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元月上旬，唐生智兵败下野，蒋唐战争落下帷幕。但更大的兵燹之灾，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在过去一年连续爆发的战争中，所有与中央军交战的地方实力派，都不同程度地大伤元气，唯有晋系例外。正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阎锡山拿出“山西九尾狐”的看家本领，周旋于交战各方，不仅保存了实力，而且借机扩大了地盘，成为盘踞晋察冀绥和平津地区的北方巨枭。
而这一年的战争皆为南京政府编遣裁军统一军政而起，如今晋系一枝独秀，阎锡山深知，南京政府既不会允许晋系分去“半壁江山”，更不会允许晋系分庭抗礼。而阎锡山也自认为具备了分庭抗礼的实力，当然这个实力是以各反蒋派为后盾的。
于是，阎锡山登高一呼，以“和平统一”为口号，要求蒋介石下野，组建新的国民党中央。
各反蒋势力纷纷响应，冯玉祥的西北军率先出潼关，迅疾占领洛阳；阎锡山同时在辖区清除南京政府派驻机构。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布就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潼关、桂平宣布就任副总司令。
已元气大伤的西北军、桂军以及唐生智部、石友三部等，均与晋军摒弃前嫌旧怨，联合结盟，卷土重来，组成约70万兵力，向中央军发起进攻，准备最后杀进南京。
面对汹涌而来的反蒋大军，蒋介石沉着应战。5月1日，蒋介石就任讨逆军总司令。
5月中旬，声势浩大的中原大战拉开序幕。
在军事倒蒋的同时，各反蒋势力也加紧了政治倒蒋的步伐。早在3月，改组派便在北平与阎锡山频频接触；5月，在天津召开倒蒋会议，通过了由汪精卫起草的联合声明；8月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召开，阎锡山被推为“国民政府主席”。9月9日九时，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等七人就任“国民政府”委员。——这就是人称“四九小朝廷”的短命“政府”。
这是一次反蒋政治势力与军事势力全面联合的倒蒋行动，其声势之浩大可谓空前绝后。
然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原本为利益驱使大动干戈的各反蒋派，既会为各自利益统一到反蒋旗帜之下，亦会为各自利益而反目，乃至兵戎相见。为促使其分化瓦解，以达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情报工作便显得尤为重要。为加强情报工作，经蒋介石批准，戴笠雇请了多名助手，分别潜入各反蒋派内部搜集情报，同时进行策反活动。他的第六期同窗好友王孔安就是其中之一。
王孔安在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做见习官，旋升连长、营附、团指导员及政训主任。中原大战爆发后，王孔安受戴笠指派，潜入北平，打入反蒋集团内部，秘密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了解会议情况及各派政治态度，随时呈报蒋介石，成为蒋制定安抚与收买策略的重要参考。同时，戴笠又派出李丹符、柯玉珊等潜往冯军，策反冯部的邓宝珊与赵冠英……
而反蒋势力组建“四九小朝廷”之时，即召开“扩大会议”的8月，也正是他们走向衰败的开始。8月初，蒋军全面反攻。由于反蒋实力派们各怀异志，钩心斗角，以致配合不力难以协同作战，致使战局急转直下。
在胜败已趋明朗之后，9月18日，一直坐山观虎斗的张学良通电拥蒋，东北军主力入关。在中央军与东北军的联合攻势下，蒋方在各反蒋势力中进行的策反工作，旋即大见成效，晋军将领、西北军将领纷纷倒戈；其他杂牌军更是迅速易帜，掉转枪口；“倒戈将军”石友三在戴笠的策反下，迅疾投靠了张学良部。
10月下旬，历时半年之久的中原大战，以中央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东北军主力入关后，进驻平津，收编晋军，张学良接手华北地区政事，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登时位高权重。为笼络张学良，同时掌握东北军情况，蒋介石指派戴笠作为他本人的私人代表，赴北平拜会张学良。
戴笠深知此行事关重大，张学良手握重兵，占据东北、华北，此行不仅要了解东北军情况，更要与东北军高层建立长期关系，以便随时掌握东北军动向，使南京政府在与东北军的关系中，始终掌握主动。
数年的情报生涯，使戴笠养成凡事必先掌握情报的习惯，因此到北平后，他首先对张学良身边的人做了一番考察，然后先去拜见在警卫旅任团长的张学良的亲信吴泰勋。
吴泰勋字幼权，张学良的警卫团团长，其父吴俊升是奉系军阀的主要头目之一，也是张作霖的忠实部属。在张作霖从北京退兵关外时，吴俊升前往山海关迎接，与张作霖一起在皇姑屯被炸身亡。为照拂其家人，张学良与吴泰勋缔结金兰，拜为异姓兄弟。正是父辈子辈的双重关系，使张、吴两人的关系非比寻常。
吴泰勋年仅19岁，当戴笠以总司令部少校参谋的身份出现在面前时，这位年轻的警卫团长甚为惊讶。并不是因为戴笠本身的职位有多高，而是因为戴笠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前来拜会张学良，竟然先来会见他这个警卫团长，令他深感戴笠此人为人低调、真诚，是个值得交往的朋友。
两人一见如故，畅谈甚欢。随后，由吴泰勋引见，戴笠前往拜见张学良。
蒋介石的私人代表由警卫人员引见，倒也不足为奇。奇的是，看上去成熟稳健的戴笠，竟与他十九岁的小兄弟如此谙熟，因而张学良颇有些诧异地问：
“雨农兄与幼权是故友？”
戴笠与吴泰勋相视而笑，继而回答：
“是刚结识的契友。戴某以区区少校参谋之职晋见少帅，自觉冒昧，故而请幼权兄代为引见。”
戴笠的坦诚低调与作为蒋介石私人代表毫无仗势骄矜的态度，令张学良顿生好感。在随后的接触中，两人逐渐热络起来。此时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尚属蜜月期，张学良自然也想借戴笠之口增进与蒋的关系，消除蒋对他的戒备，因而张、戴关系急剧升温。
戴、张关系反过来又促进了戴、吴关系的发展。通过吴泰勋，戴笠很容易便掌握了大量东北军内部情况，返回南京后向蒋介石汇报，极得蒋介石重视，戴笠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也愈发重要，此后对东北军的工作，蒋介石基本交给戴笠去处理了。
不久，在戴笠的提议下，戴、张、吴三人结为拜把兄弟。戴笠比张学良年长四岁，张学良比吴泰勋年长十岁，戴笠为兄，张学良为二弟，吴泰勋为三弟。
三人缔结金兰，为戴笠的情报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戴笠的特工组织建立后，吴泰勋曾推荐多人到特务处任职，这些人都是其父吴俊升身边的人，乃至西安事变之后，戴、吴关系一直保持如初。
张学良本是豪爽之人，他既认定了戴笠这个朋友，对戴笠也就放松了防范。在明知戴是蒋介石耳目的情况下，一些事情对戴笠也并不避讳；戴笠对张学良也是留有分寸，只要不违反大原则，总是能够灵活变通，对有中共间谍嫌疑的张学良的谋士黎天才网开一面便是其中一例。而特务处草创之初办公场所紧张，张学良亦是慷慨相助，将洪公祠一号一幢老式花园平房交给戴笠无偿使用。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或者说特殊的友谊，戴笠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冒死赴西安，才得以在张学良的保护下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