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王映霞与许绍棣的关系、与郁达夫的矛盾由来，戴笠最为清楚。

戴笠为什么对郁达夫夫妇如此熟悉？这要从他对郁达夫诗文的崇拜、对王映霞美貌的欣赏说起。

早在单枪匹马跑情报的时候，戴笠就听说过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罗曼史。也因为是浙江老乡，尤其一个是大才子，一个是大美人，戴笠对这两人的关注便比较多。但碍于身份地位的巨大落差，戴笠对他们只能默默地仰望，根本没想到有朝一日会与他们相识。

当杭州至江山的铁路正式通车后，郁达夫为宣传沿线景色所撰写的散文《仙霞纪险》一经发表，即刻深深地打动了戴笠。多年来，戴笠以故乡仙霞为自豪，从文溪高小时期就多次带领同学畅游仙霞岭，如今郁达夫的文章将仙霞描写得如诗如画，旖旎多姿，而又渗透着历史的沧桑，令他对该文百看不厌，对郁达夫也更加仰慕。

1933年郁达夫偕王映霞迁居杭州建“风雨茅庐”别墅的时候，正是戴笠坐镇浙江警官学校常住杭州之时。4月下旬的一天，戴笠在姜绍谟家偶遇江山同乡王亦定女士，闲聊中得知王亦定是王映霞的同窗好友，与郁达夫夫妇往来密切，于是要求她居间介绍，没想到郁达夫竟痛快地答应了。

见面后，他与郁达夫夫妇谈得十分投机，他仰慕已久的著名作家和“杭州第一美人”，对他的特务身份并无成见，对他的态度十分热情友好，令他兴奋不已。原来郁达夫与戴笠还有校友之缘。戴笠1910年考入江山县立文溪高等小学堂时，郁达夫考入杭州府中学堂。这个中学堂，就是后来的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戴笠读了三个月的学校。在当时普遍重视同乡、同窗关系的环境氛围中，这层关系无疑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郁达夫与戴笠，虽是一文一武，性格上却有颇多相投。郁达夫欣赏对方的豪爽率直，戴笠钦佩对方的诗文才学，自相识后便来往频繁，经常一起喝茶、吃饭、聊天。郁达夫在1935年7月3日的日记中称：“三时去放鹤亭喝茶，坐到傍晚，到群英小吃店吃晚饭，更去戴宅谈到中夜才回。”

郁达夫到福建任职后，隔了一周，戴笠即特地为他送去贵妃酒为贺。不久又介绍部属、曾任上海保安总团团长的吉章简出任福州汀漳师管区司令，承蒙郁达夫关照，彼此都有了许多方便。

在武汉相见，戴笠发现这对神仙眷侣已产生感情裂痕，终日口角不断。郁达夫公务在身，常常到前线视察，与王映霞的矛盾有一个情绪的缓冲地带。王映霞则不然，整日守着孩子与老母亲，难免孤寂烦闷。更重要的是，到武汉后，王映霞已经怀有身孕，这也是她与许绍棣书信不断的原因。当时王映霞与浙江女师的同学符竹因住邻居，就由符的丈夫汪静之陪同去医院打了胎。

戴笠并不知道王映霞与许绍棣的详细情况，只觉得郁达夫对王映霞关心不够。王映霞常找戴笠诉苦，或打电话，或直接到戴笠的住所。戴笠手头的工作千头万绪，忙得不可开交，但只要在武汉，无论王映霞登门还是电话召唤，他总会抽时间开导她，有时陪她散步。

戴笠在巴黎街八号的住所，如同在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既是宿舍也是办公场所，进进出出的大多是“甲室”特工及外勤特工，几乎是清一色的男子汉，尤其大敌当前，戴笠并不希望王映霞常来这个地方。

而在姜绍谟、毛人凤在场的情况下，王映霞的电话打进来，使戴笠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毕竟朋友妻不可欺，在人家两口子闹矛盾的情况下介入其间，总让人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但电话不能不接。

拿起话筒，王映霞余怒未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雨农，我从家里搬出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要搬出来？你搬到哪里去了？”

“他看到了许绍棣的来信，和我大吵了一顿，吵完就去了办公室。他已经好几次不辞而别，离家出走。这次我走，我要让他尝尝留在家里的滋味！”

“不管怎么说，离家出走不解决问题。你先回去，和他把事情说开，他实在不能谅解你再搬出去也不迟。要直接告诉他你出去冷静几天，不要擅自离家。”

“你不要劝我了，我不会搬回去的，我现在住在曹律师家，你不要告诉他。”

王映霞说完，挂断了电话。

“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戴笠叹息一声，回到餐桌继续吃饭。他觉得，郁达夫如此醋意大发，说明他还深爱着王映霞。有这个基础，事情就有缓和余地。既然王映霞不肯回去，那么分开几天也好，两人都冷静下来想想，没准儿疙瘩就解开了。

戴笠完全没有想到，王映霞不知所踪，郁达夫怎能冷静得下来！王映霞的不辞而别，等于给正在气头上的郁达夫火上浇油。四处找不到王映霞，郁达夫情急之中干了一件足以将婚姻送进坟墓的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