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那点皮肉之苦对戴笠来说实在微不足道，比起十年打流所遭受的磨难根本不值一提。当时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交通工具，交通工具决定了传递情报的速度，能骑马、骑自行车奔赴前线实在难得，他岂敢因为自己的一点皮肉之伤耽搁时间。

而更多的时候是靠自己的两条腿奔赴前线的，由于往返路途遥远，不仅延误情报的传送，而且途中十分艰辛。如能遇到村庄讨一餐热饭，住进遮风避雨的农舍，算是十分幸运了。更多的时候是走在荒郊野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两人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就地休息，有剩干粮还好，没有的话，只能饿着肚子睡觉。

即使返回徐州，到北伐军司令部参谋处递送情报，也没有休息和住宿的地方，司令部根本不会为他们这些流动的下级军官准备住处。

戴笠与贾金南在徐州均无亲友，无处投宿，戴笠的薪水每月只有十几元，没有专门的活动经费，他只好写信给母亲，由母亲寄钱予以补贴。即使如此，他的日子仍然过得十分紧巴，因此一般情况下不敢住旅馆，常常在火车站候车室支起行军床休息。

火车站候车室是一个云集各色过往行人的地方，肮脏、嘈杂，在这种地方根本无法得到很好的休息，尤其对一向爱干净的戴笠来说，比起野外的安静与清新空气，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够挡风遮雨。

有天晚上戴笠正蜷缩在车站的一个角落里看书，被途经这里的司令部参谋处上尉参谋王兆槐发现。

王兆槐，别号铁庵，别字恩贻，出生于1906年，浙江遂安（今淳安）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与戴笠相识于胡靖安组建情报联络组初期。由于江山与遂安相距不远，两人在徐州相遇，自然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王兆槐比戴笠年轻九岁，却是黄埔第四期老大哥，令戴笠自愧弗如。

王兆槐的任务是负责传递总司令部的命令，在戒严司令部有休息与办公的地方，各方面待遇比戴笠要好得多。在参谋处，王兆槐多次遇到戴笠前来递送情报，却压根没想到戴笠竟在这种地方休息，第一眼看到他时还以为认错了人，揉揉眼睛再看，没错！

“雨农兄，若不是你面相肖马，在这个地方，我可真不敢相信是你！”

见到王兆槐，戴笠也有些意外，只好故作轻松地说：

“这个地方是乱了点，不过，不像旅馆里有臭虫、跳蚤……”

戴笠爱面子，贾金南可不管那些，不等戴笠说完，就嚷嚷着说：

“什么臭虫、跳蚤，还不是罗锅子上山，前（钱）短。”

王兆槐当然明白，自费住旅店的话，那点薪水远远不够开销。他摇摇头对戴笠说：

“雨农兄，我一向佩服你身上那股子韧劲，可有一点我不佩服，就是什么事都闷在心里自己扛。人多点子多，说出来总会有办法解决。”

王兆槐如是说，是因为他对徐州比较熟，略一思忖便想到一个地方——一个空置的厂房。

“那是个早已关门的小印刷厂，厂房虽然破旧，但比这里强多了，起码能安安静静睡个囫囵觉。我和看门的认识，让他给房主打个招呼就行了。”

“兆槐兄，我要知道你如此神通广大，早就跟你说了。哈哈，承蒙关照，真是太感谢了！”

从这天开始，戴笠与贾金南在徐州有了固定落脚点，也为戴笠书写情报提供了方便。

不久，戴笠因所递情报重要、准确、及时，成绩卓著，被晋升为“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参谋”，并配给一间办公室，同时兼做住宿之用。

这个小小的晋升与待遇的改善，为戴笠开展情报工作解决了最实际的困难，这对戴笠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多年后向下属提起这段经历，他总是鼓励大家说：

“一个人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才可能取得最大的成就。”

当然，对戴笠来说，改变命运的契机是追随了蒋介石。从上海交易所的偶然相遇，到奉化雪窦寺晋见，到上海总司令部门口“拦车投书”，冥冥中，似乎有一种力量在牵引，将他一步步带到蒋介石身边。

如今这一步小小的升迁，愈发坚定了他效忠蒋介石的信念。在他心目中，蒋介石就是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领袖，凡是追随蒋介石的人，他都视为同志、朋友；反之则是不共戴天的仇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