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坐“大南洋”轮船抵达黄埔长洲岛，戴笠踏上码头，迎面便看到了悬挂在黄埔军校大门门楣上的校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终于踏进了黄埔校园，带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戴笠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和训练中。

此时北伐前方捷报频传，戴笠既心急如焚，又心情沮丧。作为30岁的他，只有战场立功，火线升迁，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但是作为第六期学员，他已与北伐无缘。

常言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当戴笠为错失了诸多机会而焦急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给他的命运带来了另一种转机，将他一生的军人生涯引向另外一个方向——隐形战场。

尽管这主要取决于他本人的追求与奋斗，且通往成功之路荆棘密布，但那个人的出现，无异于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让他看到了另一片天空和另一条通往成功彼岸的捷径。

这个人就是胡靖安。

胡靖安，字中道，江西靖安人，生于1903年。虽比戴笠年轻六岁，却资格甚老，曾在江西都督李烈钧卫队充马弁四年，由李保荐入广东警卫军 讲武堂学习，于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步科，毕业后加入孙文主义学会，成为该学会骨干分子，时任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候补干事，黄埔同学会办公处主任。

1927年年初，由于前几期学员大都开赴前线，第六期入伍生肩负起了广九沿线的治安，戴笠所在十七连奉命开往东莞，边维持治安边进行军事训练。

有一天连长带着两个人来到营房，向大家介绍说：“这二位是军校入伍生部监察干部，特地下连队走访，同学们有什么建议和想法，都可以向他们反映。”

这两人一高一矮，高个的叫陈超，矮个的就是胡靖安。胡靖安虽个头矮小，却看上去结实有力，干起工作来也是雷厉风行。与同学们见面后，两人立刻分头找同学谈话。

戴笠自进入军校后，总结屡次碰壁的教训，一改过去的张扬与外露，开始韬光养晦，不露圭角。他平日里敦默寡言，处处谦退，给人留下了朴讷敦厚的印象，甚至有人觉得他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

暗地里，他却在密切注视着校园内的一切动静。因为入校伊始，他便敏锐地嗅到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正在表面红火的训练背后波涛暗涌。

从国共合作开始，孙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部便产生了极大分歧。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部更是急剧分化。随着廖仲恺遇刺，胡汉民、许崇智相继出走，蒋介石逐步掌握了国民党党权与军权。1926年6月，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927年春，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共合作的关系也濒临破裂，黄埔学生中亦是壁垒分明。

戴笠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是从个人感情出发，本能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尤其听说戴季陶是蒋介石坚定的支持者，对这两人的好感，以及出于同乡的观念，完全左右了他的政治立场。

胡靖安、陈超到来后，由于不知其根底，戴笠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公开场合绝不发表个人看法。胡靖安找他谈话，开始时他只是恭恭敬敬地听这位学长发表见解，或者提出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寻求答案。

渐渐地，他听出了其中端倪。

胡靖安与陈超赴粤之前，蒋介石正坐镇南昌，恰是羽檄旁午之时。而雪片般飞来的情报中，不仅有军事战场上的，更有政治战场上的。3月中旬，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蒋介石被免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长等职务。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为控制广东局面，控制他借以起家的大本营，特派胡靖安与陈超返回军校，调查情况，联络忠实于蒋的军校学生，为“清党”做准备。

这一切情况都使戴笠感到政治斗争的严峻与严酷，也坚定了他站在蒋介石一边的立场。

当胡靖安谈到“校长派我们回来……”时，戴笠蓦然感觉，他离校长其实并不遥远，从上海交易所偶然邂逅之日起，冥冥中似乎早有定数。

而胡靖安看上去不过二十四五岁，却已是第二期老大哥，成为校长身边的人，令戴笠这位年届三十真正的老大哥自愧弗如，崇拜得五体投地。

戴笠开始敞开心扉，在胡靖安面前畅所欲言，将了解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胡靖安。然后按照胡的吩咐，留心搜集连队中中共党员的情报，随时上报。

4月15日清晨，各连队入伍生像往常一样，跑步到操场集合。

与往常不同的是，学员们在操场排好队列后，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开始训练，操场四周有武装士兵在走动。灰蒙蒙的晨雾笼罩着操场上空，犹如沉重的阴霾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死一般的沉寂中，骤然响起连长的声音：

“共产党在东莞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密谋暴动。奉校长指示，进行全面‘清党’，凡共产党员，请自动出列！”

透过浓雾，连长的声音沉重而冷峻，令每个人如雷贯耳。

在难挨的沉默中，没有一个人站出队列。

“谁是共产党员，在场各位心里都清楚，最好是自己站出来，免得连累大家！”

连长软中带硬的话发挥了作用，平时已经暴露身份的几名共产党员相继走出队列。

“还有，请主动站出来，不要等我点名！”

见大家无动于衷，连长拿出名单，点了十几人的名字。连同原先站出队列的，一共二十几人，被武装士兵带走。

这二十几人的名单，就是戴笠提供给胡靖安的。

连队“清党”之后，戴笠结束蛰伏状态，开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公开发表旗帜鲜明的政治言论。

时值北伐军所向克捷，进展极速，很快将北洋军阀吴佩孚所部消灭殆尽，将统辖东南五省的孙传芳打得落花流水，控制了长江下游各省，转向中原挺进，直逼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其直鲁联军。为适应平原作战需要，蒋介石命令黄埔军校成立骑兵营，戴笠被选入该营，由上等兵晋升为中士。

这时军校政治部主要领导已在“清党”后调整，改由拥蒋的国民党人士担任，黄埔一期毕业、赴苏留学归来的邓文仪为政治部主任，胡靖安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各级党部也重新改组，戴笠当选骑兵营党部执行委员。

不久，骑兵营奉命开往苏州驻防。一路北上中，戴笠已然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他是有理由对前途充满希望的，营党部执行委员虽不是什么重要官职，但他毕竟迈出了第一步；他本人又极受营长沈振亚赏识与器重；而骑兵营亦是国民革命军中一支独一无二的队伍，必然会深受总司令蒋介石的偏爱；他作为营党部执行委员，又与蒋有着上海交易所的渊源，加之胡靖安已赴南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官，自然也会替他美言……

天时、地利与人和这种种的因素凑到一起，倘若在战场上再小露身手，那结果岂不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部队驻扎苏州后，戴笠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企盼着早日开赴前线。不料就在这时，营长沈振亚告诉大家一个意外的消息：

“校长下野了。”

当时戴笠正在营部，营长的声音并不高，在他听来却犹如五雷轰顶。

“为什么会这样？”

愣怔半晌之后，戴笠瞪着血红的眼睛反问营长。在他看来，蒋介石已经成功“清党”，并已在南京建立政府，北洋军阀已是强弩之末，蒋氏已坐稳江山，怎么会突然下野？

“8月13日，校长在上海通电下野。”

营长又重复说。这对刚刚见到一线曙光的戴笠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由此带来的打击，较之他本人任何一次铩羽而归，更为蚀骨锥心。

他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