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借公益事业来沽名钓誉，虽然有时他的行为看起来与真正实行公益的人没有差别，但二者的心理完全不同，甚至有时他会做出倒行逆施的行为。为什么？他的目的在于名声。假如可以得到好的名声，其他的就不必多虑了，那么看似有益实则有害的事情，他也会施行。真正推行公益事业的人就不同，他的目的在于公益。只要事业有益于社会，即使受到没见识的人的诽谤和非议，也不会受其阻挡轻易放弃。这就是两者心理的不同，而他们的成绩也相差悬殊。
既然知道应当兴办公益事业，那么社会上的公共财物，就不能不加以爱护。普通人与公共物品的关系较为疏远，就会有漫不经心的人，把损伤破坏公共物品看做很平常的事，这也是公德心浅薄的一种表现。既然知道他人的财物是不可以侵犯的，为何不明白社会的公共物品更为贵重？而且既然知道毁坏他人的物品，无论大小，都有赔偿的责任，为何公然毁坏社会公共的物品，却不承担赔偿的责任？就像学校里的学生，总是有抹脏墙壁、随地吐痰的行为，而公共场所的花卉、道路旁遮荫的树木，路人总是无端攀折，至于有些青年人到神庙佛寺拜祭，就弄倒油灯瓦罐并以此为乐，这都是无赖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德。欧美各国，每个人都尊重公共事物，以此为习惯并已变成风俗，损伤破坏公共物品的事情，已经无法见到。公园的座椅这类物品，时而在其背后写上爱护公共财物之类的文字，这真是一种美好的风俗，而我国人应该将其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国民公德的水平，要看他们是如何对待公共事物的，像一木一石这样微小的物品，对于社会的利害关系，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大的关系，却足以表现国民公德的深浅，那么这种关系，也就不能说是小事了。
选自《中学修身教科书》蔡元培
互助与依赖
西方有个寓言，说的是：“有甲、乙二人，他们都非常不幸。甲生来双目失明，乙双腿残疾不能行走。两人相依为命：甲背着乙走路，乙给甲指路，这样两人都减少了痛苦。”甲看不到事物，乙帮助他，乙不能行走，甲帮助他，这就是互助。
互助的道理是这样的：甲的义务，就是乙的权利，同时乙的义务，也是甲的权利，相互付出，互相受益。由此，我们得出了分工制度的原理：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需要是由很多人的劳动来满足的；反过来讲，这个人的劳动也满足了很多人的需要。这是一种复杂的互动。
如果有人不尽义务却攫取他人的劳动成果作为权利，这就是依赖。
在我国旧社会，依赖之风泛滥。比如乞丐是人人都唾弃的。然而，那些纨绔子弟、官僚亲朋、帮闲清客、官署冗员，都是些无所作为却依赖别人生活的人，难道他们就比乞丐强吗？
《礼·王制》记载说：“聋子、哑子、瘸子、残疾、侏儒，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养活自己。”晋国的胥臣说：“驼背的，让他弯腰敲钟；身体有残疾而不能低头的，让他拿玉磬；身材矮小的，让他到杂技团演出；眼睛失明的，让他弹奏音乐；耳朵聋的，让他劈柴烧火。”身有残疾的人，还能凭自己的一技之长养活自己，那些身体健壮却还依赖别人的人难道不感到羞耻吗？
从前的慈善家们，总喜欢对穷人施舍、救助。他们的出发点很好，但这种行为却大大助长了个别人的依赖心理。现在人们采取了投资建立贫民工厂来代替之前的施舍。在饥荒的年代，以工代娠。让被禁的犯人做工艺活，然后替他们把赚得的钱存起来，为出狱后的谋生积累资本。这些都是杜绝依赖的好办法。
人们在年幼的时候，不得不依靠别人生活，如果能够发奋读书，成年后再勤奋工作，就完全能够偿还之前所欠下的抚养费用，并且还有剩余。平日里努力工作，节约用度，把剩余的钱储蓄起来，以备日后的不时之需，这样即使是年老生病的时候，也能够凭借自己的积蓄实现自给自足，而不至于连累别人，这也是自助的道理，与互助并不矛盾。
选自《华工学校讲义·德育篇》蔡元培
爱情与淫欲
关爱全世界的人，是普遍意义上的爱，也是纯粹伦理学性质的爱。还有一种特别的爱，只发生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我们称之为爱情，爱情既有伦理学上的大爱，又包含生理之爱。生理之爱，常常因为人的不同，而产生专一与分散、长久与短暂的不同。自夫妻制度产生以来，爱情变得忠贞牢固。这是以伦理学上的爱涵盖了生理之爱，于是纯洁的爱情就诞生了。
为什么这种纯洁的爱情一定要限于夫妇之间呢？既然爱对方，就必须保护爱人的身体，安宁爱人的心绪，完善爱人的品格，美化爱人的声誉，为爱人未来的幸福做准备。这一切，从今天的社会制度来看，只有夫妻之间才能做到。假如在夫妻关系之外，又去放纵生理上的欲望，而对于爱人的命运不闻不问，便不是爱情，而是淫欲。以下用几个例子来说明：
一是纳妾。小妾，大部分是贫穷人家的女子卖身充当的。同样是人，她们却成了被买卖的商品，看到这种情况，我们的内心能安宁吗？同样都是人，她们却不能与被爱的人平等，反被视为奴隶，我们的内心能安宁吗？一旦纳妾，夫妻之间便有了嫌隙和猜疑，家庭的和睦也遭到破坏，或者任由妻子虐待小妾却置之不理，或者因为宠爱小妾而疏远妻子，很多罪恶的行为就这样产生了。只要还有一点儿良心，又怎么忍心做出这样的事呢？
二是嫖妓。妓女，大多是穷苦的妙龄女子，或受人诱惑，或被人胁迫，被逼无奈才来做这样的事。社会上的人难道不应该把她们当人看？我们同情可怜她们还来不及，怎么忍心对她们动邪念呢！有的人会赎出妓女，这固然是救助她们的一种方法；但如果不慎重地为她们择偶，而是强行霸占她们给自己做小妾，这就是好事没做成，反倒让自已陷入了另一个罪恶。
三是通奸。凡是犯通奸罪的人，不论男女，都应该被社会所鄙视，对女性更是如此，往往会葬送她们的终身幸福，严重的自杀，更严重的被杀。想到这些，我们怎能不吓得发抖，并以此为戒严厉禁止通奸呢？
其他不纯洁的爱情都不应该发生，道理和上面基本一样，可以通过推论得知。
选自《华工学校讲义·德育篇》蔡元培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我们一辈子坚持奉行的？”孔子说：“有啊，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又有一天，子贡说：“我不想让别人强加给我什么，我也不会强加给别人什么。”这就是孔子对人们的告诫，也由此引发了诸多言论。西方的哲学家曾经说过：“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而这种自由的界限是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不难发现，这些话所包含的意思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不愿意受别人的干涉，当然，别人的思想及言论自由我们也无权干涉；我们都有保护自己的身体不被侵害的权利，那么我们也不能侵害别人的身体；我们有保护通信隐私的自由，不希望隐私被别人窥视，因此，我们要严以律己不随便偷窥他人的秘密；我们不想遭人欺骗，那我们就不能欺骗别人；我们不愿意被人欺负怠慢，那么，我们就不能欺负和怠慢别人。事情无论大小，做法都是一样的。
看看我们与人的交往会发现，其中不但有消极的戒律，还有积极的行为。假如由孔子那句话引申出“自己想要的，就强加给别人”这句话，可以吗？答案是，不完全是这样。人类的欲望，有时会因为遗传因素和不良环境的影响让人做出有悖于正道的行为。如果把自己想要的一切，都强行施加给别人，这样一来，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例如那些贪官污吏喜欢下属的阿谀奉承，于是就对自己的上级也阿谀奉承，这样可以吗？迷信的乡民，总爱听传教士那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然后像传教士一样对自己的亲友乱讲一通，这样可以吗？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时候也会出错，比如对于那些不好的名声、直白的劝谏等，如果仍然依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不进行直言相劝，而是委婉地说出真相，也未必不好。
对于那些积极向上的行为，孔子固然说过：“自己想要立业，就要让别人立业；自己想要成功，就要让别人成功。”在这句话里，“立”，就是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有一席之地；“达”，就是使人达到目标，能够成功。此时，强加给别人的事情，一定要以“立”和“达”为原则；不必强加给别人的，就以自己不想要的来概括吧。如果一辈子都能做到这样，就不存在什么弊端了。
选自《华工学校讲义·德育篇》蔡元培
原文
合群
吾人在此讲堂，有四壁以障风尘；有案有椅，可以坐而作书。壁者，积砖而成；案与椅，则积板而成者也。使其散而为各各之砖与板，则不能有壁与案与椅之作用。又吾人皆有衣服以御寒。衣服者，积绵缕或纤毛而成者也。使其散而为各各之绵缕或纤毛，则不能有衣服之作用。又返而观吾人之身体，实积耳目手足等种种官体而成。此等官体，又积无数之细胞而成。使其散而为各各之官体，又或且散而为各各之细胞，则亦焉能有视听行动之作用哉？
吾人生活于世界也亦然。孤立而自营，则冻馁且或难免；合众人之力以营之，而幸福之生涯，文明之事业，始有可言。例如吾等工业社会，其始固一人之手工耳。集伙授徒，而出品较多。合多数之人以为大工厂，而后能适用机械，扩张利益。合多数工厂之人，组织以为工会，始能渐脱资本家之压制，而为思患预防造福将来之计。岂非合群之效欤？
吾人最普通之群，始于一家。有家而后有慈幼、养老、分劳、侍疾之事。及合一乡之人以为群，而后有守望之助，学校之设。合一省或一国之人以为群，而后有便利之交通，高深之教育。使合全世界之人以为群，而有无相通，休戚与共，则虽有地力较薄、天灾偶行之所，均不难于补救。而兵战、商战之惨祸，亦得绝迹于世界矣。
选自《华工学校讲义·德育篇》蔡元培
生命
人之生命，为其一切权利义务之基本。无端而杀之，或伤之，是即举其一切之权利义务而悉破坏之，罪莫大焉。是以杀人者死，古今中外之法律，无不著之。
人与人不可以相杀伤。设有横暴之徒，加害于我者，我岂能坐受其害？势必尽吾力以为抵制，虽亦用横暴之术而杀之伤之，亦为正当之防卫。正当之防卫，不特不背于严禁杀伤之法律，而适所以保全之也。盖彼之欲杀伤我也，正所以破坏法律，我苟束手听命，以至自丧其生命，则不特我自放弃其权利，而且坐视法律之破坏于彼，而不尽吾力以相救，亦我之罪也。是故以正当之防卫而至于杀伤人，文明国之法律，所不禁也。
以正当之防卫，而至于杀伤人，是出于不得已也。使我身既已保全矣，而或余怒未已，或挟仇必报，因而杀伤之，是则在正当防卫之外，而我之杀伤为有罪。盖一人之权利，即以其一人利害之关系为范围，过此以往，则制裁之任在于国家矣。犯国家法律者，其所加害，虽或止一人，而实负罪于全社会。一人即社会之一分子，一分子之危害，必有关于全体之平和，犹之人身虽仅伤其一处，而即有害于全体之健康也。故刑罚之权，属于国家，而非私人之所得与。苟有于正当防卫之外，而杀伤人者，国家亦必以罪罪之，此不独一人之私怨也，即或借是以复父兄戚友之仇，亦为徇私情而忘公义，今世文明国之法律多禁之。
决斗者，野蛮之遗风也，国家既有法律以断邪正，判曲直，而我等乃以一己之私愤，决之于格斗，是直彼此相杀而已，岂法律之所许乎？且决斗者，非我杀人，即人杀我，使彼我均为放弃本务之人。而求其缘起，率在于区区之私情，且其一胜一败，亦非曲直之所在，而视乎其技术之巧拙，此岂可与法律之裁制同日而语哉？
法律亦有杀人之事，大辟是也。大辟之可废与否，学者所见，互有异同，今之议者，以为今世文化之程度，大辟之刑，殆未可以全废。盖刑法本非一定，在视文化之程度而渐改革之。故昔日所行之刑罚，有涉于残酷者，诚不可以不改，而悉废死刑之说，尚不能不有待也。
因一人之正当防卫而杀伤人，为国家法律所不禁，则以国家之正当防卫而至于杀伤人，亦必为国际公法之所许，盖不待言，征战之役是也。兵凶战危，无古今中外，人人知之，而今之持社会主义者，言之尤为痛切，然坤舆之上，既尚有国界，各国以各图其国民之利益，而不免与他国相冲突，冲突既剧，不能取决于樽俎之间，而决之以干戈，则其国民之躬与兵役者，发枪挥刃，以杀伤敌人，非特道德法律，皆所不禁，而实出于国家之命令，且出公款以为之准备者也。唯敌人之不与战役，或战败而降服者，则虽在两国开战之际，亦不得辄加以危害，此著之国际公法者也。
选自《中学修身教科书》蔡元培
爱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