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没有办法立足了，蒋介石只得回家乡暂住。

一直为自己担惊受怕的寡母，对一大家人难得团聚的日子，感到高兴。

现在，有了儿子经国，发妻毛福梅不再孤寂；侧室姚冶诚也已在去年被他送回老家。

自正式补办纳妾酒席后，姚冶诚的前夫姚天生就恢复沈姓，仍名天生。作为补偿，蒋介石付给他一笔巨款，沈天生也就重讨了一房媳妇。此人再婚后不久，夫妻即告反目，新妇离家出走，沈天生沉湎于鸦片之毒不得解，很快死去。姚冶诚过去的包袱，也就不期然彻底甩掉了。

跟了蒋介石以后，由于蒋介石奔波于各地，踪迹不定，姚冶诚也无怨言，还把平时省下的积蓄资助他。因此，蒋介石对她的善解人意很是满意。

蒋介石不忍心总是撇下姚冶诚一个人在上海担惊受怕，便将她送回老家与毛福梅一同住在丰镐房。

毛福梅宽容大度，姚冶诚乖巧伶俐，对婆婆十分孝顺，对毛福梅也极尊重，一家人相处颇是融洽。

现在，家里的男主人终于回来了，大家都很高兴。

虽然大总统的通缉令并未撤销，但是已时过境迁，在家乡深居简出的蒋介石，妻妾相伴中，得以在悠然闲静中，埋头读书。

自17岁师从顾清廉先生时候起，蒋介石就开始研究王明阳‘知行合一’的哲学，所以，王阳明的书，他最爱读，还有曾国藩、胡林翼的书，也是他所喜欢的。

“《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我是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真是百读不倦，心日向神施，不知其乐之所止。”蒋介石对朋友说。

自己读书，妻妾相伴，倒是悠然自得。但是，蒋介石也觉得，美中不足的是，发妻毛福梅和侧室姚冶诚，几乎都不识字。

当年与毛福梅结婚后，蒋介石在凤麓学堂求学时，正好奉化县城开办了一个“新作”女学堂，凡7至35岁的女**1元学费均可入学。蒋介石就带毛福梅到新作女子学堂读书，寄宿在小她12岁的同窗陈志坚家里。可是，仅仅几个月时间，毛福梅因为自己年龄较大，在课堂上回答问题受窘，怕难为情而辍学回家。

毛福梅多少还认得几个字，而姚冶诚更因为家境贫寒，早早进入风月场，根本就不识字。

蒋介石便和妻妾商量，为她们聘请家庭教师。恰好听说毛福梅的老同学陈志坚从湖州保婴师范学院毕业，于是便写信，请她在春节后到溪口来做蒋家的家庭教师。

安排家事的同时，蒋介石并非忘记了“国事”。在悠然闲静中，修身养性之余，蒋介石也时刻保持着与陈其美的联络。他知道的情况是，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中华革命党的军事行动，一次也没有付诸实行过。就连党内地位仅次于总理的陈其美亲自回上海主持策动长江下游军事，也毫无起色。

不仅军事进展束手无策，而且经费异常困难。

按照陈其美的想法，军事行动暂时没有条件发动，先想方设法筹措经费，再伺机在上海举事，所以，大半年内，就一直没有召蒋介石前去上海。

读书之余，蒋介石也在琢磨筹集经费的事。

这时候，他想到了离溪口10华里的畸山村，有一个叫夏全木的财主。

当年，蒋介石曾经在这个村读过一年书，知道夏全木在上海、湖州等地，开了10余家商号，还在畸山开了钱庄，富甲一方。据传闻，此人家财，有十余万银洋之众。

于是，蒋介石找来了他的盟弟王恩溥商议此事。

蒋介石少年读书时，曾经与周淡游、何禄山、王恩溥等10人义结金兰，号称“十兄弟”。蒋介石认为，在这些兄弟中，干绑票之类的事，以王恩溥为最佳人选。

王恩溥其人，不仅聪慧伶悟，侠肝义胆，而且自小习武，身强力壮，富有英气，还有一身翻山越岭疾走如飞的本事，人送外号“飞毛腿”。

蒋介石将自己决定绑架夏全木，为“三次革命”筹措经费的想法，说给王恩溥听。

王恩溥表示赞同。

两个人具体商量“请财神”的策略和细节，决定不以力劫，而以智取。

策略既定，王恩溥又召集众弟兄协商分配任务。

这天雨后，一顶轿子，七八条汉子，从溪口出发，直奔畸山而去。

过了一会，轿子停在了夏全木家的门口。

叫开了大门，一个商人打扮的人，持大红请帖径入内室，恭恭敬敬地对夏全木说：“溪口某老板有要事请夏老板前往商量。”

夏全木不疑有诈，便欣然坐轿而去。

等到下了轿来，夏全木才发现，所在之地不是溪口，而是雪窦山墩，不禁失色道：“这是什么地方？”

这时候，王恩溥陪着蒋介石出现在夏全木的面前。屏退左右人等，蒋介石向夏全木开诚布公，谈了自己“请”他上山的目的。他从自己去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立志推翻清廷，说到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二次革命”失败等等。最后说，现在革命仍在继续，但经费十分困难，需要各方协力支援，久闻先生资财充裕，有爱国热情，所以登门相请，望能资助大洋一万。

夏全木自知，他们敢绑票，就有两手准备，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一旦这帮人翻了脸，恐性命难保，只好点头同意。

“拿纸笔来！”蒋介石命令说。

王恩溥拿来事先预备好的纸笔，交给夏全木。

“请夏先生按照我的口述，给家里人写信。”蒋介石说，他放缓语速，口述道：“请速筹款一万银元，以十日为限，送往来人指定地点，切切！我在此一切均好，请勿挂念。”

夏全木不敢违拗，逐字逐句记录下来。

随后，蒋介石命将夏全木秘密安置在奉化城内事先选定的地点。

畸山村夏府，家人见老爷迟迟未归，料定此番定然是被请了“财神”，惴惴不安，四处打听。

第二天，一个陌生人深夜临门，递上夏全木亲笔家书，口述了送款地点。

夏家女主人闻言，知老爷安全无恙，稍为安心，但要拿出如此一笔巨款，一时实非易事。

送走来人后，女主人派人火速召来在湖州的经理夏云寿和在上海的账房夏生耀来家里商量筹款救人之事。

夏云寿与夏生耀都说：“救人要紧，我等即去湖州、上海、泗安各店筹款。”夏生耀并安慰说：“钱财事小，人命事大，请你放心，我一定到外面各店按时把一万银元凑足，保叔父一家团圆平安。”

经过东奔西走，夏生耀终于凑足一万银元，在上海将款项交割完毕。

既然夏家已付赎金，蒋介石决定放人。

蒋介石亲自来到奉化，与夏全木见面。在强调了自己的用心良苦、表达了一番歉意后说：“我们是好请好放，希望以后成为朋友，更希望你不要报官，我现在是在缉之身，你告与不告都是一样。不告，留条后路，‘三次革命’成功以后，你还可能得到好报。”

夏全木喏喏而去。

过了些日子，一切风平浪静。

蒋介石得到的消息是，夏全木回家以后，权衡利弊，终于没有报官。别人问他有没有看清绑架者的面目，他故意回避，谎称无法看清[1]。

蒋介石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此番绑票成功，既为英士大哥分忧，又为革命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总算没有虚度光阴；又想到，做刺客、当“绑匪”，都干得干净利落！蒋介石不免感到些许自得。

也只能是自得。做刺客、当“绑匪”这些事，尽管自己坚信都是为了革命大局，但也是上不了台面，留不得青史的。

况且，这些事的成功，不是真正的成功，真正的成功，是在战场上决定的！他时刻准备着，听从孙先生和英士大哥的召唤，迎接更严峻的考验。

[1]参见严如平主编：《蒋介石和他的结拜兄弟》第15-14页，王舜祁著：《早年蒋介石》第40页。