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戴笠正在办公室看报纸，无意间在《大公报》上发现一则寻人启事，该启事抬头直点王映霞大名：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郁达夫谨启。”

试想，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当代作家，一个是“杭州第一大美女”，这对早已名扬天下的“富春江上神仙侣”，公开自曝如此“丑闻”，让王映霞的脸面往哪儿搁？

戴笠放下报纸，赶紧给郁达夫和王映霞打电话，想提醒他们马上设法补救，可是连打几次都找不到人。

午饭后，戴笠回到办公室。不料，郁达夫竟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

“雨农，你派人帮我找找映霞，她跟人跑了！”

一听这话，戴笠知道郁达夫已经急昏了头，赶紧劝说：

“老兄，你能不能别这么捕风捉影？”

“哪里是我捕风捉影？”郁达夫说着，把一些影印信件拿给戴笠看，“这都是姓许的给映霞的情书，三封情书，我都批量影印了，作为打官司的凭证！”

戴笠看也没看，便将影印件交回给郁达夫说：

“你老兄能不能冷静一下，你是想把事情闹大呢，还是想大事化小？君子交绝不出恶声，何况是夫妻！家丑不可外扬，你这样做是把嫂夫人向外推！”

“雨农，是她自己出墙在先！怎么是我向外推？”

戴笠想说：“就算她真的红杏出墙，难道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毕竟从一个女人嘴里知道人家夫妻太多隐私，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事。可王映霞确实多次向他大倒苦水，这苦水的源头要追溯到他们结婚不久。

王映霞与郁达夫相识的时候，郁达夫已是有妇之夫。王映霞是新女性，怎会甘心给人家做妾？从一开始就要求郁达夫与发妻孙荃离婚，而郁达夫的对策就是敷衍与拖延，压根儿就没想过离婚。这些也就罢了，热恋中的王映霞并没有太多计较，虽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婚礼，王映霞也都接受了。婚后郁达夫按月给在老家的孙荃母女寄生活费用，王映霞心里不舒服，却也勉强维持一个“两头大”的局面。而郁达夫在心目中视王映霞为小妾，却是冷静下来的王映霞无法接受的。

郁达夫1932年在杭州养病题赠王映霞的《登杭州南高峰》七律中，有“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之句，直接将王映霞比作朝云。朝云也是杭州人，也姓王，是苏东坡的侍妾，深受苏东坡宠爱。朝云逝世后，苏东坡作《悼朝云诗》，朝云因此以侍妾身份闻名于世。尽管郁达夫后来又将“朝云”改为“霞君”，但无意间流露的方属真实情感。

王映霞是浙江女师的高才生，对郁达夫这点心思焉有悟不透之理？

不久郁母七十大寿，郁达夫带王映霞回老家拜寿。郁家兄弟三人，拜寿时从长到幼，先男后女，依次进寿堂给老母跪拜。郁达夫排行老三，轮到老三媳妇拜寿时就是最后一个了。王映霞下决心要争这个名分，可她还是晚了一步，郁达夫的发妻孙荃从旁边插入，赶在她前面给郁母行跪拜礼。

显然这是婆媳两人甚至包括郁达夫一起商量好的，否则即使孙荃抢了先，郁母也应该在王映霞拜寿之后再宣布结束。可当孙荃拜过之后，郁母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宣布拜寿结束了。这一幕让王映霞目瞪口呆，万分委屈，也万分后悔，既然连拜寿的资格都没有，那她算郁家什么人？她何必自取其辱来拜寿？

而郁达夫所做的，除了安慰就是敷衍，然后不了了之。加上时日一久，郁达夫忙于公务与应酬，对王映霞不再那么体贴，王映霞的怨言也就多了起来。许绍棣的介入，成为两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但无论如何，郁达夫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王映霞作为浙江女师的“校花”、高才生，正值19岁青春妙龄，何愁无嫁？虽说“花开堪折直须折”，却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折”的资格。既然不能给她一个名分，就不要“折”，既“折”了就要珍惜，就要好好呵护。事到如今，郁达夫的做法却恰恰相反。所以戴笠说：

“你刊登那样的寻人启事，不是把嫂夫人向外推又是什么？嫂夫人看到寻人启事，她还会回家吗？”

“她要想回家，就不会跟人跑了！”

“瞧瞧，又来了，捕风捉影。我已经得到消息，嫂夫人就在武汉，住在一个朋友家里。”

“哪个朋友？你告诉我，我去找她！”

“你发了那么个启事，让她怎么跟你回家？再说，你情绪这么激动，还是先冷静冷静，考虑一下怎么解决吧。”

听戴笠这样一说，郁达夫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不仅在《大公报》刊登了寻人启事，而且致电致信浙江军政府，吁请帮忙查找王映霞。此时无论福建还是浙江，都已是舆论哗然，满城风雨。

不过，既然王映霞没去浙江找许绍棣，郁达夫的心也就放下了一大半。他这才在沙发上坐下来，沮丧地说：

“事到如今，你说该怎么办？”

“这样吧，今晚我抽空去劝劝嫂夫人，明天上午给你回话。”

当晚，戴笠赶到武昌小朝街四十一号曹秉哲律师的住所，告诉王映霞，郁达夫找不到她已经急得火烧眉毛。可是，无论戴笠和曹氏夫妇怎样苦口婆心地劝说，王映霞都不同意回家。

“舆论已经沸沸扬扬，这样回去，今后以何面目示人？”

王映霞的话不无道理，戴笠问：

“那你有什么要求，我去跟达夫兄商量。”

“让他在《大公报》上刊登道歉启事。”

按照王映霞的要求，戴笠又去找郁达夫。这次郁达夫完全没有了脾气，一口答应了王映霞的要求。于是，两人在巴黎街八号戴笠的住所由戴笠主持进行调解。调解结果，两人各退一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发表道歉声明，王映霞写下不公布的“悔过书”，两人签署和解协议书。

郁达夫在道歉声明中称，“以精神失常”致逼走映霞，并“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总算给王映霞挽回了一些面子。

当时达成的和解协议书内容为：

“……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不再提，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错误事情，及证据物件，能引起夫妻间感情之劣绪者，盖置勿问……”

时间落款为1938年7月9日，见证友人签名为：周企虞、胡健中。

7月10日，郁达夫的道歉声明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

王映霞跟郁达夫回家了，戴笠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可后来两人关系的发展完全与协议书南辕北辙，郁达夫彻底违背了协议书中的承诺。

1938年12月，郁达夫接受新加坡《星州日报》的聘请，带王映霞远赴南洋。本来远离原来的生活圈子，正是两人修补感情的好机会，可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上发表了19首诗与一首词——《毁家诗纪》，记录了王、许关系的发展过程，和王、郁感情破裂、婚姻触礁的点点滴滴，并加以详细注释与说明，笔锋犀利，用词尖刻，内容涉及不少令人难以启齿的隐私，如郁达夫到丽水时，王映霞以“月事方来，分宿为佳”拒绝与郁达夫同房，第三天却与许绍棣夜奔碧湖同居等等。

任何女人，即使自己有错，也绝不会容忍这种对自己尊严的践踏。王映霞看到郁达夫不要稿费只求发表的《毁家诗纪》后，给《大风》旬刊一连写信数封，大骂郁达夫是“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疯狂兼变态的小人”，终于下定决心离开郁达夫。

1940年3月，32岁的王映霞与郁达夫正式离婚，然后从新加坡乘意大利邮船历经七日抵达香港，一个月后飞抵重庆。

到重庆后，在戴笠的鼎力相助下，王映霞开始外出工作，在由军统掌控的军委会特检处做处长室秘书，后转入外交部文书科工作，1942年再披嫁衣。任职于重庆华中航业局的新郎钟贤道，给了王映霞一个豪华隆重的婚礼，也给了她后半生宁静温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