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陈恭澍在“刺石案”中所表现出的目无组织、处事草率，已令戴笠大失所望，那么在“刘兆南告密事件”中的拖沓怠惰、不负责任、无担当，则令戴笠及所有知情人大跌眼镜！戴笠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一直看好并精心栽培的外勤干部，竟会做出如此弱智之举。堂堂北平站站长，在同为兄弟单位的军警面前仓皇出逃，不啻天方夜谭，令特务处贻笑天下，颜面尽失！

震怒之余，戴笠下令王平一，即刻动身赶赴归绥，追拿陈恭澍，带到南京归案！同时电令绥远站站长高荣，对王平一予以配合。

之所以认为陈恭澍必在归绥，是因戴笠知道陈恭澍的兄长在归绥任军职。归绥地处偏远，是逃亡的理想去处。

不过戴笠最终还是失望了，陈恭澍不知从何处听到风声，在王平一赶到归绥，刚刚与高荣碰面后，陈恭澍便望风而逃，去了更偏远的乌兰华。

事已至此，戴笠遂决定放弃陈恭澍，命王平一返回北平。

与此同时，戴笠与宪兵三团取得联系，将刘兆南、王文、陈恭澍的妻子押解到南京。为优待陈妻，将其关在“甲地”，将王文、刘兆南关进了“丙地”。

又调白世维、王云孙到南京受训，调戚南谱赴天津站工作，调杨英进入天津电信局。北平站只剩下直属通讯员范行和在北长街看门的老尹。

接着对北平站进行重建，并成立北平区，由复兴社骨干、华南区负责人张炎元出任区长，戴笠的机要秘书毛万里出任区书记，北平站改由北平区直接领导，站长由范行代理。同时派吴赓恕出任天津站站长。

在北平区工作进入正轨之后，戴笠也将不愿回归的陈恭澍抛到了脑后。

却不料，1935年10月，一封从邮局投递来的平信寄到了鸡鹅巷五十三号，收信人直接是“戴雨农先生”。由于涉嫌泄密，特务处严禁任何人从邮局投递信件，也从未有人敢违反这项规定。是谁这么大胆，竟敢冒大不韪？

抽出信笺一看，落款竟是陈恭澍！信中称：

“我愿意回来接受处分，唯一的要求，是请派连谋兄到北平接我。如蒙允诺，良顺兄抵平后，在《世界日报》上登一小启即可。”

陈恭澍自然知道，戴老板是绝不容许犯了错误的部属接受处分前还要讲什么条件，尤其是指定报纸公开登广告，以及违禁邮寄信件且不留地址等等。他猜想会惹戴笠生气，甚至会有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后来在回忆中说：“我写这封信给戴先生，实在斗胆之至……可是我终于作了一次尝试。”

之所以斗胆尝试，是他的处境已十分艰难。逃匿一年半，整日无所事事，精神无所寄托，生活断了来源，囊中“弹尽粮绝”，靠亲友接济过日子，与乞讨无异，其落魄窘状可想而知。但是贸然赴南京请罪，又担心遭遇不测，所以要求派连谋到北平接他。

连谋是陈恭澍的福建同乡，与陈恭澍同龄，也是生于1907年，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连谋字连顺，又名连良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由陈恭澍推荐加入特务组织，被派往福建，任闽南站站长，不久前被调至武汉警备司令部任职，极受戴笠器重。

陈恭澍点名要连谋赴北平，就是想知道戴笠将给他何种处罚，万一被处以极刑，相信连谋会对他网开一面。

放眼整个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局，有哪个犯了错的下属敢与戴老板提条件、讲斤斗？唯独陈恭澍！

即使穷途末路，也不能铤而走险，却又不舍放弃，只有斗胆一试。

其实戴笠就是不怕“叫板”，叫板的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但凡事都有例外，也算陈恭澍幸运，因为戴笠爱才，尤其对他眼中的青年才俊，更多了一份偏袒和呵护，对沈醉如此，对陈恭澍更是如此。尽管陈恭澍的一系列表现使他在戴笠心中的形象已大打折扣，却并未影响戴笠对他的偏爱。

戴笠本人曾打流十年，深知流落社会的艰辛，而逃匿，将更加艰难。他完全能想到陈恭澍眼下的处境，若非山穷水尽，也不敢冒违禁之险从邮局寄信。

戴笠几乎没有考虑，就通知连谋回京，作过一番交代之后，连谋只身北上。

而陈恭澍在“斗胆一试”之后，又陷入了患得患失的煎熬，生怕招致更严重的后果。直至过了八九天，在《世界日报》看到连谋发布的小广告之后，仍然在疑神疑鬼。广告称：

“仁风兄：弟已抵平，现住花园饭店，盼速来晤，良顺。”

周仁风，正是陈恭澍的化名。陈恭澍在兴奋之余，又担心是有人冒名顶替，于是打电话到花园饭店，一听果然是连谋的声音，这才雇了一辆人力车赶往花园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