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0多人中，除了康泽、滕杰等为黄埔军校第三、四期外，其他人皆为一、二期毕业生。他们或身居高位，或在蒋介石身边担任要职。如曾扩情为中央党部主任秘书，贺衷寒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宣传处长，邓文仪为侍从室秘书，康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宣传大队大队长。

看看这些人的资历，戴笠这个第六期的“无名小辈”，显然是不够资格的。然而胡宗南却信心十足：

“放心吧，我已经给你报名了。有我在，看他们谁敢说个‘不’字！”

这几句话，既包含了胡宗南与戴笠非同一般的关系，又包含了胡宗南在黄埔系中非同一般的地位。在这些人中，军界的只有胡宗南与桂永清，胡宗南的军衔又在桂永清之上，因此胡宗南的话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胡宗南深知戴笠对校长忠心耿耿，又知他在情报方面的特殊才干，而力行社不可缺少情报人员，无奈戴笠的秘密工作性质不便当众明说，其他人又不了解情况，认为戴笠资历浅，不够格。特别是蒋介石身边那几个人，一个个狐假虎威，目高于顶，根本看不起小圈子以外的任何人。若非胡宗南“天子第一门生”的身份，戴笠想加入力行社，那纯粹是天方夜谭。

最终，戴笠的名字被写在了最后。

戴笠这一生都在庆幸的，就是西湖边上结识了胡宗南。正是有了胡宗南的鼎力相助，有了这个“天子第一门生”做后盾，他才能得以跻身力行社，才能在众多“前辈”的反对声中站稳脚跟，他的特务组织才有了长足发展的契机。

人员确定之后，力行社尚未正式成立，蒋介石的复出即已提上议事日程。

蒋介石下野后，孙科就任行政院院长，随即陷入经济困境之中，不足一月行政院便开始改组，汪精卫接替孙科出任院长，蒋系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汪精卫十分清楚，只有与蒋介石合作，才能摆脱经济困境。时逢“一·二八”淞沪之战爆发，军事上的压力，也迫使他为蒋介石复出积极筹划。在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汪精卫提议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之后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合作共管的局面。

也是在3月1日这天，力行社宣布成立。

力行社以干事会为领导机构，干事会下辖六处：总务处、组织处、宣导处、军事处、训练处、特务处。

第一届常务干事五名，以滕杰为书记；胡宗南为12名干事之一；戴笠为11名候补干事之一，并任特务处处长助理。

然而当时除了胡宗南，任何人都不曾想到，就是这个资格最浅的特务处处长助理，后来竟成为这个组织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力行社耕耘数年，对戴笠工作的助力可谓无与伦比；也可以说，是这个组织成就了戴笠的特工事业。

力行社成立之后，为保密起见，随即建立了二级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与“革命青年同志会”；紧接着又建立了三级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力行社作为核心组织，以原领导成员充任复兴社领导成员，对外假以复兴社之名，对二、三级外围组织中人，严守力行社机密。因此，力行社特务处，又称为复兴社特务处。

力行社成立一周后，担任特务处长的桂永清，因忙于筹办中央军校附设的军官干部训练班，辞去特务处长一职。关于新的处长人选，蒋介石曾要求说：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做好一切工作，复兴中华民族精神与道德。因此情报工作不容忽视，负责情报工作的人选，一定要对党国绝对忠诚，并有搜集情报的经验。

蒋介石的要求，令戴笠怦然心动。因为在力行社所有人中，似乎只有他符合蒋介石的要求。但他毕竟资历浅，心中没底，只好去找胡宗南打探消息。

在蒋介石3月18日正式复出前后这段日子里，胡宗南一直留住南京。

来到胡宗南下榻的饭店，不等戴笠开口，胡宗南便笑着说：

“我正要去找你，没想到你先来了。”

“找我什么事？”

“你来什么事？”

说完这句话，两人相视而笑，几乎同时说：

“心有灵犀一点通！”

然后，胡宗南说：

“按校长所提条件，特务处长人选非你莫属。不过，其他人对你知之甚少，故而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不管怎么说，我的保荐别人也不便反驳。但报上去的人选一共有六个，最后就看校长怎么定夺了。”

听说人选已经报上去了，而且自己名列其中，戴笠一时心花怒放。只是六选一，戴笠难免不为此担忧，而且做过情报工作的并非只有戴笠一人。但胡宗南说：

“放心吧，我了解你，也了解校长的用人方针，估计问题不大。”

当戴笠返回鸡鹅巷五十三号后，贾金南禀报说：

“长官，刚接到通知，让你到陵园别墅晋见校长。”

“什么时候？”

“明天下午。”

戴笠立即将这个消息转告胡宗南，两人一致认为，校长选中了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