车队，全部更换为商用车牌照，以孔雀公司商用车名义报关。挂着商用车牌照的军用卡车满载军用物资，顺利过关北运，驶入云南畹町再将此照换下，回到缅甸再挂上，如此循环往复，1000张牌照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无阻。

戴笠两次赴缅甸，两次都仿佛先知先觉，做了防患于未然的准备，避免了严重损失，令缅甸站军统工作人员无不佩服他有眼光，能掐会算。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并不是戴笠先知先觉，而是“中国黑室”在发挥作用。是特技室对日本军事情报的侦破，为戴笠提供了做好一切应对准备的先机。

但当戴笠从缅甸返回重庆后，雅德利突然要求终止合同回国。他对“中国黑室”的巨大贡献是不容置疑的，戴笠怎舍得让他离开？

一年前，雅德利曾在一次日谍侦察案中暴露身份，但军统的严密保护措施足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也就是说，迫使他离开的压力并非来自日本。

那么，压力来自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