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善交游，见面熟，个性豪爽，从报考黄埔军校到加入骑兵营，到从事情报工作参加二次北伐，一路走来他结识朋友无数，但渐渐地，他有了交友的标准，这个标准便是忠蒋与否。他与戒严司令部上尉副官邓展谟的相识，并结为好友，以至情同手足，便是由“忠蒋”开始的。

邓展谟字侃如，生于1905年，时年23岁，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曾以入伍生随师北伐，参加过湖南汀泗桥之役、湖北武昌之役、江西牛行车站之役，后服务于第六军第十九师。这天作为上尉副官到徐州戒严司令部报到，与到司令部汇报工作的戴笠相遇。

出于职业使然，见到一副新面孔，戴笠便想了解一二，于是主动上前打招呼，两人随即攀谈起来。对于这位年轻学长的经历，戴笠既钦佩又羡慕。

“侃如兄，你这么年轻就是我的学长，又有作战经验，为什么要离开第十九师呢？”

“说起来原因很简单，军长程潜对校长不恭，在纪念会上诽谤校长，我一气之下就离开了。”

邓展谟直言不讳，戴笠听后连声叫“好”。

“做得好！做得好！我们是校长的学生，就是要维护校长的威望。”见邓展谟连连点头，戴笠高兴地拍拍他的肩膀，问，“你还没找到住处吧？若不嫌弃，就住我那里去吧。”

邓展谟初来乍到，遇到戴笠热情相邀，当然求之不得，欣然答应。多年后邓展谟在《早年追随忆往事》一文中提起最初对戴笠的印象时称：

“我对戴先生的初步印象：两眼炯炯，蓄有神光，与人谈话或者独自寻思，头部常做偏状，遇事仔细精明，而气宇非凡，精神倍于常人。”

邓展谟所说的“精神倍于常人”，是指戴笠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每当他半夜醒来，总会看到戴笠在灯下奋笔疾书，问他在写什么，总是回答两个字：情书。但见他那副严肃认真的样子，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哪里是在写情书？

为消除心中疑窦，邓展谟趁戴笠早晨起床后洗漱之机，突击检查了戴笠的文件。这一检查才发现，戴笠每天夜里写的，全部都是军事情报！原来他是以少校参谋的名义做掩护，秘密从事情报工作。

这一发现令邓展谟对自己的行为充满愧疚，待戴笠回到室内，立刻向戴笠说明情况，表示歉意。原以为会受到指责，不料戴笠并未在意，只是叮嘱说：

“即使在总司令部，除了接洽工作的相关人，亦无他人知晓这个事情，在这里就更需要注意保密。”

其实戴笠在见到邓展谟第一天起，就把他当作了自己的“同志”，之所以邀他同住，并如此“大意”，其实都是事出有因的。此时他奔波于津浦、陇海铁路沿线，经常十天半月回不来，在徐州一些需要接洽的工作无人打理，就想找一个可靠的人帮忙。他见邓展谟因“忠蒋”离职，政治上可靠，便决定做些考察，因此对他并不避讳。

如今事情说开，戴笠即邀请邓展谟做他的私人助手。邓展谟爽快答应，从此成为戴笠在徐州的全权代表，不仅帮助处理情报的接洽，一些事务性工作包括戴母从江山老家寄钱支应其工作之需等，亦由邓展谟负责收转。

戴笠每次从前线回到徐州，必做东道主，邀请邓展谟及同在司令部任少校副官的黄埔第三期高长发等人，外出聚餐，餐后一起去澡堂淴浴。

随着北伐军一路北上，相继占领保定、沧州，6月上旬，张作霖通电退出北京，在回奉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伤殒命。6月中旬，北伐军相继占领北京、天津，北伐胜利大局已定，徐州戒严司令部宣布撤销。

这天晚上，戴笠自外面归来，静坐不语，仿佛心事重重。

邓展谟看在眼里，暗自思忖，恍然明白，此时戴母汇款日期未到，戴笠一定是急欲回南京而手头缺少川资。邓展谟将自己的余薪及编遣费连同一枚镌有“侃如”二字的金戒指拿出，递到戴笠面前，说：

“雨农兄，这钱你先拿去用吧，你的开销大。”

正所谓锦上添花无人记，雪中送炭情意长，这笔钱对戴笠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戴笠接过钱，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感谢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最后叮嘱说：

“这里的工作处理完，赶快回南京找我。”

由于邓展谟在编遣人员之列，下一步的工作便成了悬念，戴笠因此决定将他推荐给结拜兄弟胡宗南。

二次北伐期间，戴笠的诸多重要军事情报，来自胡宗南所在部队前线。胡宗南时任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为戴笠搜集军事情报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徐州戒严司令部撤销后，南京政府为“统一军政”“实行训政”，对全国军队进行缩编，胡宗南由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少将师长改任第一师第二旅少将旅长。

戴笠返回南京后，首先与胡宗南联系，将邓展谟介绍到第一师第二旅任职。次年戴笠策反唐生智部周伟龙，由周伟龙与胡宗南部里应外合打击唐部，邓展谟在联络与接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年后复兴社特务处成立，邓展谟又转投特务处，负责总务工作兼副官，与戴笠由朋友成了长官与部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