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吉鸿昌，与行刺杨杏佛、史量才一样，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作为爱国抗日将领，吉鸿昌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万一“处置”不当，将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一点，戴笠对陈恭澍反复强调。

而谋刺吉鸿昌，面临如“张敬尧案”同样的难题——吉鸿昌在哪里？

吕一民的情报组侦察数月，一直未寻到吉鸿昌的行踪。倒是王文找到了剪除石友三的内线。考虑到吉鸿昌的影响力，陈恭澍仍决定先针对吉鸿昌展开行动。

吉鸿昌，字世五，出生于1895年，河南扶沟人，初在冯玉祥手下当兵，从士兵逐渐升至军长。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兵败下野，西北军被中央军收编，吉部被编为第二十二路军，吉鸿昌任总指挥，被调往鄂豫皖苏区“围剿”红军。

由于吉鸿昌对“剿共”持敷衍对策，1931年8月被撤职，9月奉命出国考察。1932年2月，在未得蒋介石允许的情况下，吉鸿昌返回国内，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之后潜入湖北宋埠联络旧部，策动起义，被国民党军队镇压而失败。

此后，吉鸿昌加入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冯玉祥被迫下野后，吉鸿昌按照中共的决定，转入河北，组织抗日讨蒋军，但军事行动再次遭遇失败。随后吉鸿昌潜回天津法租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协助下，联络下野军人，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

吉鸿昌知道自己上了复兴社特务处的黑名单，因而小心防范，行踪不定。

其实，吉鸿昌在天津的固定住所只有两处：一处称为“红楼”，位于法租界花园道一号，是红砖砌墙的三层楼房；另一处在英租界四十号牛津别墅三号。

北平站情报员范行曾提供情报称，“吉某以大红楼为基地”，而吕一民的情报组一直没有侦察到吉鸿昌的宅邸，因而对“大红楼”茫然无知。

事实上，吉鸿昌先是住在法租界红楼，不久搬到英租界牛津别墅。为安全起见，又在法租界国民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作为组织“反法西斯大同盟”的联络之所。

这一切，吕一民的情报组一无所知。

南京特务处本部虽未给平、津两站限定实施“制裁”时间，但数月时光倏忽而逝，连行动目标都不曾寻到，戴笠终于沉不住气了，一次次询问和催促进展。

也就在这个时候，两个重要人物出现在吕一民的视线中，给此次行动带来决定性的转机。

这两人就是曾出任过高级军职的郑恩普与傅丹墀。

郑恩普是河南人，与吉鸿昌是同乡，早年曾参加樊钟秀的建国豫军，1930年出任新编第三军军长；傅丹墀是河北人，曾任襄樊镇守使。两人服职军政多年，均在河南时间较长，均有旧部、旧属散落在河南各部队乃至草莽中。

正因为如此，他们成为吉鸿昌的统战对象。

而吕一民注意到他们，正是因为他们有可能与吉鸿昌有联系。

此时这两人均赋闲在津，住在法租界，虽不急于谋个差事找个饭碗，却也是以旧部为资本，处于寻寻觅觅之中。

吕一民在法租界找到他们，在试探性的交谈中，郑恩普无意中透漏说：

“前几天在旅馆和吉鸿昌接谈过一次。”

这个消息令吕一民喜出望外，后又经过几次谈话，了解到吉鸿昌有意邀请他们去豫北、冀南一带策动旧部，从事抗日反蒋军事活动，因而这段时间与二人来往密切，经常会面。

在这种情况下，陈恭澍决定亲自出面，会会郑、傅二人。

由于复兴社特务处为保密单位，郑、傅只知吕一民是为南京政府服务的，具体属于哪个部门、什么组织并不清楚。陈恭澍自然也不会说出“复兴社特务处”这一具体名称，但对吉鸿昌“背叛中央”的种种行为，陈恭澍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作为站长，陈恭澍的嘴皮子功夫还是不错的，做起人的工作，也是能言善辩，能说会道，而且“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直说得吉鸿昌这两位“故旧”面面相觑，连连表示，愿意效命于“中央”。

为了争取郑、傅，陈恭澍特地向戴笠请示，在天津成立一个“军事组”，由郑、傅两人负责。其基本任务，类似于联络民间武装力量、策动伪军反正等。而当时这类工作并无议程。只是因郑、傅二人不屑于从事情报工作，才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是个名义而已。

戴笠清楚陈恭澍的意图，很快回复批准，并将“军事组”暂交北平站统一指挥。

11月8日，郑恩普告诉陈恭澍：

“吉约我与丹墀兄，明天下午三点在法租界交通旅馆见面，要介绍我们认识两位新朋友，研究有关出发前后的问题。”

陈恭澍并未将“制裁”吉鸿昌的行动计划告知郑、傅，二人对此是否有所察觉也未可知，但二人无意去冀南、豫北却是事实。陈恭澍由此推测郑恩普所言属实，于是问：

“新朋友是哪位？”

“没说。”

“哪个房间？”

“四三七号。”

陈恭澍立即召集吕一民、吴萍、王文等人开会，做出行动部署：由王文负责执行暗杀，吴萍掩护与接应撤退；由情报组女联络员杨玉珊负责与郑、傅保持联系，随时传递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