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思索，蒋介石仍然拿不定主意。他决定敞开心扉向胡汉民、汪精卫两人倾诉，于是提笔给写了封长信：

……弟之行止不应该以一杨西岩免去而定。如无根本办法，虽去徒招物议，自损人格，有何益也。

弟本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所以对于政治只知其苦，而无丝毫之乐趣。即对于军事，亦徒仗一时之奋兴，而无嗜癖之可言。五六年前，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故可目为狂且也。近来益觉人生之乏味，自思何以必欲为人，乃觉平生所经历无一痛感之事。读书之苦，固不必说，做事之难，亦不必言，即如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此为无聊之甚者至不得已之事。自思生长至今，已三十有七年，而性情言行，初无异于童年，……幸遇孙先生与一二同志督责有方，尚不至陨越，然亦惟赖友人诱掖与勖勉之力耳。至今不惟疲顽难改，而轻浮暴庆更甚于昔日。如欲弟努力成事，非如先慈之夏楚与教导不可，又非如英士之容忍诱掖亦不可。……今弟做事，既无人督责如先慈，又无人体贴如英士，而欲望其有成者，恐将转以偾事也。此为弟个人性情上做事不易之实在情形也。兄如不以姑息爱弟，而欲弟为本党效力，于此等处，似须为弟打算也。……弟对自身短处略有自明之一隙，如为吾友者能以童子视弟，而以慈爱至诚待之，则弟或能久安于事。虽有困难拂意之事，以必能忍耐坚持，如一遇感情意气之时，乃即放弃一切顿起灰心也。此其故，盖因弟自知愚顽，苟全性命于乱世，以保先人之遗体足矣，岂可复有虚荣之心，妄想本身之稍有成功乎？故革命虽为人人责任，而弟今日之革命除为平民抱不平，为先烈争志气以外，实为本党与师友情感所动，而绝非为一己侥幸以图功名也。故此心一存，不惟勇气消沉，而且骄矜难除，惟其不为己而为人，所以始终抱定一合则留不合则去之意，而于个人事业之成与不成，终不计较矣！明知此种之卑陋谬妄，为人生不宜有之思想，无奈气质顽梗，变化不易，故对人常怀奢望，且责备过切，以为人人应视我为孩提，而待我以至诚，亦即人人应曲谅我暴庆，体贴我愚拙，不宜有一毫之客气也。此则实写弟个人处世之观念，而不敢一毫掩饰。惟不愿与人尽情毕述者，亦以世无知音，言之无益，而反为轻笑耳。

……兄等如以弟为非出不可，则当为弟代谋以持久之策，如何乃可使其安心乐业，以期其成也。今若不去，将来尚有为孙先生决策定难之时，如弟去而复回，以后不能复见同志之面，势非遁世隐迹不可。如果至此，于弟固为自得，而兄等之本愿当非如是也。弟之行止，请兄等为我善谋直告也。

给胡汉民、汪精卫的信刚发出，就又接到胡汉民的来函。他告诉蒋介石说，廖仲恺不断给他致电，要他促驾，并引述廖仲恺的电文说：“已往政事党事，弟任其咎。盼兄即归图更始。”胡汉民分析说：“综合（廖仲恺）数电，仲恺定已有相当觉悟，至一切重要问题之更新改革，须待兄共商进行，此亦非推搪之词。”

邓演达也从广州来电说，他回广州后即谒见孙先生，先生“已允解散财团，刷新党政，此后共图大业，诸同志应各负责。”

蒋介石已作出了回粤的决定。恰在此时，他接到消息说，军校筹委会将他确定的半年一个毕业学期改为一年，于是，急忙给王柏龄等人写信，对此提出批评，“凡事要详细考虑，不宜徒听人言，以牺牲主见。及考虑既得进程既定之后，虽山崩海啸亦可置之不顾。”信中还对校务作出具体安排，并告诉王柏龄等人，他“拟即来粤。”

廖仲恺尚不知道蒋介石已作出回粤决定，见他迄未表态，终于忍无可忍，他通过胡汉民，转给蒋介石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

蒋介石当即复电廖仲恺：“函电敬悉。弟必来粤，勿念。学期六个月应照原议，如果轻易改易，则课程与预算皆须重定，而关于学生前途影响甚大也。选择教职员，凡军官毕业之同志，虽不经考验，亦可用为排什长，至教官及连长以上，须郑重甄拔，不必确定。”

胡汉民也不知道蒋介石已作出决定，接到蒋介石自述个性的肺腑之言，很是感动，于是给他回信，分析利弊，认为蒋介石还是回粤为好，至于行期，胡汉民建议，先请戴季陶到粤，观察实际情形后再说。

蒋介石觉得，胡汉民的这个建议不错，于是请在上海的戴季陶到粤一行。他则又给廖仲恺发去一电，询问军校经费问题。

“军校款，弟（廖）不问支出，兄（蒋）亦不问来源，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去，惟请即来。”廖仲恺复电说。

转眼间，清明节就快到了，蒋介石转往溪口，扫墓、植树，许崇智也从上海赶来促驾，盟兄弟畅叙别情。

“喔呀呀！怪哉怪哉！”溪口的乡亲议论纷纷，“武岭就是一乡村，往昔有过水灾，哪里会有火灾！可是今年火灾不断。火是明，这是向明的征兆，看来我们溪口要出真龙天子啦！”

这个时候，负责打探虚实的戴季陶从广州发来电报：“请汝为、介石兄即来。”

蒋介石不再犹豫，收拾行装，和许崇智一起，启程赴粤。

这一次踏上征程，蒋介石的心情，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他已经下定了决心，绝对不能再不明不白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