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处成立以来，一直肩负着一项最基本的重要任务，即分化瓦解各反蒋派武装实力，以达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

早在特务处成立之前，戴笠单枪匹马深入战争前线跑情报之时，便已开始了战场策反工作。特务处成立后，人员、设备等各方面实力增强，这项工作做起来愈发得心应手。这一时期表现最为突出的，即参与敉平“闽变”与“两广事变”。

1933年10月，一封绝密情报传进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正在上海的戴笠闻讯，火速回京。情报是潜伏在十九路军的情报员发来的，内容极其简单，却足以令南京政府为之震惊：

十九路军有异动。

十九路军原驻防京沪一带，1932年“一·二八”战事爆发，十九路军奋起还击。第五军、教导总队等附近部队驰援上海，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在上海各界人力物力等强有力的后勤援助下，抗击日军优势海空猛攻和武器装备优越的四个师团，长达40天之久，始终胜负互见，创下近代以来对日作战绝无仅有的战绩。

十九路军由此声名大振，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成为世人瞩目的民族英雄。

战事结束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整训，参加对江西苏区的“围剿”。同时，蒋光鼐被任命为福建省政府主席，不久蔡廷锴兼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

由于十九路军的早期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素以反蒋而著称，因而戴笠对十九路军早有戒心。特务处成立之初，他便有组织地派员打入十九路军充当中下级军官，在十九路军中安插眼线；并利用中央军校举办军官训练班之机，在十九路军派来受训的年轻军官中物色人选，吸收加入复兴社，有的甚至接受特工培训。这些人返回十九路军后，便成为特务处的秘密情报员。

此时特务处的电讯系统已有快速发展，随着无线电制造厂的开办，新制作的2.5瓦袖珍发报机与由普通收音机改装的袖珍发报机，先后配发各地派出机构，南京的总台同时在魏大铭的主持下建立，并随着各地电台的增多而扩大。

正是由于无线通讯网的建立，戴笠及时得到了十九路军异动的情报。设于上海的无线电侦收单位，也侦知李济深密派代表，持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四人联署函件，与江西苏区红军联系合作，订立反日反蒋协定。

各方面情报皆显示，福建要“出事”！

在向蒋介石汇报以上情报后，戴笠即指令设在福建的特务处情报组织——以连谋任组长的厦门直属组和以郑寰雄为组长的浦城直属组，加强与十九路军内线的联络，密切关注十九路军动向。

当初连谋被派往福建工作，主要任务就是监视十九路军的活动，及与粤、桂的联络动向，其次为刺探中共情报。连谋的直属组设在鼓浪屿虎巷，已发展张嘉福等人加入“团体”，并将他们保送南京或杭州接受特务培训，如今这些人都派上了用场。

与此同时，戴笠令电讯科长魏大铭选派得意门生姜毅英等人，秘密潜入厦门，登陆鼓浪屿。为躲过严密搜查，姜毅英等人将携带的小型通讯器材拆散，藏在内衣或饼干盒里，终于在鼓浪屿成功建立秘密电台。从此，福建政府与十九路军每天的一举一动，源源不断地传入南京。

戴笠这才知道，十九路军这个“异动”非同小可。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的此次反蒋行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他们是要另立政党、另建政府，甚至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果不其然，11月20日，李济深等人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废除“中华民国”年号，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以福州为首都；撤销孙中山遗像，摘掉青天白日国旗，改用上红下蓝中嵌五角黄星的新国旗。

“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余心清（冯玉祥的代表）为经济委员会主席，陈铭枢为文化委员会主席，陈友仁为外交部部长，蒋光鼐为财政部部长，蔡廷锴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路军总指挥。

“福建事变”当天，戴笠及时得到了有关“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建制、部队番号及其军事部署等情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决定派郑介民前往福建，坐镇指挥对十九路军的策反工作。

郑介民的粤籍身份为联络十九路军提供了便利条件。在特务处派入十九路军的中下级军官中，很大一部分人是通过他的同乡关系得以进入十九路军的。如今由他坐镇福建，通盘指挥，自然比戴笠出面更为直接与便利。

此时郑介民尚在北平，戴笠急电将他召回南京。

然而，听完戴笠对“闽变”的情况介绍，郑介民沉默良久，迟迟不肯表态。

郑介民一向被誉为“有政治头脑”与“科学训练”的“军事谋略家”和“政治理论家”。由于注重理论研究，注重仪表，讲求风纪，每日军装笔挺，面带微笑，讲起话来不紧不慢，却又滔滔不绝，且时不时来几句小幽默，郑介民又素以“博学多才”“老成持重”而著称。=

但事实上，这位一如北方彪形大汉的海南岛（原属广东）人，持重有余，胆魄不足。与戴笠雷厉风行、不怒自威的军人作风相比，郑介民更多的是谨言慎行，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与郑介民相处日久，戴笠了解他的个性，并不急于催促。而且戴笠也清楚，郑介民一直不甘心屈居人下，亦认为特务工作层次低，几次找蒋介石要求调动，数次碰壁之后才不得不安下心来。

对这样一位重要下属，戴笠也只能做出适当迁就。

郑介民终于为难地说：

“在十九路军，认识的粤籍军官确实不少，说起来便于工作，实际也是把双刃剑。这几年陆续介绍过去的人不在少数，有些人一去便石沉大海。这些人态度不明，不利于开展工作……”

戴笠终于明白，郑介民担心被这些人出卖。

如果说长城抗战中郑介民不敢上前线，是担心子弹没长眼，那么去福建，虽说是“敌后”，会有一定危险，但无论如何是躲在隐蔽处，只要注意防范，断不会有性命之忧。不过凡事不好勉强，何况事关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的纰漏都将影响全局，戴笠当机立断：

“这样吧，你留守本部主持工作，我去福建。”

“这样也好。”

“你尽可能多地提供一些可利用关系，我们好好研究一下。”

戴笠如是说，是因为派去十九路军的人已被清洗掉不少。事变前夕，陈铭枢无意中发现了两名特务处内线，这两人正是参加过军官训练班的下级军官。陈铭枢举一反三，大为震惊，立即在全军进行大清洗，将参加过训练班的军官清除了一大批，特务处的秘密情报员被清除不少。

两人核对情况后发现，郑介民安插在十九路军的人均安然无恙。

制订好策反方案，戴笠挑选了几名特工，带上贾金南与两名枪法精湛的警卫，经过一番化装，登上了开往厦门的游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