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年北平侦缉队很快侦破此案，其结果显示，所谓“箱尸案”，实乃一桩假案。

未几，又有传闻，称王天木的行动组人员在天津意租界闯祸，绑架了原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孙女，向汤家敲诈五万银洋，因而激怒天津众多下野政客、达官显贵。蒋介石得知此讯愤怒不已，勒令戴笠严查此案。

究竟是案发北平青楼，还是案发天津意租界，如今已随着当事人的作古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不争的事实是，王天木的天津站闯了大祸。

只是赴京途中，王天木并未想过，蒋介石的严惩将严到什么程度。他乐观地认为，无论怎样，戴笠都会保他性命无虞。

以戴、王的关系，以戴笠的为人，以戴笠对手下弟兄对外的一贯袒护，这一点毋庸置疑。

自“十人团”开始，王天木的贡献在特务处有目共睹；而就在半年前，戴笠还与王天木议做儿女亲家，只因儿子戴藏宜执意不愿娶王女为妻，此事方才作罢。于公于私，王天木都有理由相信，戴笠会全力保他生命安全。

问题是，戴笠的“全力”再大，也大不过蒋介石的“权力”。

戴笠知道，蒋介石这次是真的动了怒气，只有“全力”顺应蒋介石的“权力”，巧妙化解其中“症结”，方有峰回路转之机。

回到南京，蒋介石不仅严词拒绝接见王天木，而且对戴笠严加训诫：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规矩不成方圆，情报部门是一个特殊的团体，这个团体尤其要有铁的纪律。你回去拟订一个处罚方案，对所有涉案人员必须严惩不贷！”

蒋介石这番话，吓得戴笠额头直冒冷汗。

蒋介石的命令不能不执行，王天木的性命也不能不救，如何才能两全呢？

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简单吃了点东西，戴笠便坐到办公桌前，开始绞尽脑汁书写这份决定王天木生死的“处罚报告”。

他亲自研墨，端笔恭书，写了一遍又一遍，扔了一次又一次，一遍遍地斟酌内容，一遍遍地遣词造句……

初春的气温，乍暖还寒，夜里寒气袭人。加上戴笠一向生活简单，屋里不铺地毯，只铺了几张芦席，越发透出丝丝寒意。

毛秀丛心疼丈夫，亲手做了姜汤送进屋来，却被他一声呵斥：

“端出去，不要来打扰我！”

这个晚上，他特地嘱咐副官贾金南，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办公室。但对毛秀丛，贾金南不好阻拦，何况，他也担心戴笠着凉。后来见毛秀丛流着眼泪退出来，他也很难过。

在鸡鹅巷五十三号后院——戴笠的工作区兼生活区内，所有人都知道，每当戴笠遭遇压力，首先受“株连”的就是身边人和家人，无论谁“招惹”了他，都会成为他的出气筒，且以贾金南与毛秀丛首当其冲。

每当戴笠大为光火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出面可以扭转局面：一个是戴母蓝月喜；一个是结拜兄弟胡宗南。

蓝月喜一现身，必会成为受训一方的保护伞，戴笠只有保证下不为例；胡宗南一上门，戴笠会立刻转怒为喜，一场“光火”弹指间烟消云散。

今晚对毛秀丛的“呵斥”，他自己根本没意识到，因为他满脑子里都是这份报告。这数百字小文，整整折腾了他一个通宵，直到第二天黎明，这篇“处罚报告”才总算写完。

报告中内容，先简明扼要地交代了事情经过，然后写了王天木的才干与功绩，最后提出三点处罚意见，请蒋介石定夺。这三点意见的排序，戴笠也是煞费苦心：

第一，处死刑；

第二，处无期徒刑；

第三，戴罪立功。

第一条是为了迎合蒋介石“严惩”的要求。以当时蒋介石的愤怒之情，大有不杀王天木绝不罢休之势，这第一条不得不写。如若戴笠顶风而上袒护部下，必会更加激怒蒋介石，结果将适得其反；

第三条根本无此可能，其作用意在冲淡第一条；

第二条才是戴笠的希望所在，前后两条一折中，正是第二条的结果。

戴笠希望的，是为王天木争取到一个无期徒刑的惩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保住王天木一条性命，日后就会有翻身之日。

报告上交后，戴笠度日如年。其实蒋介石并没有考虑太久，很快就做出批示，正是戴笠希望的第二条！

戴笠大喜过望。都说戴笠会揣摩蒋介石的心思，由此可见一斑。

于是，王天木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即特务处监禁违纪特工的“丙地”。事实正如戴笠所料，王天木实际服刑仅两年多，在1936年对日形势日趋紧张、特务处急需用人之际，戴笠报呈蒋介石并获批准，释放王天木，允其戴罪立功。

王天木下狱后，涉案的天津站书记即王天木的助手，不久被“护送”到京归案。天津站行动组成员或受处罚或另行安置，整个行动组无形中遭遇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