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将毛人凤等特务处骨干召集到巴黎街住所，讲了张超事件处理始末，提出以“秉承领袖旨意，体念领袖苦心”12字为特务处行动指南，张超的事以后不要再提。

他又召集在武汉的所有特工，为张超举行了哀悼会；下令闽北站厚葬张超，优恤家属，同时筹建一所小学，命名为“佑民小学”（张超别名“佑民”），以此纪念张超。

但是，冤有头债有主，不是不报时辰未到。陈仪这头戴笠只能暂时放下，另一头是不能放下的。这另一头，就是向陈仪通风报信之人。没有人通风报信，张超就不会被抓被杀，这笔账戴笠不能不算。

当时，张超被杀的消息传到湖南临澧特训班后，被他保送到这里接受训练的100多名福建学员，个个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回福建工作，为张超报仇。

戴笠趁热打铁，向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军统特务组织发出一封“告同志书”，在深切悼念张超的同时，介绍了张超为“革命”、为“团体”牺牲的“事迹”，号召大家学习张超的“革命精神”，吸取张超事件的教训，提高警惕，严格遵守纪律，遵守特工秘密原则。同时要为张超报仇。

张超保送的100多名学员从临澧特训班毕业后，也因这一突发事件，全部返回福建工作。

戴笠下令严灵峰，秘密制裁背叛张超向陈仪通风报信的高诚学、谢荫坡二人。

为什么要制裁这两人？这两人在张超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张超召集亲信商量“倒陈”事宜时，这两人并未参加。是高诚学的小兄弟林荫将“倒陈”策划方案透漏给了高诚学，高诚学转而与谢荫坡商量，然后两人一起向陈仪告密邀功导致了张超的噩运。

也就是说，第一个泄露“倒陈”方案的是林荫。但他泄露的对象高诚学，以及高诚学泄露的对象谢荫坡，都是张超的亲信。这两人未能参加张超的“倒陈”策划，并不代表与张超关系疏远，而是因为张超就近通知亲信，两人所居位置不够方便未能参加而已。

林荫与高诚学都是福建省平潭县人，林荫生于1908年，比高诚学小11岁，是高诚学名副其实的小兄弟。两人都曾是民军中的风云人物，分别为福清、平潭著名民军首领。张超将两人拉过来后，将其部队改编为两个水警中队，保荐林荫任水警中队队长，高诚学任福清养淡工程处主任。

在张超“倒陈”行动方案中，所涉及的主要武装力量，就是这两个水警中队。而此时这支水警部队已改造成为正规武装警察部队。林荫觉得事关重大，就去找高诚学商量。

此时的高诚学由于在养淡工程处表现不错，已被陈仪改任福建省福安县县长。考虑到自己在县长的位子上干得得心应手，高诚学不愿冒险，随后赶往福州，去找谢荫坡商量。

谢荫坡也是由张超保荐的，原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后被陈仪任命为政和县县长。谢荫坡担心出事后受牵连，干脆提议告密邀功。两人一拍即合，迅速付诸行动。

戴笠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放过林荫一马，将制裁目标锁定高、谢。

但这两人做贼心虚，考虑到戴笠的铁血手腕，怎敢掉以轻心？尤其军统成立后，这两人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们原本身边都有武装力量，在此基础上又加强了防范，住所有重兵把守，出入则重兵护驾。严灵峰只得对二人密切监视、跟踪，等待时机。

直到一年后，在几次暗杀未果的情况下，严灵峰发现闽北站的一个运用人员林某与谢荫坡有私交，便设计让林某骗开了谢荫坡家的大门，埋伏多时的特工们蜂拥而至，制服保镖，将谢荫坡击毙在卧室。

但高诚学在福安县长任上干得如鱼得水，办教育、建农场，做了一些颇得民心的好事，又深受陈仪信任，若将他秘密制裁，不仅会造成不良影响，还会让陈仪抓住把柄。

这一等就是三年之久。陈仪主闽七年后，1941年8月终于在一片“倒陈”声中离开福建。

陈仪走了，隐忍了三年的军统终于有了制裁高诚学的机会。几年过去，军统在福建的组织几经变迁，闽南、闽北两站统一归军统设于省府的调统室管理，制裁高诚学的任务就落到了时任调统室主任的易珍身上。

时过境迁，考虑到影响，对高诚学的制裁不宜采取暗杀手段，在易珍等人的部署下，最终以“私藏枪弹，图谋不轨”的罪名，将高诚学送上了黄泉路。

终于除掉了两名肇始者，也算为张超报了仇。

而被蒋介石下令关押的叶成，即使没有陈仪“打包票”，也不至于丢了性命。毕竟是“天子门生”，又是复兴社高干，而且谁都明白他是代人受过，但职务丢了。叶成自然不愿与军统结仇，被释放后，投奔了戴笠最铁的弟兄胡宗南。

奉叶成之命对张超实施抓捕并执行枪毙的福建省警察局局长李进德，也在当时被免除职务。

只是对真正置张超于死地的陈仪，不知戴笠真的是大肚能容，还是没有找到机会，在他有生之年一直与陈仪相安无事，却也是老死不相往来。在军统日益强大之后，陈仪肯定为一时泄愤杀了张超后悔莫及。他数次找人给戴笠传话，想与戴笠谈谈，都被戴笠拒绝。直到戴笠飞机失事殒命四年后，陈仪最终被戴笠的接班人毛人凤送上了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