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座，他们竟然不顾劝阻，公然分裂党了！”12月2日这天，秘书长马文车拿着上海《民国日报》，神情焦虑地向住在潮州关帝庙的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正在发火：“电饬总部各处长放些良心办事！”因为事先已指示马文车，他避于此处，要专心思考《军校第三期同学录》的序言，琐事不必打扰，见马文车进来，没有好气地说，“什么事？！”

“林森、邹鲁等于11月23日通电，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专为解决共产派问题，并宣布广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停止行使职权。”马文车报告说。

“都谁参加了这个会议？稚老、季陶和汝为参加了吗？”蒋介石忙问。他早就知道，自胡汉民、许崇智被放逐，邵元冲、戴季陶、陈果夫、张静江和到上海的林森、邹鲁、许崇智等就频繁聚会，研究对党务、政治办法。尽管张静江极力劝说，戴季陶、邵元冲、林森等还是决定，到北京去召开会议，公开主张。11月16日，林森、邹鲁、吴稚晖、戴季陶、谢持等人即在北京集会，联名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要求“清党”。2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急电李大钊、王法勤、于右任等，指斥林森等人的分裂行为，要求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切实查明。11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次急电李大钊等人，取消国民政府外交代表团邹鲁的代表职权及名义，并将他交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查办。蒋介石也致函吴稚晖、戴季陶、邵元冲予以劝阻，不料这些人一意孤行，还是公开分裂了。现在，蒋介石最关心的是，和他关系最为亲密的吴稚晖、戴季陶以及被他驱逐到上海的许崇智是不是参加正式会议。

“报载，吴稚晖、戴季陶参加了筹备和预备会，但是没有参加正式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委叶楚伧、居正、沈定一、邵元冲、石瑛、邹鲁、林森、覃振、石青阳，候补中委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共13人，林森、邹鲁分别担任会议主席”。马文车报告说，“据闻，许崇智赞成此举，但他没有到北京去参加活动。报界分析，该派认可总座为军事领袖，但是不承认汪主席地位，故将打击矛头对准汪主席。”

“捣乱分子希图标异，令人悲愤！”[1]蒋介石说。

“总座，要不要有所表示？”马文车问。

蒋介石说：“对党务、政治，军人最好不要急于发表意见，以免外界误会。”

“校长，广州有消息说，胡汉民在苏俄，甚受欢迎，出席苏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还出席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大会，登台代表中国国民党致贺词，其间他的讲话被掌声频频打断。他还在苏俄《真理报））上撰文，称赞十月革命是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第一福音，是人类真正历史的第一篇。”马文车报告说，“胡汉民说自称是共产国际的战友，高呼‘全世界共产党万岁’！”

“胡展堂真是判若两人了！”蒋介石感叹。

第二天下午，蒋介石刚签发完了根据与第二军师长陈济棠商议结果任命独立第二师团以上军官的呈文，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声。

“请校长主持公道！”

“对，请校长裁示！”

争吵声中，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李公侠和第三期学生总队的十余名学生进来了。

“成何体统！”蒋介石呵斥说。

“校长，林森、邹鲁等人在北京非法开会，公然主张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的中委和候补中央委员职务，我辈学生以为这是反革命行径，应公开谴责！李主任却说，本党党员有权表达对党务的主张！”十余名学生争先恐后说。

“共产党不应该干预国民党内部的党务！”李公侠争辩说。

“你们所争，是政治问题，应由政治人员解决。”蒋介石说，“本校长是带兵官，不能干涉。都回去吧！”

双方还想争辩，蒋介石大怒：“本校长说过了，还要纠缠，都给我出去！”

李公侠和学生们只得告退。

过了一会，李公侠又返回来，说：“校长，共产势张，四围皆非同志！要监视啊！”

“这是政治人员的事！”蒋介石怒气冲冲，“有闹事者，当严办！”把李公侠打发走了。可是，他内心却充满忧虑：近日共产与非共产之讧，愈演愈烈，此足以使本校本军陷入分裂，党祸急矣，可奈何！

没有想到，第二天，这些人又边争吵，边找到校长纠缠。蒋介石暴怒，呵斥一顿了事。晚上，搬回湖轩涵碧楼，他反省白天自己的举止，又联想到近来总是大发暴性：因为副官处办事玩忽，便以物掷地，几欲杀人；在汕头善后督办署，见办事无条理，不胜震怒！白天又因纠缠共产与非共产事，怒目以对，觉得有些不妥，夜中辗转难眠，于是反省说：余稍不如意，而怏色蹙容，即见于面，自忖胸襟太狭隘矣。以今日之地位与办事，能如此放手，而尚嫌不足，何自苦乃尔！他决定，在第二天（12月5日）举行的东征阵亡将士追悼会和《军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上，借机表明自己的态度。

“墙之祸，甚于外侮，革命之成，全凭同志之相爱与相亲。”蒋介石说，“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直接以实行我总理三民主义，即间接以实行国际共产主义。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也。我不愿后死者入彼出此，尤不愿其较长争胜，冰炭水火！”他声泪俱下地说，“本校之存亡，主义之成败，不在外敌之强弱，而在内部之分与合！这可以作为中正代我已死同志所答之言，也可以说是中正预留的遗言！吾泪已干，吾声已嘶，此敢以至哀之言为同志告，中正之言或不尽善而不足哀，倘一念及总理与诸先烈之死事，其能无动于衷乎？”又说，“列强日伺吾侧，军阀图袭吾后，他们言：‘国民党中共产与非共产之争，已启内讧，不久将瓦解，不须吾辈亡矢遗镞之劳，而彼已陷于自杀之境地！’我党同志反省自悟，刎颈交驭，尤恐不足，奈何反以分裂为能事？！”还说，“诚则亲，诚则爱，诚则精，诚则成！吹毛求疵者，不诚也；钩心斗角者，不诚也！中正为三民主义之信徒，然而对于共产主义者之同志，敢自信为诚实一人，尤望诸同志开诚相见，本我校训，不负我总理之所期！”

随后，蒋介石又召集政治部人员和党代表，讨论团结办法。第一团党代表贺衷寒抢先发言：“一个革命政党内，决不能容许两种不同主义的信仰者长久存在，长期合作。与其将来斗争分裂，不如及早各走各的路。但我们两党可以联合对付敌人。”

“你何必含沙射影攻击共产党！”侍从秘书蒋先云说。说着，双方争吵起来。

“不要吵了！本校长提出两项办法，“一、校内共产党员活动，均应公开；二、总理准共产党员跨党，而未准国民党员跨共产党，然亦未明言其不准，本校党员如有愿加入共产党者，须向校特别党部声明并请准。”蒋介石说，“双方必须采纳。”

11日，蒋介石在总指挥部宴请中俄人员，又即席演说，道：“别的团体，可以讲什么性质，什么界限，唯有革命党，是志同道合的团体，只有以主义为中心……现在有人说，我们中国国民党受俄国人的指挥，帝国主义者所造谣，最动人、最有力量的一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应该受俄国人的指挥。我且不说我们现在并没有受俄国人的指挥，即使有这件事，我可老实说，革命先进国的苏俄来指导我们中国革命，我们世界革命的中国革命党员，实在是愿接受的。我们对俄国同志认识的要点，根本是在于我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者，他们的敌人，亦是帝国主义者！”

表明了对联俄容共政策的态度，蒋介石又把自己的《改革军政意见书》，呈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一）裁撤军长之职。军长之职不废，积久或有尾大不掉之弊，如实行北伐，则彼时自可再增设军长。（二）全省军额应速定。全省军额应暂定为十五师至十八师，兼任本省之防卫与北伐，自尚不敷用，故宜将军制分为二种：1、常备军。即此十五师至十八师；2、自卫军。提倡农工团体组织之。（三）军需独立应立即实行。（四）军事教育应谋统一。（五）兵工厂应积极整顿。（六）改编军队应加限制。

“校长，广州方面传来消息，因北京的西山会议矛头直指汪主席，已宣布开除汪主席党籍，汪主席极望各要人公开表明态度。就连胡汉民在苏俄也公开批评西山会议派了。”24日深夜，在回潮州回汕头的火车上，秘书长马文车说。

蒋介石正为客车因久候他迟开而内疚，觉得这样颇有军阀的做派，听马文车如是说，便嘱咐说：“速起草《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明天就发通电。”

第二天，洋洋3000言的《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以通电形式自汕头发出，内称：

本党不幸……忽有一部分同志离异，……不惜阻挠国民革命之大业，迹其言行，无一不悖于本党纪律与总理之意旨。

……关于共产党问题，彼辈所以主张排斥……不知共产党之加入本党，为总理所特许，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决议……总理深知必然包括共产主义，始为真正之三民主义，同时亦必能容纳共产党，始为真正之国民党也。

……关于汪精卫同志，上海《民国日报》加之罪者三，盖无一而非任意捏造。共产党为欲先求中国国民革命之实现，而来加入本党，谓其惟以消灭本党为策略，又何异谓共产党惟求自杀。此语既诬，则谓精卫同志对于共产党挑拨离间，排除本党同志之言动，一一实行，自无一而非诬矣。精卫同志……谓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国主义的向右去，……所以警勉同志共同努力于革命，乃以此为背叛了总理，真不知《民国日报》记者是何居心也。……如谓精卫同志向左向右之说为不当，乃反不如直言之日革命与反革命二者分为当乎？……至谓精卫同志先不主张讨伐刘、杨，而其后乃攘人之功，中正躬于是役，敢为切实之声明：……讨伐杨、刘之决策，实先得精卫同志之赞同……革命非求功，而谓攘人之功，尤不知何指也。

呜呼！赤化也，共产也，俄人掌握政权也，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所以诬陷我者，今岂将一一出于同志之口耶？容纳共产党，此总理于本党改组以前，几经郑重考虑，而后毅然决定者也。自改组迄今两载，成绩俱在；“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尤总理于遗嘱中认为与“唤起民众”，同为完成国民革命所“必须”也。苏俄同志助成中国独立之国民革命，其诚意亦彰彰明甚，……国民革命不成，列强敢于辱我，皆因国民勇于私斗，党员徒争意气，团体惯于破裂，明知之而故蹈之，欲不谓之反革命，不可得也。不为革命，便为叛逆……

28日，晚上八时许，刚从潮州回到汕头的蒋介石突然接到汪精卫的急电：孙文主义学会将于明日为示威行动，并宣布西山会议传单。

“快，立即给王柏龄发电，严辞训诫，阻止其行动！”蒋介石焦急地命令说。

12月29日，蒋介石收束了在汕头的行营，乘坐俄舰意利民号，自汕头启程返回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此前，浙江省党部、黄埔军校党部，先后选举他为大会代表。军校代表的选举实行复选制度，初选出358人，经复选，6人当选，以蒋介石得票最多。

“校长，又在看什么书？”途中，侍从秘书蒋先云问。

蒋介石对蒋先云很欣赏，发表《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那天晚上，还专门和他谈调和内部之事，见他问起读书的事，便回答说：“最近，本校长读了《将帅拿破仑》，甚佩拿公积极精神，至老不减；其失败，乃由于傲慢与不知足。还连续看《列宁丛书》五种，其言劳农会与赤卫军之组织，与新牺牲之价值，帝国主义之破产原因，甚细密也。列宁又言：‘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乃经验之谈。”又说，“看社会进化史、太戈儿传，还有史记，尤其是项羽本纪，真不忍释卷。”

[1]从蒋介石日记（1925年12月2日）中说“本党捣乱分子在北京希图标异，……悲惧交深。”等语可以看出，此时他反对西山会议派，并不是像有些著述中所说，是假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