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这天，戴笠无端的有些心神不宁。在罗家湾二十九号的办公室里，他坐立不安，围着办公桌来回踱步。
仿佛有种预感，要有什么事情发生。
眼下，制裁汪精卫是军统的头等大事，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事会令他这样牵肠挂肚。
对汪氏的“制裁令”已经下达，陈恭澍原定于22日晚11时行动，却因今日突发状况，跟踪追击，伺机实施制裁。——这个信息是方炳西报告的。
随机应变，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戴笠对陈恭澍何等信任，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但午后传来的信息却是：铩羽而归！并定于当晚提前行动。
是否已经暴露，戴笠不在现场无法判断，可以判断的是：不在追击途中和红河桥上动手，而在晚间行动，已经失策。
戴笠所不知的是，“失策”并非偶然，而是陈恭澍的性格使然。常言说“疑行无成，疑事无功”，陈恭澍的优柔寡断，疑神疑鬼，磨磨叽叽，尤其过于担心个人安危，生怕事后逃脱不成落入敌手，焉有不败之理？
按照陈恭澍的推测，上午的行动已经暴露，既如此，汪宅必然加强防范，晚上的行动将更加艰难。万一不能成功，在已打草惊蛇的情况下，其他后备行动方案也将难以顺利实施。
这个晚上，戴笠几乎彻夜未眠。21日拂晓，“误中副车”的电报送进了曾家岩戴公馆。
看过电文，戴笠赫然震怒！
筹备了两个多月，亲自赴河内数次，联络各方面关系建立情报网络，调集了各路专业人才，费尽周折运送武器，可以说，戴笠为陈恭澍创造了一切所需要的条件，而陈恭澍率领一班人马侦察了两个月，竟然不知道汪精卫住在哪个房间，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尽管曹师昂、谭天堑都肩负补救任务，可这些有法国背景之人，都首先是听从陈恭澍调遣的。戴笠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和余乐醒、岑家焯等人一样，统统被“靠边站”了；更不会想到，陈恭澍的侦察手段，除了他与王鲁翘的“路过式”，就是唐英杰的“倒卷帘式”；而负责蹲守汪宅的，竟然是用钱收买的安南警察！派去那么多专业特工，统统在住处无所事事，陈恭澍本人更是兴趣盎然地赴徐公馆吃饭、打牌，却没有一个人去汪宅蹲守！
不过，陈恭澍本人倒是承认，“误中副车”的原因，“在于侦察工作的不够深入，连两幢房子打通了合而为一都没有搞清楚，其他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两幢房子的结构究竟是怎样的呢？为什么没有发现是打通的？
何孟恒在接受采访时详细讲述了两幢房子的结构与住宿情况。
高朗街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是相连的两栋三层楼，面积、结构完全相同，各有一个大门。汪精卫的内弟陈昌祖将两幢楼房租下后，将二、三层打通。
三楼各有两间卧室，一间朝阳，一间背阴。汪精卫夫妇住在二十五号朝阳的房间（冲着前门、面对高朗街），其女儿、女婿汪文惺与何孟恒住在二十五号阴面的房间（冲着院子后门）。
曾仲鸣夫妇住在二十七号朝阳的房间。
汪精卫夫妇与曾仲鸣夫妇的卧室，隔了一个楼梯间。也就是说，王鲁翘登上三楼后，向东，阳面卧室里是汪精卫；向西，阳面卧室里是曾仲鸣。楼梯是二十七号的，楼梯西面是二十七号的两间卧室，阳面一间是行刺目标，这是事先侦察好的，王鲁翘根本想不到向东看看两幢楼中间是否已经打通，而是直接向西，奔向二十七号阳面卧室。
早在唐英杰最后一次侦察归来，陈恭澍拍板时已大错铸成。
这些细节，戴笠在随后与相关人员的单独会谈中已详细了解，当然，这些人不包括陈恭澍。在火气未消之前，戴笠对陈恭澍的“惩罚”仍然是冷处理，让他独自反省。
那么，为什么唐英杰在侦察中会在二十七号看到了汪精卫？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从未侦察过二十五号！既然曾仲鸣住二十七号阳面卧室，汪精卫找他谈事情也在情理之中。陈昌祖在回忆中证实了这一点：
“特务们想必已观察到四哥（汪精卫）经常使用仲鸣夫妇的寝室，他经常在那里与人研究问题，或是与一些重要的客人会谈。尽管有窗帘遮隐，特务们还是能透过网状窗帘，时常看到居住者模糊的身影。”
这是困扰陈恭澍多年的未解之谜。
对于戴笠来说，他要的是结果。其结果是，曾仲鸣21日下午不治身亡；军统特工余鉴声、陈邦国、张逢义三人被捕入狱。好在三人护照上都使用了化名，最后分别被越南当局判处七年徒刑。
戴笠紧急启动后备方案，下令谭天堑、曹师昂采取行动。谭天堑与法国女友由于运作不当，谋事不成，后来受到严厉处分。
曹师昂经过多方运作安排，终于迈出第一步——与汪精卫方面沟通成功，汪氏夫妇表示同意接受法国记者专访。而这个法国记者，就是曹师昂的法籍太太。
曹太太以法国记者身份，到高朗街二十五号对陈璧君进行了访问，借机侦察汪宅内部结构及人员住宿情况，以便制订行动方案，由曹师昂执行制裁任务。
然而，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高朗街血案”发生后，河内当局担心重庆方面再度派人暗杀汪精卫，增派了大批警探，对汪宅加大力量进行保护，日夜轮班防守，再想接近汪宅已十分困难；同时，汪精卫受此一惊，已加快与日方联系组建伪政权的步伐。
3月22日，日本政府接到其驻河内总领事的报告后，召开五相会议，指派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赴河内，将汪精卫护送到上海。影佐向日本内阁推荐犬养健偕行为助（犬养健是原日本首相犬养毅之子，与若干中国人士有旧），带军医、宪兵数人，租赁“北光丸”号货轮，于4月初启程，4月中旬抵达河内。
接此情报，戴笠知道在河内刺汪已无可能，继3月23日将陈恭澍调回重庆后，将河内工作组其他人员也陆续调离河内。
4月下旬，汪精卫与日方达成协议，在越、日双方配合掩护下，乘坐“北光丸”号离开越南，前往上海。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傀儡政权，开始进入筹备组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